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波兰事件，一次荣誉之争，发生在“山庄”刚刚结合起来的波兰集团内部，发生在小而紧凑的波兰殖民地里，也就是如今已被他们占领了的“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顺便插一句，汉斯·卡斯托普现在已不坐在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由此迁移到了克勒费特小姐桌上，再转移至萨洛蒙太太那一桌，最后则流浪到了与莱薇小姐同席——这帮波兰人是如此的高雅和富有骑士风度，只要把眉毛一扬，就有了做一切事情的决心和胆量——集团里有一对夫妇，外加一位跟某个先生要好的小姐；除此而外，全都是些殷勤骑士。他们名叫封·祖塔夫斯基，策金斯基，斯特凡·罗辛斯基，米夏埃尔·罗迪果夫斯基，勒奥·封·阿萨拉佩提安，等等等等。一天在“山庄”的餐厅里喝香槟酒，某个叫亚博尔的人当着另外两位骑士的面，谈起了祖塔夫斯基先生的夫人以及那位跟罗迪果夫斯基先生相好的小姐，也就是克利洛夫小姐，说了一些不便在此重述的事情。由此便产生出一系列的步骤、行动和交涉，我们说的那些广为分发、传送的文书档案的内容即以此构成。
现在汉斯·卡斯托普读道：
声明，译自波兰语原文。
19--年 3月27日，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委托安东尼·策金斯基博士先生和斯特凡·罗辛斯基先生，请他们以他的名义约见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要求他循荣誉法规定之途径向祖塔夫斯基先生公开道歉，原因是该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在与亚诺什·特奥菲尔·勒纳尔特先生和勒奥·封·阿萨拉佩提安先生的谈话中，严重侮辱和诽谤了他的夫人雅德薇加· 祖塔夫斯卡。”
上述谈话完成于十一月底，几天前祖塔夫斯基先生得悉之后当即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彻底弄清其所受侮辱的事实和性质。昨天，19--年3月27日，通过谈话直接参与者勒奥·封·阿萨拉佩提安先生亲口提供的证言，确认了谈话所含有的侮辱和诽谤性质，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从而感到有必要立即委托两位在本声明上签字者，授权他们对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提出名誉权的诉讼。
两位受托人发表声明如下：
1，鉴于19--4月9日在勒姆堡由兹斯拉夫·兹古尔斯基和塔多茨·卡迪就拉迪斯拉夫·郭多勒茨基诉卡斯米尔·亚博尔一案所做的记录，鉴于19--年6月18日勒姆堡荣誉法庭就同一案件所发表的声明，以及这两份文件之一致结论：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由于其自身行为一再与荣誉的概念相抵牾，已不宜于视为一位绅士。
2，受托人充分考虑了上述情节之严重性，确认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已完全不能再具有按照要求道歉的能力。
3，受托人认为，对于一个完全无视名誉的人提起名誉诉讼，或者为此而进行调查，对于他们本身是不可取的。
有鉴于此，受托人提请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注意，面对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这样一个人，循荣誉法之途径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将毫无意义，因此建议他提出刑法诉讼，以防止像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这样一个完全不可能履行道歉要求的人对他造成进一步伤害。
签字时间：……
受托人签名：安东尼·策金斯基博士 斯特凡·罗辛斯基
汉斯·卡斯托普接着往下读：
证言记录
事件发生时间：19--年4月2日晚7点半至7点三刻
事件发生地点： D 疗养院之酒吧
事件之当事人：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米夏埃尔·罗迪果夫斯基先生、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
基于其委托人安东尼·策金斯基博士先生和斯特凡·罗辛斯基就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于19 - - 年3月19日的作为所发表之声明，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考虑再三，最后确信两位受托人所建议之对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提起刑法诉讼，已不可能使对方就对他夫人的“严重侮辱和诽谤”做出道歉，原因是：
1，有理由怀疑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届时会按规定出庭，加之其系奥地利公民，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不仅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
2，再者，对卡斯米尔·亚博尔进行法律惩处，也不足以抵消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的姓氏和家族由于其夫人雅德薇加· 祖塔夫斯卡所受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之侮辱、诽谤而蒙受的损害；
加之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间接获悉，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有意于第二天离开此地，所以便选择了最干脆、也是当前情况下他认为最适当和彻底的解决办法——
于是，19--年4月2日晚7点半至7点3刻，当着他夫人雅德薇加以及米夏埃尔·罗迪果夫斯基和伊格纳兹·封·梅林两位先生的面，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就在此间疗养院的亚美利加酒吧中，打了正与亚诺什·特奥菲尔·勒纳尔特先生以及两个不认识的姑娘在一起喝酒的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几个耳光；
米夏埃尔·罗迪果夫斯基先生随即也扇了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几耳刮子，并且告诉他，这是惩罚他严重地侮辱了克利洛夫小姐和他本人。
紧接着，米夏埃尔·罗迪果夫斯基又给了亚诺什·特奥菲尔·勒纳尔特先生几耳光，以报复他对祖塔夫斯基夫妇的无理行为。
再接着，一刻也未耽误，斯坦尼斯拉夫·封·祖塔夫斯基先生也一连串地赏了亚诺什·特奥菲尔·勒纳尔特先生好多个耳刮子，为了他对他夫人和克利洛夫小姐的污辱诽谤。
在整个过程中，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和亚诺什·特奥菲尔·勒纳尔特先生始终没有还手。
记录时间：……
记录签名：米夏埃尔·罗迪果夫斯基 伊格纳兹·封·梅林
对于这郑重其事地连珠炮似的打耳光，汉斯·卡斯托普原本会哈哈大笑，但他目前的心境却叫他笑不起来。他边读边哆嗦，当事者一方行事完全得体——另一方却软弱听话，丢尽脸面，其情景对于他来说可谓跃然纸上，两相对照给人印象极为鲜明，令他激动不已。所有人都这个样子。因此远远近近都在起劲儿研究这波兰人内部的荣誉之争，都在咬牙切齿地进行讨论。卡斯米尔·亚博尔先生进行辩解的传单显得稍微冷静一点；他着眼于指出，封·祖塔夫斯基既然完全清楚，他亚博尔还在勒姆堡就让某些被人操纵的花花公子指证为不能接受决斗，那么他紧跟着采取的挑战步骤就纯属耍猴戏哄人，因为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并非一定得决斗。再说，封·祖塔夫斯基之所以放弃与他亚博尔对簿公堂，完完全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人包括他自己都知道得很清楚，他老婆雅德薇加实实在在给他戴上了一大叠绿帽子，他亚博尔轻而易举就拿得出证据来，还有克利洛夫小姐以她的一贯作风，要是上了公堂同样会丢脸的。至于只强调他亚博尔本人的没有决斗能力，而绝口不提他的谈话伙伴勒纳尔特有没有这个能力，也是封·祖塔夫斯基为了拿前者当挡箭牌，免得自己冒与后者决斗的风险罢了。关于阿萨拉佩提安先生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就不想讲了。可是涉及疗养院酒吧里的那一幕，那他亚博尔尽管嘴尖舌利，喜欢说笑，身体确实是极为单薄，封·祖塔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以及粗壮的祖塔夫斯基在体力方面自然占尽上风，加上跟他和勒纳尔特在一起的两位小姐虽说生性开朗，却胆小如鸡，所以他就劝原本想奋起自卫的勒纳尔特也静静待着，以上帝的名义暂时忍受封·祖塔夫斯基和罗迪果夫斯基合乎社交礼仪的拍拍打打，其实也并不叫人感觉得疼痛，只让周围的人是朋友之间的打打闹闹罢了，结果却避免了不可收拾的斗殴，没有当众演成一场丑剧。
亚博尔如是说，此人自然没多少救药啦。对方提出的材料形成一个荣誉跟卑劣的鲜明对照，他的辩解只能触动其皮毛，加之又不拥有祖塔夫斯基一方似的印刷手段，只能用脱蓝纸在打字机上打为数不多的几份出来散发。相反，那些个备忘录如已经说过的人手一份，连很遥远的地方也发去了。例如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也同样各收到一份——汉斯·卡斯托普看见他们手里拿着，而且意外地发现他俩正埋头读着，紧绷着脸，表情紧张又严肃。他自己的心境使他说不出俏皮话来，却希望至少塞特姆布里尼能来两句。谁知连这位理智清明的共济会成员，据汉斯·卡斯托普观察，似乎也受到了周围蔓延的瘟疫影响，使他收敛了笑容，把那极其令人发噱的扇耳光闹剧真当成了一回事情； 除此而外，看着他，看着这位热爱生活的人健康状况虽说时不时地好像有些好转，实际却日渐恶化，无可挽回，最近一段时间更三天两头地卧床不起，因此既无奈又懊恼同时还鄙视自己，也令卡斯托普心情抑郁。
纳夫塔，塞特姆布里尼的邻居和对手，他的情形也不见得好。他机体内的毛病同样越来越严重；这病成了他在教团里的前程过早终结的身体原因——或者不得不讲：口实；甚至他那优裕而轻薄的生活条件，也没法阻止他病情的发展。他也常常得卧床静养，可说起话来嗓音更清脆，发烧的时候话比以往更多，也更加犀利，更加尖刻。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那种反抗疾病和死亡的意识，也感觉不到在一个卑劣的自然暴君面前败北所经历的心灵痛苦，对于身体状况的恶化，他承受的方式也非忧伤和懊恼，而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自我解嘲和易怒好斗，是酷嗜精神上的疑忌、否定与惑乱；这种情况极其严重地刺激他那对手多愁善感的神经，使得他俩之间心智的争斗日趋尖锐激烈。汉斯·卡斯托普自然只能讲他经历过的那一些。不过他相当有把握的是，他一次都没错过；也必须他这个被教育对象在场，才能引发关系重大的争论。而且，他如果不避以承认纳夫塔的恶毒言论值得一听而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苦闷，那么，他就必须表明立场，说这些言论已全然和经常地越出了健康的界限。
这位疾病患者不具备超越疾病的力量或者良好意愿，而是视世界为病态的，认为它已病入膏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恨不得把自己尖起耳朵听着的学生赶出房去，或者把他两只耳朵给塞起来；因此他极其恼怒，当纳夫塔宣称，物质要想作为实现精神的媒介，那可是太太差劲儿啦。想这么干简直就是发傻。结果会怎样呢？丑陋之极！备受颂扬的法国革命，实际成果却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多么美好的礼物！有人想改善它，实际却传播了恐怖。世界共和国，这才是福音，肯定！什么进步？嗨，那位不断转院的著名疗养客罢了，因为他以为这样会感觉轻松一点。不被承认、然而却暗中广泛传播的战争愿望，就是其表现之一。它回来的，这场战争，而且来了也好，尽管它的情形，不会是发动战争的人希望的那个样子。纳夫塔鄙视四平八稳的资产阶级国家。秋天他们在“坪”上的大街上散步突然遇雨，满世界的人像服从统一号令似的立刻在头顶上撑起了雨伞，他于是借题发挥一通，说在他看来，这乃是怯懦和娇惯的表现，乃是文明的弊病。像泰坦尼克号沉没这样的事故和耸人听闻的事件，虽不新鲜却令人头脑清醒。事后大声疾呼要提高交通“安全”。“安全”似乎受到威胁，总是立刻群情激奋。这真是可悲，其所表现的人性的软弱，跟资产阶级国家经济战场上的残忍和卑劣正好配得上。战争啊，战争！他赞成战争；在他看来，人们普遍渴望战争，是一个相对而言值得尊重的现象。
可是一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把“正义”一词引入谈话，并认为这一高尚原则是内政和外交灾难的重要预防手段时，刚刚才把精神抬上了九霄云，认为它根本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在尘世间获得表现的纳夫塔，又马上不遗余力地质疑精神，并且贬损起精神来啦。正义！它是个值得人顶礼膜拜的概念吗？是个神圣的概念吗？是个一流的概念吗？上帝和自然一样地不公正，一样地有自己的宠儿，一样地有所选择，可以赐予这个冒险的荣誉，给另一个却只安排轻松而平庸的命运。那么有志者呢？对于有志者来说，正义一方面意味着软弱麻木，意味着怀疑本身——而另一方面，正义又是号召他去冒冒失失行动的号角。也就是说，人想要行为举止始终合乎礼仪规范，就必须经常以前一个意义的“正义”修正后一个意义的“正义”——如此一来，这个概念的绝对意义和终极意义何在呢？再说，人之“公正”，都是要么对这个观点，要么对另一个观点而言。剩下的就唯有自由主义了，然而当今之世，这可是连狗也不感兴趣啊。正义自然只是资产阶级修辞学里的一句空话；要想行动，首先得弄清楚所指为哪一个意义的正义：是让每个人享有其固有权利的正义呢，还是让人人权利平等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