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您是专门走访院里的重病号喽？”她问，“您真逗，您真有趣，哈，哈，哈！可您想想，我根本就不重，也就是说，我压根儿就不算，直到不久之前，还一点儿都不……直到不久之前出了这件事……您听好了，看是不是挺滑稽，您在整个的一生中……”她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却嘻嘻哈哈，就这么断断续续给汉斯·卡斯托普讲了自己发生的事。
初上山时她病很轻微——病还是病了，不然不会上山来，也许甚至病得还不太轻，不过与其讲重还是讲轻更好些。作为外科技术虽说年轻但却迅速得到喜爱的新成就，气胸在她身上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手术圆满成功，齐默尔曼夫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可喜的改善，她的丈夫——须知她已经结婚了，尽管没有小孩——可望在三四个月后接她回家去。谁知这时她想要乐一乐，便长途旅游去了趟苏黎世——去的理由除了乐还是乐。她确实也尽情地开心地乐了一回，可在这时却发现必须给气胸加气，就只好请一位当地的医生来干这事。一个挺可爱、挺滑稽的年轻人，哈哈哈，哈哈哈，可结果怎样呢？他把她灌得过饱啦！没有其他合适的叫法，这个词儿说明了一切。他本意是对她好来着，业务却可能不怎么精通，干脆讲吧：出现了过饱状态，也就是说心口憋闷，呼吸困难——哈！嘻嘻嘻！——回到山上挨了贝伦斯一顿臭骂，马上被要求卧床修养。这一下她就成了重病号喽——虽说不是病入膏肓，情况却挺糟糕，糟糕得一塌糊涂——哈哈哈，瞧他那副样子哟，他那副样子真是滑稽！说时她用手指指点着胸部，拼命取笑贝伦斯的模样，笑得自己额头也开始变得青紫。然而最最滑稽的是，她讲，贝伦斯竟大发雷霆，粗言恶语——而在这之前，当她发现自己被灌得过饱了，就已经忍不住好笑！“您简直是自己找死！”她说他冲着她喊，一点儿不转弯抹角，一点儿不隐讳含蓄，“真是一头狗熊，哈哈哈，嘻嘻嘻，您请原谅！”
叫汉斯·卡斯托普莫名其妙的是，到底为什么她要对贝伦斯的声明发出如此清脆爽朗的笑声：是仅仅为了他的粗鲁无礼并且她也不相信他说的话，还是她尽管相信他的话——她必须相信他的话呀——但却认为她有生命危险这件事情本身就可笑得要命呢？汉斯·卡斯托普凭印象判断是后者，她笑得那么像银铃般的清脆，那么鸟鸣莺啭般的悦耳快活，真正只是由于孩子似的幼稚和鸟儿似的缺少脑子；汉斯·卡斯托普对此颇看不惯。尽管如此，他还是请人给她送去了鲜花，只不过自己再也没见着这位特喜爱笑的齐默尔曼太太。要知道，她在氧气袋的支撑下也只多活了几天，真的很快就死在了让电报催着赶来的丈夫怀里——十足的蠢婆娘！贝伦斯宫廷顾问自顾自地加上了一句；正是从他口里，汉斯·卡斯托普得到了她的死讯。
不过在此之前，在贝伦斯院长和护士们的帮助下，富有爱心的汉斯·卡斯托普发挥积极肯干的精神，又已经与另外一些危重病友建立了联系；约阿希姆没有法子，只好跟着他去。他们去看了“两个全都”活下来的第二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在隔壁的房间早已经进行了清扫，熏蒸过了甲醛。另外还去看了一个叫特迪的男孩，他是不久前才从那所“腓特烈儿童保育院”送上山来的；对于这所学校来说，他的病是太重了。再就是去探访那位德裔俄籍的保险公司职员，他名叫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一位好性情的受苦受难者。最后还有自己非常不幸，但却急于博取别人欢心的封·马林克罗特夫人，她也和前边提到的那些病友一样得到了鲜花，而且汉斯·卡斯托普甚至还当着约阿希姆的面，多次亲手喂过她进流食……如此一来二去，他们哥儿俩就出名了，成了一对儿全院尽人皆知的富于悲悯心肠的大善人。因此有一天，塞特姆布里尼便叫住了汉斯·卡斯托普。
“哎哟哟，工程师，听说您发生了了不起的转变。您干起慈善事业来啦？您想做些个好事，证明自己人不坏，对吗？”
“不值一提，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点儿没什么，根本不值得宣扬。我表哥和我……”
“可别牵扯进您的表哥！如果您二位引起了人们议论，那牵涉到的实际上只是您，可以肯定。少尉这个人虽然可敬，却生性单纯、理智，不需要教育者操多少心。您别打算让我相信他是领头羊。更重要但也更危险的是您自己。恕我直言吧，您才是生活里的‘问题儿童’喽——我必须关心您。再说呢，您也已经允许过我关心您啊。”
“不错，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次承诺，永久算数。您真是太好啦。再说‘问题儿童’也挺有意思！一位作家有啥想不出来呀！我不知道对这称号是不是可以感到一些个自豪，但无论如何听上去是很美的，我得承认。好吧，我就来谈谈那些所谓‘死神的孩子’，您问的大概就是这个吧。当我有了工夫，就在完全顺便和一点不影响自己疗养的情况下，去这儿那儿探视探视病情危险、严重的病友，您明白，就是那些并非来此寻欢作乐、放荡形骸的人，而是一些濒临死亡者。”
“然而书上明明写着：让死者埋葬掉他们的死者吧。”意大利人道。
汉斯·卡斯托普举起双臂，脸上的表情似乎说，书上写的可多着哩，一会儿写这，一会儿写那，实在是难得选择，实在是无所适从。自然如所预料，这位摇风琴的老兄又发表了一通酸腐之论。可是尽管如此，尽管卡斯托普仍一如既往地洗耳恭听其教诲，并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值得考虑值得考虑，实际上却远远不会为迎合某些个教育主张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因为这个事业在他看来毕竟要有益得多，意义要深广得多，虽说格尔恩格罗斯小姐的母亲说过“一次甜蜜的谈情说爱”，可怜的罗特拜恩死到临头还忙着打小算盘，“灌得太饱”的清脆笑声实在愚蠢。
“两个全都”的儿子名叫劳洛。他同样收到了鲜花，从尼斯进口的散发着泥土香味的紫罗兰，“敬献者：两位关心您、盼您早日康复的病友”。由于匿名的做法已经成了纯粹的形式，谁都知道好事是什么人做的，所以“两个全都”，也就是那位穿黑衣服的、面色苍白的墨西哥母亲，在过道上碰见表兄弟俩时就径直向他们道了谢，同时还语音急促地，不，主要还是通过她那充满哀痛的肢体动作，请求他俩去当面接受她——唯一的，最后的，就快死去的——儿子的感激。他们立刻满足了她的请求。劳洛原来竟是个漂亮得令人惊讶的小伙子，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长着个鹰钩鼻子，两边的鼻翼不停地颤动，丰满的嘴唇十分好看，上方已长出一片黑色的唇髭——可讲话时神情狂热，动作夸张，活像在演戏，弄得两个客人巴不得赶快离开病房回到外面去，而比起约阿希姆·齐姆逊来，汉斯·卡斯托普真的更加着急。要知道，“两个全都”太太身着开司米的黑绸袍，黑色的纱巾在下巴底下打了一个结子，窄窄的额头上横着道道皱纹，煤精一般黑亮的眸子下边吊着两个巨大的眼袋，弯着膝头在屋子里踱过来踱过去，大嘴的一边嘴角悲苦地下垂着，时不时地踱到坐在床边的客人跟前来一下，像鹦鹉似的不厌其烦地用法语述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先生们，你们知道，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先死了，现在轮到另一个了。”英俊的劳洛同样也说法语，语音急促、尖厉，神情狂热夸张，意思是他决心像个英雄似的死去，是的comme heros, à lespagnol, 就像他的哥哥，de meme que son fier jeune frère Fernando, 他哥哥费尔南多就是像一位西班牙英雄那样死去的——他边说边打手势，并且突然撕开衬衫露出黄色的胸部，表示对死神的攻击无所畏惧，他如此折腾到了咳起嗽来，咳得他嘴唇上浮起来一层淡红色的泡沫，咳得他的夸夸其谈再也继续不下去，表兄弟俩才抓住机会，踮着脚尖逃出了他的房间。
两人没再谈对劳洛的访问，也各自都避免在内心里对他的举止做出评判。不过探视来自彼得堡的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的结果令两人都比较满意。只见他躺在病床上，蓄着一部叫人觉得脾气挺好的大胡子，突出的喉结同样显示出他的好脾气；他曾要求打气胸，结果差点要了他费尔格先生的命，现在好不容易才慢慢恢复过来。可因此忍受了剧烈的震动休克之苦，也就是经历了胸膜震荡；众所周知，在做打气胸这种时髦手术的时候，这种事故在所难免。只不过他的情况格外危险，人完全虚脱了，昏厥了，情况严重得不能不中止了手术，宣告了暂时取消。
一谈起当初打气胸的情况，费尔格先生就瞪大了他那好脾气的灰色眼睛，脸颊也失去了光泽；对于他来讲，那次手术必定异常地可怕。
“没做麻醉啊，先生们。好，就算我们这样的人经不起全身麻醉，在这种情况下禁止做全身麻醉，一个理智的人能够理解和适应这种规定。可是局部麻醉达不到深度，只是表面的皮肉麻木了，还能感觉出开了胸，尽管那只是一种遭受挤和压的感觉。我蒙住了脸躺在那儿，为的是什么也看不见，大夫的助手在右边按住我，护士长在左边按住我。我好像遭到了推挤和压迫，其实是我的皮肉给割开了，给翻转去用夹子夹住了。可这时突然听见宫廷顾问先生的声音：‘瞧！’而与此同时，先生们，他就开始用一件钝器——必定是钝器，否则就会提前刺破喽——探触我的胸膜。他这么探来探去，想找出适合于穿刺和灌气的部位，他就这么探着，就这么用器械在我的胸膜上东触触西碰碰——我的先生们啊，我的先生们啊！突然我就不成了，突然我就完了蛋，突然我就说不出的难受。胸膜可是碰不得的哟，先生们，它不让你碰，也不能够碰，它是用肉遮掩起来的禁区，处于孤立和不可接近的状态，永远永远。可现在贝伦斯把它揭开了，还探触它。我的先生们，我感到了恶心。难受得要命啊，我的先生们——我做梦也想不到，除了在地狱里，在地球上竟会有如此痛苦不堪、如此可悲可耻的感受！我昏厥了——一连昏厥了三次，一次眼前一片绿色，一次眼前一片棕色，一次又变成一片紫色。在昏厥之中还嗅到一股臭气，因为胸膜震动影响到了我的嗅觉神经，我的先生们，我嗅到了一股无比强烈的硫黄气味，就像真到了地狱中一样。但是就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我却听见自己笑了，一边呼吸艰难一边却笑了；不过那不像是人在笑，而是一种极其不正经、极其令人恶心的笑；这样的笑我一辈子也没听见过。要知道哟，我的先生们，胸膜给人探触，那味道就像有人极其卑鄙、极其放肆、极不人道地搔你的痒处；我呢，就得忍受这样该死的羞辱，这样该死的折磨！这就是胸膜震动，先生们，愿仁慈的上帝别让你们吃这个苦。”
每次谈起那“可悲可耻”的经历，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都会痛苦得脸青面黑，也非常害怕再回顾当时的情况。再说，他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与所有“高深”的东西完全不沾边儿，希望大家别对他提任何精神和心灵的特殊要求，他呢，也同样不会对任何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达成共识以后，其实他对自己过去的经历反倒讲出了一些挺有意思的故事。在让肺结核撂倒之前，他一直干着火灾保险旅行推销员这档子营生：从彼得堡出发，他东跑西颠、走南闯北，足迹踏遍了整个俄罗斯，目的是访问保了险的工厂，勘察经营已出现隐忧的企业，因为统计表明，火灾多数都发生在那些经营正好有问题的厂矿里。因此他就被派出去，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摸清楚一家企业的底细，然后向自己的银行打报告，以便及时通过增加再保险或者重新分摊保费来避免重大损失。他讲在广袤的俄罗斯帝国进行冬季旅行，说他乘着雪橇，盖着老羊皮被子，整夜整夜地在严寒刺骨的冰天雪地里赶路，有时候半夜醒来突然看见有星星在远处的雪野上忽闪忽闪，原来啊那是成群的野狼的眼睛。旅途中随身用木箱带着冻起来了的给养，例如冻得像白面包似的白菜汤什么的，到了驿站趁换马的工夫赶紧化开来食用，那味道吃起来跟刚烧好一样地新鲜。可倒霉的是半路上突然碰上融雪天气，这时候原本是冻得一块一块的白菜汤就流泻出来啦。
费尔格先生就这么讲述自己的故事，讲着讲着就叹一口气，最后却说，一切原本都挺美好，只是希望千万别再来给他做什么气胸。他讲的没有任何高深莫测的内容，可却实事求是，异常中听，对于汉斯·卡斯托普尤其如此，似乎能听听俄罗斯帝国及其生活方式，听听它的大铜茶炊、它的鱼肉馅饼、它的哥萨克人，听听它那些洋葱头塔楼多得像一排排蘑菇的木头教堂，他觉得真是带劲。他还让费尔格先生讲当地的人种，因为他们属于北方的种族，在他眼里就更增添了异国的情趣；因此便讲到了他们血统里的亚洲成分，他们高而突出的颧骨，他们如芬兰人或蒙古人一般细眯眯的眼睛。汉斯·卡斯托普活像一名人种学家似的专心听着，不时还要求人家用俄语讲述——只听那柔滑无骨、富于异国情味的东方口头语，从费尔格那好脾气的胡须底下，从他那好脾气的大喉结中，快速、利落地啵啰啵啰涌流出来——小伙子更是听得如醉如痴，仿佛他又一次偷食禁果，悄悄闯进了教育的禁地。
哥儿俩常常去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病房里待个一刻钟。其间也去探视来自“腓特烈儿童保育院”的小男孩特迪。这孩子十四岁，生着一头金发，外表文雅、讲究，穿着一套系腰带的白绸睡衣，有一名护士单独陪护。他自己讲是个孤儿，而且挺富有。他正等待动大手术，医生试图摘除他已让虫子钻坏的部分肺叶。有时候他自我感觉良好，便会下床一个钟头，为的是能穿上他那漂亮的运动装，去楼下参加参加娱乐活动。女士们爱逗他玩儿，他则喜欢听她们闲聊，例如聊艾因胡夫律师和穿改良裤子的那位小姐以及芙棱茨欣·奥伯尔丹克的事。然后他又躺到床上。就这么着，小男孩特迪漂漂亮亮地打发着时光，像是要明白地宣告，他别无他求，对生活指望的永远只有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