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利亚·纳夫塔确实是位思想者，喜欢沉思默想，不只研究一般学问，而且还作经典的诠释，因而常与拉比讨论其中的字句，发生争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当地，而且不只在他的教友中间，他算得上一位见多识广的特殊人物——在宗教问题方面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亦如此，虽说还没有达到十分使人疑惧的程度，却已经超乎寻常。他身上带着某个特异的教派的味道，像获得了神的信赖，跟巴尔·谢姆或查迪克一样，是位异人，事实上他也真的治好了一个满身脓疮的妇女和一个疯癫少年，仅用血和咒语。然而，正是他身上这一与他职业的血腥味不无关系的神秘色彩，使艾利亚·纳夫塔遭了殃。在一次民众暴动的狂潮中——起因是两个基督教儿童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他让人残酷地处死了：他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吊在自家被纵火焚烧的房子的大门上。他的妻子尽管害肺痨病卧床不起，还是带着孩子，莱布和四个弟妹，哭天喊地地远走他乡，逃命去了。
多亏艾利亚未雨绸缪，早有打算，遭到不幸的一家人还不是一贫如洗，得以到福拉尔贝格的一个小镇上落脚安身。在那儿的一家毛纺厂中，纳夫塔太太找到了工作，直干到筋疲力尽，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则上了国民学校。可是，这样的学校提供的精神食粮，只满足得了列奥的弟妹们的水平和需要，对于他这个老大却远远不够。从自己母亲身上，他得到了肺痨病的胚芽；从父亲身上，除去纤弱的体态，他却承继了超乎寻常的聪颖和其他 一些精神品质，使他心中早早地滋生出自命不凡的抱负，执著地追求着更高贵的生活方式，热烈地渴望着摆脱贫贱的出身环境，渴望着出人头地。放学以后，十四五岁的列奥自己找来许多书读，无定规地、急不可耐地增长学识，提高领悟力。他所想所说的事情，常常令他病弱的母亲惊吓得仰起脑袋，把两只瘦骨嶙峋的手向老天伸去。在上宗教课时，他的气质和他的答问引起了县里拉比的注意，这位虔诚而博学的人收他做了私塾弟子，教他希伯来语和古典语言，教他逻辑学，领他入数学之门，以满足其求知欲。然而，这位好心人却没得到好报；时间越往后事情就越清楚，他在自己怀中养着一条毒蛇。就跟当年老子艾利亚·纳夫塔一样，列奥和他的拉比也合不来了：在师生之间常常发生神学或哲学争论，而且越来越尖锐。年轻的列奥是如此的固执倔犟，吹毛求疵，动辄抬杠，而且诡辩起来咄咄逼人，诚实忠厚的老学究真是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最近，列奥好钻牛角尖和抬杠的德性又带上一点革命的色彩：他结识了一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儿子以及这位群众领袖本人，使他对政治热衷起来，在他的逻辑学爱好中增添了一种社会批判倾向。他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足以令珍视自己保皇立场的好拉比毛发倒竖，使得师生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简单讲，事情发展到列奥·纳夫塔被他师傅赶了出来，从此不准再跨进他书房的门槛。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拉赫尔·纳夫塔正好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也是那个时候，就在他母亲刚去世后不久，列奥认识了翁特尔佩廷格神甫。十六岁的列奥坐在所谓玛格莱特卡普园林中的一条长凳上，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地方是镇子西边的一个山丘，在伊尔河畔，可以饱览开阔的莱茵河谷的明媚风光——列奥坐在那儿，堕入了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冥思苦想，这时碰巧有一位叫做“晨星会”的耶稣会寄宿学校的教师来散步，坐到少年的旁边，把帽子放到自己边上，并在修士袍子底下跷起二郎腿，开始读他的祈祷书。读了一会儿，两人便交谈起来，越谈越投机；这样就决定了列奥的命运。这位耶稣会教士是个曾经云游四海的见多识广的人，是位善于识人和抓人的热心教育家，寒酸的犹太少年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虽怨天尤人却思路清晰，没说几句就让他留意起来。他感觉出其中有一股受到压抑的逼人的灵气，进一步发现了渊博的知识和敏锐而邪恶的思维；这一切，跟年轻人寒碜的外表加在一起，只会叫人更加惊异。他们谈马克思，列奥读过他的《资本论》普及本。他们从马克思谈到黑格尔，列奥也读过足够多的介绍黑格尔的书和他自己写的书，要发表几点关于黑格尔的独到见解并非难事。不知是原本好发怪论呢，还是出于讨好的动机，他称黑格尔是一位“天主教的”思想家。神甫笑吟吟地问这话怎么解释，须知，黑格尔作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应该算作地地道道的新教思想家才是啊。列奥·纳夫塔答道，正是“国家哲学家”这个头衔，有力地证明他讲黑格尔是天主教的没有错，尽管他这讲法是信仰意义上的，而非教会教条意义上的。须知——纳夫塔极喜欢用这个连接词；这个词在他嘴里获得了某种不容抗辩的置敌于死地的气势；每当用得上这个词，他的眼睛总会在镜片后边放出光彩——须知，政治的概念与天主教的概念在心理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同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包含着客观的、实存的、行动的、有实现力的、影响着外在之物的一切。与其相对立的是静观的产生自神秘主义的新教范畴。在耶稣会的理论中，天主教的政治精神和教育精神非常显著；统治术和教育，它们始终被这个教派视为自己的领地。他还提到歌德，说歌德扎根于虔信主义，无疑是个新教徒，但却有着强烈的天主教的一面；这多亏他的客观主义精神和有为哲学。他说歌德曾为秘密忏悔辩解，作为教育者，差不多也是位耶稣会教士。
纳夫塔讲这些话，可能因为他真相信它们，也可能是觉得它们有意思，还可能是顺着听者的意思说。他作为一个穷光蛋，必须讨好人家，必须多长心眼儿，知道怎样对自己有利，怎样对自己有害。可是，神甫倒不怎么关心他的话有多少真理价值，而是更注意它们表现的才智。谈话继续进行，列奥·纳夫塔的身世很快就让耶稣会教士有了了解。这次邂逅结束时，翁特尔佩廷格对列奥·纳夫塔发出了邀请，让列奥去“晨星会”的寄宿学校找他。
这样，纳夫塔便得到允许，踏上了“晨星”的领地，那儿非凡的学术和社交气氛，可以想象，早已使他心驰神往。还不只此，事情的转折带给他一位新的老师和保护人，比起前一位来，他更器重纳夫塔的品格，善于发挥他的长处。他是一位大师，由于见过世面，他的善良就其本质而言是冷漠的；纳夫塔极其渴望能深入到这样一位长者的生活圈子里去。跟许多富有灵气的犹太人一样，纳夫塔由本能所决定，既是革命者又是贵族，既赞成社会主义，又做着也能过上足以自豪的、高贵的、少数人才能过的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迷梦。在一位天主教的神学家面前，他情不自禁地做的第一番表白，虽说纯粹是以分析比较的方式说了出来，却是向罗马教会献媚。在他的感觉中，罗马教会是一个既高贵又颇为精神化的力量，也就是反物质、反现实、反世俗的，归根到底是革命的巨大力量。而且，他对罗马教会的这种崇拜是真诚的，产生于他人格秉性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分析的，犹太民族以其现世的务实的精神，以其社会主义的和政治智慧的倾向，自然地亲近天主教精神，而对追求沉思默想和神秘主义的主观感受的新教要疏远得多——正因为如此，一个犹太教徒可以皈依天主教而不在精神上感到勉强，反之，一个新教徒要走这条路却更加艰难。
和自己先前教会的牧人决裂以后，纳夫塔成了孤儿和失群的羔羊，心中充满着对更加纯净的空气、对他天生的禀赋使他有权去过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其时，他早达到自立的年龄，急不可待地准备好改变信仰，这就省去了他的“发现者”所有的麻烦，不费吹灰之力便替自己的教会争取到了这个灵魂，不，应该说这个非凡的头脑。还在接受洗礼之前，纳夫塔已通过神甫的促成，在寄宿学校找到了临时的栖身之所，得到了滋养身心的食粮。他搬了过去，在离开他的弟妹时表现得一如精神贵族似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任随这些智力低下的人去承担他们活该承担的命运，去靠贫民救济聊以为生。
寄宿学校占地广阔，房舍众多，有在校学生近四百名。整个校园包括了几片树林，一块牧场，六个运动场，一幢幢农场建筑，一间间养奶牛的厩舍。学校在供给学生食宿的同时，还兼为模范农场、体育学校、研究院和缪斯神殿，因为在校内经常要演戏、开音乐会。这儿的生活同时是寺院性的和贵族化的。它既严谨又华贵，既快活又克制，既重精神又讲究起居饮食，日程安排丰富多彩、一丝不苟，这一切都使纳夫塔称心如意，深感幸福。一日三餐，他都在宽敞的斋堂中享用着精美的菜饭。在那儿，规定了保持肃静，就跟在校内的所有走廊上一样；只不过在斋堂中央有一个高高的诵经台，一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坐在上面朗读经文，替进餐者解闷。纳夫塔在课堂学习热情似火，尽管肺上不好，下午在运动和游戏时仍拼命充好汉。每天望早弥撒和礼拜日参加做神功，他的虔诚样子必定都叫那些神甫兼教师高兴。还有纳夫塔的社交情况，同样令他们十分满意。每逢节假日的下午，在享用了蛋糕和葡萄酒之后，他总穿着灰色和绿色的校服，衬着硬领，扎紧裤脚口，头戴阔边小帽，跟大伙儿一起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散步去。
鉴于校方对他的出身，对他是个新改宗的基督徒，对他个人的整个境况都给予宽容和照顾，纳夫塔真是感激不尽。似乎没任何人知道，他是免费进这所学校的。学校的规定让同学们察觉不到，他事实上既没有家，也没有故乡。一般说来，不允许让家里寄食品和零食来。要是仍旧有寄的，就拿出来分，纳夫塔同样得到一份。学校的世界主义性质，使得他的种族特征一点也未显露。这儿有些年轻的外国人，葡属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人，看上去比他还更像“犹太佬”，于是乎这个观念便压根儿不复存在。还有一位与纳夫塔同时进校的埃塞俄比亚王子，甚至是个长着一头黑色卷发的摩尔人，只不过气质非常高贵。
在讲演课上，他委婉地表达出学神学的心愿，为了取得有朝一日被吸收入教士团的资格。这样做有了效果：他获准从费用较低和生活较简朴的“二等宿舍”搬到一等宿舍，仍然免费。从此，他吃饭有人伺候，住的寝室也一边挨着西里西亚的封·哈布瓦尔与夏马雷伯爵，另一边挨着从莫德那来的迪·朗果尼－桑塔克罗西侯爵。纳夫塔以优异成绩毕了业，谨守自己的誓言，学生生活一结束就迁进毗邻的修道院，开始过试修士的生活，谦卑地伺候上帝，默默无声地服从，潜心虔诚地修炼。从这样的生活中，纳夫塔获得了无数与他狂热的初衷相符的精神乐趣。
在此期间，纳夫塔的健康却遭到了损害。倒不直接是试修士生活严格之故，因为身体并不缺乏营养，更主要在于心理精神因素。以他的聪明和机敏，试修士的课业对于他的天赋秉性正好适合，并且激励它们更好地发挥。他将整个白昼和一部分夜晚都花在做神功上；他审视自己的良知，沉思默想，静观求索，不知不觉被自己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的狂热所左右，卷进了千万个难题、矛盾和论争之中无法解脱。纳夫塔令自己的导师失望，虽然同时也对他怀着巨大的期望；他用自己诡辩的狂热，用他缺少简单明晰的推理的言词，日复一日地折磨苦恼着他的导师。“那么你又怎么样？”他诘问道，眼镜片闪闪发光……神甫被逼得没法子，只好叫他去祈祷，以恢复内心的宁静：“无论如何，你得静下心来。”然而，他如果办到了，这样的“宁静”就表现为彻底窒息他个人的生活，变他为一个纯粹无生命的工具，一片精神墓园般的死寂，其可怕的外表特征是纳夫塔本人双目失神，对周围一切都视而不见地瞅来瞅去。这样的“宁静”他还是永远别达到才好，它将毁掉纳夫塔的身体。
这些讨厌的情况并没影响指导者们对他的器重，说明他们确实是精神品格非凡的人。两年试修届满，住持神甫把纳夫塔叫去，和他谈话，批准他加入教士团。年轻的经院学者于是在隆重的典礼上被授予四个低等圣职，即看门者、辅祭者、诵经者和祛魔者的职司，并完成“普通的”宣誓仪式，将自己永远许给了教会。随后，他便被遣住荷兰法尔肯堡的神学院深造。
其时，纳夫塔刚好二十岁；三年后，由于受对他有害的气候的影响，加之用功过度，他从母亲那儿遗传来的肺病大大加重了，再待下去定有生命危险。一次咯血让院方警觉起来，在熬过生死未卜的几个礼拜以后，纳夫塔马马虎虎算痊愈了，就被学院遣返回到原来的地方。在他曾经做学生的同一所学校里，他当上了级主任，当上了人文学科和哲学学科学生以及教师的监视者。这原本也是照章办事；只不过，一般人在干这差使几年后还得重新回神学院去，以便继续完成长达七年之久的神学研究。可纳夫塔兄弟不能这样做了，他一直病体欠佳。医生和校领导判定，当地空气很好，管管学生，干点农活儿，对他来说暂时是适合的。这期间，纳夫塔修士得到第一个比较高的圣职，有权在礼拜天做弥撒时参加唱《使徒行传》中的圣诗了——可这个权利他却无法行使，一则因为他完全是个音盲，再则他那病得喑哑的嗓音，也不大适合去唱歌。他呢，也就只停留在辅祭的职位上，没有授副主祭的圣职，更别提主祭啦。这时，他又咯起血来，体温也降不下去，只好由教团出钱让他到山上长期疗养，一养便拖了六年——疗养差不多已说不上，勉强过着修士的清贫生活，收入微薄得很，只好在病童中学里教教拉丁文，聊作补贴……
这段身世以及其他进一步和详细的情况，汉斯·卡斯托普都是在交谈中听纳夫塔亲口讲的。他常去那用绸子包裹起来的小房间拜访他，有时一个人，有时在同席的费尔格和魏萨尔陪伴下；这两位也被他引荐给了纳夫塔修士。除此而外，他在散步时也偶尔碰见纳夫塔，便与他边走边聊，直送他回到“村”里——也就是说，他了解纳夫塔的身世全凭偶然的机会，或者零零碎碎，一星半点，或者听他前后连贯地讲述。他认为它们不只对他本人有意思极了，还鼓励费尔格和魏萨尔也好好注意听，这两位自然照办。不过费尔格提了一下，对他来讲一切高深的问题他都摸不着边，因为只有这次患了肺病，才使他破天荒头一回超出了人生的平庸常规；相反，魏萨尔却喜形于色，他对一个贫贱出身的人交上好运感到欣喜，虽然此人看来暂时受了挫——总不能让树子一直长到天上去呀——染上了和他一样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