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狂欢精神所体现出的互文性特质外，巴赫金提出的“未完成性”、“非确定性”与互文性也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发现了后现代所谓的“未完成性”与“非确定性”：“他们都深切地感到自己内在的未完成性，感到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从而把他们所作的表面化的盖棺论定的一切评语，全都化为了谬误。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大型对话中的主要人物、主角，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索尼娅、梅什金、斯塔夫罗金、伊万·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对自己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的这种认识都是通过思想观点经历的极其复杂的道路，通过犯罪或是建立功勋的极其复杂的道路，才表现出来的。”巴赫金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的人物，认识到人的意义正在于他的未完成性，陀氏笔下的主人公都激烈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定义和盖棺论定。《穷人》中的杰符什金对在果戈理的《外套》中影射出的全部自我非常不满，他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身上认出了自己，他对人们对他作的细致描绘与全面分析非常愤慨，仿佛脱光了衣服在太阳底下展览，完全没有了个人化的东西，人们不但窥探了他的贫穷、隐私，而且他的整个心理活动也被昭示天下，他被剥得一丝不挂，被写成书，让人去读，遭到嘲笑和非议。杰符什金非常气愤，因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便是他的全部，他活着就等于死了，因为他已经被当作一个完成了的客体，处于完成时态，被认识清楚，盖棺论定了。巴赫金认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未完成性及认识的有限性。对此，巴赫金有过一段精彩论述：“杰符什金在《外套》的主人公形象里看到的自己，可以说是从头到脚被人数落过，而且做出了最后定论的：你整个人全在这里了，你再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值得一说了。他感到无可奈何，自己早被别人说死了，定了性，仿佛活着就成了死人，可与此同时，他又觉得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地下室人》和《穷人》中的小说人物拒绝走向完结，拒绝别人给他下定义，拒绝别人的“你不过如此”的评论。这成为陀氏小说人物的特性之一。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带有深刻的多元性的世界。他以教堂为意象论证了陀氏本人的世界观及其笔下人物的这种心灵意识的交汇性、对话性。因为教堂象征着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灵交往，来这里的有严守教规从不犯错的人，也有犯了错想悔改的人，还包括一再犯错祈求饶恕与谅解的人。各种心灵在这里交汇，各种思想意识在这里交锋，各式人物的自我意识在这里斗争，这正是《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灵世界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通过研究，巴赫金发现陀氏笔下人物的意识不是作为逻辑的、历史的关系的形成过程来写，而是与他人的意识平行起来写的，那么就构成一种意识的复调，意识总是参照了其他意识，处于与其他意识的相互作用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的意识，从不独立而足，总是与他人意识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主人公的每一感受，每一念头，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具有辩论的色彩，充满对立的斗争或者准备接受他人的影响，总之不会只是囿于自身，老是左顾右盼看别人如何。”这样，思想与思想总是处于一种相互关系的张力之中，总是处于紧张的对垒状态。
在《关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中，由对话思想引发的互文性思想可以说呼之即出，与后现代无穷后退的思想暗合：
“从对话的语境来说，既没有第一句话，也没有最后一句话，而且没有边界(语境绵延到无限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即使是过去的涵义，即以往世纪的对话中所产生的涵义，也从来不是固定的(一劳永逸完成了的、终结了的)。它们总是在随着对话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着(得到更新)。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都存在着无穷数量的被遗忘的涵义，但在对话进一步发展的特定时刻里，它们随着对话的发展会重新被人忆起，并以更新了的面貌(在新的语境中)获得新生。不存在任何绝对死去的东西：每一涵义都有自己复活的节日。”在巴赫金看来，不存在最终的词，词可以通过不断更新产生新的意义，成为新的组合。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中，他提出：“对所有的旧词、旧事物和旧概念的新感觉……通过暂时使它们摆脱一切语义联系，自由地重新创造它们。”“通过新的用法或新的、出乎意料的排列来更新旧物。”这正是后现代互文性思想的基本内涵之一。琼斯就明确指出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的影响，《语言中的欲望，文学艺术的符号学研究》里的思想多受益于巴赫金，在她的《黑土地，压抑与忧伤》中可以觅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
克里斯蒂娃在介绍巴赫金文艺学美学思想的时候对其成功进行转换，并由此发明出了一个新词——互文性。正如日本学者西川直子指出的那样：“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希腊、拉丁的所谓滑稽性讽刺作品以及苏格拉底的对话的分析，将对话性言述的种种形态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克里斯蒂娃将这些进行了介绍，又将对话原理转换为种种文本相互关联的‘间文本性’的概念。”巴赫金对克里斯蒂娃及互文性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可以说巴赫金的诗学思想是互文性理论的中流砥柱，没有巴赫金就没有互文性的诞生。一方面，克里斯蒂娃推广并拓展了巴赫金的有关思想，另一方面，巴赫金思想对克里斯蒂娃的学术生涯起了关键作用，对巴赫金的宣传成为她学术道路一个较高的起点，成为她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巴赫金是20世纪的思想大师，由于他在作品中表露出来的明显的互文性思想，以至于学者J·乌里斯特沃把他的学位申请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直接换了个名称《文本间关系》，在巴黎宣传并且轰动了全世界。巴赫金提出了人类的理解是通过对其他文本的参照来进行的，对作为出发点的文本可以有两种运动模式，一种指向过去的语境，一种指向未来的语境。继而，他又提出：“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烛照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与克里斯蒂娃不同的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巴赫金将他的文本间性观点指向了主体间性，认为主体间性是文本间性的活水源头。他说，文本之间的对话性背后是个人和个人的接触。他强调如果把对话变为纯粹的文本，取消说话的主体，那深层的意义就会消失殆尽。理解是衔接文本与主体的纽带，自己话语与他人话语之间的转换体现了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巴赫金的时代文本的概念明显地被夸大了，文本的界限被打破，文本由封闭、孤立绝缘、永远自足走向开放、相互联系、不断衍生。传统封闭的文本走向对话、走向互文性，体现出一种文本的狂欢。克拉克指出：“在拉伯雷时代，适合于医学或军事手册的风格和题目‘渗透’到其他文本中去，例如文学文本，在这里，各种专门语言彼此喧哗不休。在巴赫金时代，报纸融入了小说，小说融入了政治宣传小册子。在这些年代，文本超越了在安定的时代一向被认为妥当的文本界限，它游移不定。而且，一旦解释事物的旧有方式已被打破，读解世界的新的策略应运而生，文本这一概念便不再限于书面文献了。”在《长篇小说话语的开端》(此文已翻译成中文，收录在《小说理论》一书中)中，巴赫金甚至指出了中世纪文学中9种不同类型的引用：一目了然的、虔诚强调的、半明半暗的、隐蔽的、半有意识的、完全无意识的、正确引用的、故意歪曲的、有意改变原义的。他认为在中世纪文学中他人言语起着重大的作用：“他人言语和自己语言的界限是模糊不清、难以划定的；时常是故意含混，复杂地交错起来。某些类型的作品是用他人的文本拼起来的，像是拼花艺术。例如所谓‘cento’(特种体裁)，全是由他人的短诗和诗句组织成功的。一位对中世纪讽拟体深有研究的专家莱曼，直截了当地断言：中世纪的文学史，尤其是拉丁文学史，‘是接收、加工、模仿他人财富的历史’。”接下来，巴赫金又举出了中世纪讽拟作品的一个著名例子《基朴里安晚餐》，在这部讽刺作品里，可以发现整个圣经、福音书的碎片，构成了从亚当到夏娃、从耶稣到圣徒的大型宴饮图。这部作品对《圣经》的戏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传统神圣的经典被降格为戏谑的对象。
三、独特的符号圈：尤里·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与互文性的关联
尤里·洛特曼(Juri MLotman，1922—1993)是国际著名的文化符号学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俄罗斯文化讲座》(1994)、《普希金》(1995)、《论诗人与诗歌》(1996)、《卡拉姆辛》(1997)、《论俄罗斯文学》(1997)、《论艺术》(1998)、《符号圈》(2000)、《俄罗斯文化历史与类型学》(2002)、《心灵的素养》(2003)。这套由艺术出版社精编的九卷本洛特曼著作集较为完整地显示了洛特曼的著述全貌。其中，《符号圈》收入的《在思维的世界里》与《俄罗斯文化历史与类型学》收入的《文化和作为意义生成器的文本》、《论巴赫金》的评论文章，展示了他独特的文化符号学思想及文本思想，这也是他与解构主义思想契合之处。
20世纪60年代起，洛特曼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关注，雅各布森、西比奥克、艾柯和克里斯蒂娃都对他作出高度评价。
笔者在考察克里斯蒂娃的学术背景及互文性理论来源时，发现她对洛特曼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环节，但这一事实却常常被学术研究界所忽视。以往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只局限在克里斯蒂娃对索绪尔、巴赫金理论思想的继承，其实，我们还应看到除他们之外，即巴赫金之外的苏联符号学家对她的影响。例如以洛特曼为代表的苏联符号学流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塔尔图学派对她的影响。克里斯蒂娃曾系统地整理过洛特曼的著作，很难排除在整理研究的过程中洛特曼不对克氏产生影响，而被学界公认的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思想的来源之一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与洛特曼的符号学思想有交叠之处，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思想实际上吸纳了洛特曼的符号学源泉，这是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