滦河右岸是一片让人眷恋的土地。它的春夏秋冬是名副其实的，也是色彩斑斓的。当春姑娘撩开面纱，唤醒沉睡一个冬天的黑土地时，也唤来了耕牛和庄稼人。他们开始用一张张犁铧、一把把锄头描绘着春的颜色，于是黑土地上冒出了一片片鹅黄，一层层嫩绿。这鹅黄和嫩绿在汗水的浇灌下茁壮成长，在老哇哇的呐喊和蛤蟆的鼓噪声中，绿得更翠更浓，这便是夏了。当秋风吹来时，这绿色又升华成灿烂的金黄和沉甸甸的果实。而收了秋之后，会有飘飘扬扬的雪花洒下来，大地开始变成了一个洁白的世界。一年中的四个季节，就在这色彩的变幻中完成了一个轮回，土地上的庄稼也由种子变成了沉甸甸的果实。
麦子性子急，等不到秋天，在盛夏到来时就迫不及待地捧出果实，率先在黑土地上描绘出一片金黄。
俗话说，麦熟一晌。连着两个暴日头，麦秆白了，麦叶黄了，麦芒子扎手了。田春林回来的第三天，开镰的时候到了。
割麦讲究起早。一是起早麦子带着露水不易掉穗，二是天凉快，干活舒服，三是可以抢出多半天的时间。田春林和父亲田志和来到自家麦地时，天上的星星还一颗也不少。父子俩一人占住一畦麦子，朝手心吐口唾沫，弯腰扎进麦田。随着两把镰刀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麦田里开辟出一条甬道慢慢向前延伸着。田春林割麦的一招一式，都和田志和一模一样。右手握镰，左手揽麦，割下的麦子不是放在地上，而是夹在弯曲的腿和腰间，等够了一个麦个子，便麻利地打个“腰儿”捆起来。看不见人直腰，身后就立起一个个麦个子。尽管天还迷糊着眼，两人手下干净利落，留下的麦茬子一般高，割过的麦地上也见不到一个麦穗。
这种割麦方式，是田志和从一本书中学来的。他看过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书中萧长春割麦子用的就是这种办法。他原以为是作家瞎编的，试了一下却真的很快，当年在生产队当队长时，他还在社员中推广过这种割麦方式。
但是，只割了一会儿，田志和就感到胸闷气短，喘着气咳嗽起来。昨天晚上，老伴田大妈和田春林知道他身体吃不消，劝他不要来割麦。田志和不肯，说别的活可以不去干，割麦是庄稼院里的大事情，在过来是要举行隆重的开镰仪式的，怎能不来割这第一镰。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垮了，干一点儿力气活就犯这折磨人的哮喘病。
田春林听到咳嗽声，走过来劝父亲回家去歇着。田志和咳出一口痰，呼吸顺畅了些，说在家里呆着没意思，他喜欢这割麦的场面。田春林知道父亲的心思，拎过一个麦个子让他坐下，又顺手拿走了他的镰刀。
用田大妈的话说，田志和的哮喘病，纯粹是当生产队长时瞎折腾，憋气又窝火落下的病根。田志和对咋得的病，心里明镜似的，也知道老伴儿说得有些道理，但他不愿意听谁说生产队的坏话。田大妈每次唠叨这事时，他就会倔倔地说，不是当队长时累的，是生产队散伙时气的！
每个人一生里都会有些恋恋不舍的东西，有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田志和也有这样一个情结，一个至今都让他无法释怀的生产队情结。他望一眼迷乱的星空，摸出烟袋装了一锅烟，拿在手中等着哮喘儿劲过去，脑袋里却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生产队散伙已有二十多年了。年轻人没有赶上，上年岁人对它的记忆也淡化了，偶尔提起来也只是当笑话讲，像“文革”中的忆苦思甜，把生产队说得一无是处。田志和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因为他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和时光，都是在生产队里度过的。生产队给他过烦恼和耻辱，也让他兴奋和风光过。
田志和记事时，正赶上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当时有支歌唱得很响亮：
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锄头，咱们的犁。穷帮穷来种上咱们的地，种地不是为自己，一心要为社会主义……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血是热的，容易激动，即便是庄稼人也是如此。他们被一个个政治口号鼓舞着，每个人的血都沸腾起来，有着战天斗地、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虽然合作化、人民公社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但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还是很快显示了出来。
田志和记得，在老支书田德明的带领下，村里组织了一个“青年突击队”，提出要在三年内把老滦河套里的低洼田，全部改造成稳产高产的丰收田。他们一帮年轻人开渠筑坝、填洼平丘，大年三十儿还忙碌在工地上。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也没有谁发牢骚、计较报酬。那火热的劳动场面，让人激动，让人兴奋，至今难以忘怀。
田志和是在十八岁那年当上队长的。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不久，吃瓜菜代的日子，让国家伤了元气，上边的政策也有些放活。田志和见给了生产队一些自主权，便在滦河岸上开了菜园子，又组织人搞大笤帚加工，很快为生产队积累了一笔资金，置办了全村最棒的牛马车辆。年终分红，工分儿值也一直在全村最高，把一个生产队经营得红红火火。社员们都支持他、拥护他，把生产队当成一个家，拼命跟着他干。田志和当时很有一种成就感和荣耀感，全部心思都扑在了生产队里。
然而，让田志和疑惑的事情很快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种地的明明是庄稼人，地里该种啥却要上面说了算。粮食还没打下来，公社估产的工作队就下来了。县里为了粮食产量过“黄河”、跨“长江”，把亩产量定得高得吓人。社员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顺屁股沟子流汗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从手里过过，就被工作队押着装上挂大红花的马车，拉到公社粮站报喜去了。换回的锦旗越多，庄稼人的肚子越填不饱。有一年县里为了争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交了一亿斤公粮。结果交得庄稼人没了口粮，种田人倒吃起了返销粮。那返销粮是从加拿大进口的黄色苞米面，蒸出的窝头金灿灿很好看，人们叫黄金塔。吃进嘴里却不香不甜，没有一点粮食味。后来人们才知道，这苞米面是人家制药厂提取了淀粉和维生素后的废料，在国外喂猪都嫌没营养，难怪吃不出啥滋味。
中国的庄稼人最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也最讲实际。虽然历史上不乏扶着锄头问“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揭竿而起者，但不被逼得走投无路，还是要乖乖做顺民的。然而，希望一旦破灭，心也就麻木了。日子没了奔头，变成了掉在地上的破罐子。说他们目光短浅也好，愚昧也罢，“阿Q”也中。他们开始消极起来，用那种不知是愚昧的智慧，还是智慧的愚昧，开始发泄着心中的不满。那种火热的劳动场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消极怠工和磨洋工。锄地，地头看得见的地方锄几下，中间拉着锄板就过去了。点种，闭着眼睛大把撒，那苗出来得稀稀拉拉，将来伺候起来会省不少事。至于其他办法，三和尚田自高编了这样几句鼓词：
你撒泡尿来一个点儿，我拉泡屎去蹲半天儿，咱们地头再抽两袋烟儿。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伙儿一块糊弄集体，到头来是自己糊弄自己。
田志和到现在都认为，生产队之所以越搞越糟，原因不能只怨社员自私、觉悟低。也应该像后来评价“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或者“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那样，给个“三七开”或“四六开”的结论。因为搞生产队的那些年里，庄稼人不是根据季节的规律来种地，而是看着政治气候搞生产。一年又一年，没啥大的自然灾害，倒是年年都有政治灾害。没有这些政治灾害，生产队绝不会那么惨。
田志和还记得那年的事。那是一九七四年。那一年中央内部的政治斗争激烈到何种程度，庄稼人不知道。传达到下面的信息，像是阴霾的天空扒开一道缝，露出了几缕阳光。这难得的几缕阳光，让田志和看到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