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潮之一的互文性理论传入中国至今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国内的互文性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内目前唯一的一部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进行研究的专题性著作，陈厚诚与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并没有将互文性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纳入研究视野，所以这项研究在国内仍属空白。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这些研究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日渐呈现出其重要意义。国内的互文性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80至1990年：初步译介与引进阶段；（二）1990至2000年：继续发展阶段；（三）2000年迄今的深化拓展阶段。
1980至1990年：初步译介与引进及其研究成果
从1980至1990年这十年是互文性初步现身时期，伴随着结构主义在中国登陆和译介，有关互文性的思想开始与其合流并悄悄地潜入中国知识界。
在译介方面出现了下述成果：
李幼蒸翻译的比利时著名法哲学家J·M·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可能是国内学者初步接触互文性的最早的可考的历史，在该译著里译者将互文性译为文本间性。该译著问世于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据译者介绍，最早译出在1979年，这证明国内学者在1979年时已经接触到了克丽斯蒂娃及其互文性。但由于作者的哲学视角与结构主义的主题，全书涉及互文性的篇幅极小，总共只有下面这几行字：“任何文本都不会只产生于一位作者的创造意识，它产生于其他文本，它是按照其他文本所提供的角度写成的。因而克莉斯特娃谈到文本间性，它与文本内的文本(斯塔罗宾斯基语)，与一切文本的密切关联，即重叠和组合，以及与功能关系及其不断变化的结构有关。”这段文字大概是国内学者最早接触到的有关互文性的资料，但它却犹如小树发出的嫩芽，虽然细小甚微却透露出勃勃生机，吸引了国内学者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的兴趣。据中文译者在后记中交代，布洛克曼这本书的德文原版发表于1971年，1974年译成英文，1977年秋由中文译者李幼蒸先生根据荷兰D·Reidel公司的英译本译出初稿，1979年译毕，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当然不排除国内学者对国际研究的即时跟踪即通过第一手资料了解到互文性理论。较早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文论的学者张隆溪曾在1981年发表于《读书》上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钱钟书先生曾对文论引入中国产生焦虑，并对克丽丝蒂娃等的理论提出了批评，但批评什么、具体情况如何却无从得知。
1987年《上海文论》第5期“外国文论”专栏发表了由张寅德翻译的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该文详尽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了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文中巴特谦逊地称他的文本理论思想全部来自克里斯蒂娃(在该文中译为克丽斯特娃)关于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iva)的译名，国内学术界并不统一，有克里斯蒂娃、克丽斯特瓦、克里斯特瓦等多种译法，为了论述方便，本书一律用克里斯蒂娃的译法，引文中则以原文为准，以示准确。他明确地说：“隐存在这一定义中的主要理论概念都出自朱丽雅·克丽斯特娃：意义活动、生产力、意义生产过程、现象型文本、基因型文本以及互文性。”在互文这一小节中，借助于巴特较为清晰的描述，国内学者较早接触到了互文性这一概念：“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时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重新组织。进入文本并在其中得到重新分布的有法典段落、惯用语、韵律模式以及社会言语拾碎等等。”。巴特在这里就提出了应该将互文性与影响研究区分开来。他说：“因为文本之前与周围永远有言语存在。互文性是各式各类一切文本的条件，当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某种起因与影响的问题。互文是一个无名格式的总场。那些无名格式的来源很少能够被人发现，它们是无意识的、自动的、引用时不加引号的引文。”这样，互文性借助罗兰·巴特思想在中国的译介而成为进入中国的又一途径。
1988年，由谭大立翻译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司格勒斯的《符号学与文学》一书中已经包含了互文性的思想：“然而作为一个文本，一个作品片断，必须被理解为一个人或一些人，在一特定的人类历史时刻，运用特定的表述方式的产品，它从个体读者的解释姿态中获得意义，这些个体读者运用他们可以获得的语法的、语义的和文化的代码。一个文本中总是回响着其他文本的声音，它是已经取代了其他各种可能性的选择的结果。”
在研究论文方面有如下成果：
1981年，张隆溪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开始向国内系统介绍西方文论，在国内引起瞩目。在这些介绍文章中，《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十分重要。该文曾提到钱钟书在西方文论进入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对术语的偏爱、故弄玄虚等的批评。他说：“对于脱离创作实践的空头理论，钱先生不甚可许。他强调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多从作品实际出发，加深中西文学修养，而仅仅搬弄一些新奇术语来故作玄虚，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毫无补益；他举了一些现代法、美文论家滥用‘结构主义’的例子，批评了象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这样一类人的理论。”从上面这段话的确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克丽斯蒂娃的批评，但批评其什么，为何批评，作者并没有提及。接着，在张隆溪另一篇论文《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中，在论及德里达的“印迹”这一概念时，粗略介绍了克丽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并最早提出了其与中国诗文中用典的相通之处，但不是互文性的专题论文，所占篇幅不大。
盛宁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上的《文学本体论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关于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两点思考》一文中提到：“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由语言符号构成的、与现实世界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语言产生的；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个由文学传统的积淀形成的文学世界，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后来的文学都是过去的文学的改写，当然，这些人中的看法也不相同，有的偏重于对故事性的考虑，强调作品主题的重复再现，于是有了所谓神话原型批评；有的偏重于对作品文字风格的考虑，于是有了后结构主义所谓的‘互文性’，有了所谓受语言传统制约的‘弱’诗人与突破语言传统的‘强’诗人的区别等。”
同一年(1987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上，戈华的《罗兰·巴特文本理论》较早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了巴特的文本理论，从七个角度阐述了巴特的文本观。巴特从符号学的角度为文本下了新的定义，即文本是能指的天地。作者将复数性作为巴特文本的第二大特征指出来，实际上也就指出了巴特的互文性思想。作者指出：“在巴特看来，任何本文都不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问世的东西，相反，一篇本文中的一切成分都是已经写出的，构成这一本文的原料是无数已经写出的本文的引文、回声、参照物，不过它们不加引号不注署名而已。”一切文本必须与其他文本进行参照，文本构成了文本的海洋，文本无所谓谁先谁后，而是同处于一个文本的大网之中，新的文本从旧文本的聚集处提取营养，产生新的文本：“当我们看到一则本文时，它背后已经无形中存在一片本文的海洋，每一本文都从那里提取已被读过和已被写过的段落、片断、片语只字。”。此外，作者还指出了作品与文本的不同，对巴特的快乐文本和极乐文本作出了较早的解读。只是在他那里，快乐文本被称作阅读作品的愉快，极乐文本被称作阅读本文的欣悦。
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的义行的《当代符号学对结构主义的突破及符号学文论的几个学派》一文中，作为符号学文论的一个派别，他简略地提到了“太凯尔”集团及其互文性思想。
余碧平发表于《复旦学报》的《文本与诠释：当代解构哲学与诗学论争述略》是一篇论述德里达与伽达默尔诗学异同的文章。文章认为对海德格尔的不同继承导致了德里达强调诠释的不确定和伽达默尔强调诠释活动的“善良意志”以及“视角融合”的两种结果。文章在论及德里达的文本观时引用了《解构与批评》中的一段话：“文本不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写作集子，不是一本书里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它是一种起区别作用的网状结构，是由各种踪迹织成的织品，这织品不停地指出其自身之外的东西，指出其他起区别作用的踪迹。”“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这段话里隐含了明确的互文性思想，与伽达默尔不同的解构的诠释观，解构就是认为意义具非确定性，意义总是指向其他意义，总是在延异、踪迹和替补中突出自身的无法确定性并指向其他意义。在介绍了德里达的解构诠释观后，文章旋即指出了德里达的文本观是互文本(inter-texts)的，文本的意义总是指向另一个意义，一种诠释意味着引出另一种诠释，这样意义就滑入到无边的深渊，永无止境。
以上文章虽然涉及了互文性，但都只是零星的提及，缺乏系统型和全面性。对互文性作出较早、较为详细的介绍的，要数汪耀进在翻译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时对其作出的评介性文章《罗兰·巴特和他的恋人絮语》。在文章中，他将互文性翻译为“文互涉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早期传入中国时互文性的名称还不像今天这样稳定，各家对其的翻译不尽相同。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他直接指出巴特在文互涉上构造他独特的文本理论：“文本构筑在无法追根寻源的、无从考据的文间引语，属事用典，回声和各种文化语汇之上。由此呈纷纭多义状，它呼唤的不是什么是真谛，而是碎拆。‘作者’既不是文本的源头，也不是文本的终极。他只能‘造访’文本。”
在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读》中译本中，后结构主义一章中对于互文性也仅仅是寥寥数语。在讨论巴特的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时，伊格尔顿接着说：“一切文学文本都是由其他文学文本罗织而成，但这种说法不像传统那样，以为文本带有影响的痕迹，而是更激进的说法：每个字、片语或片段都是先前或周遭其他写作的再造(reworking)。无所谓什么文学的‘原创性’(originality)，无所谓什么‘第一部’文学作品，一切文学都是‘互参文本’(intertextual)。”互参文本是台湾的译法，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谈的互文性。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互文性传入中国的早期，缺乏系统性、全面性，更多地表现出片段化，但这些片段却犹如点缀在文这一织物中的水晶宝石，熠熠生辉，发出耀眼的光辉，引导着人们兴致盎然地来了解它的全部。
以上文章对互文性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先导作用，是国内互文性研究的急先锋。
1990至2000年：继续发展阶段及其研究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为互文性在中国的接受打下了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国内对互文性的研究开始发展，出现论文的数量也相应增加，直接以互文性为题旨的论文达到20多篇，随着研究数量的增多，开始出现几条明晰的线索与研究方向。
其一，理论研究方向。
长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史忠义教授在2000年发表了《20世纪法国小说诗学》。在该书的第四章“文本论”的第二节论述了克里斯蒂娃的文本作为生产力的双重性质。第一重，文本与其所处的语言关系是一种破坏与建立的新型关系，人们可以通过逻辑类型或数学手段来解读文本，而不仅仅依靠语言学手段来解读。第二重，文本是许多文本的排列与置换，具有一种文本间性，在一文本的内部空间内总是与来自其他文本的陈述成分相调和、交汇，文本具有多元、多语、复调的特点。作为文本定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文本间性在该章第三节“克里斯特瓦的‘文本间性’概念”中得到较为详尽的描述。首先，作者指出了一些批评家认为互文性就是引语这种误读；接着，系统地把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还原到最初诞生的语境中去，从小说的诞生、小说本体论和复调小说的阐释三个维度来论述互文性的具体内涵。由于该书作者精通法文，通过第一手材料对克里斯蒂娃在1970年发表的学术著作《小说文本，转换式言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中具体涉及互文性的第五章进行还原性的阅读和解析，内容翔实，观点可靠。
史忠义教授指出，克里斯蒂娃通过分析法国第一个小说家安托万·德·拉萨勒(Antoine de La Sale，约1385～约1460)的小说《让·德·圣特雷》得出了互文性的五大内容。第一，小说体裁中的文化遗产是克氏互文性的首要内容；第二，对市井生活的引述，显形或隐形的引语是克氏互文性的第二大内容；第三，小说文本借鉴经院思想来突出多样化的世界是克氏互文性的第三个具体内容；第四，市井文化或叫卖声文化进入小说文本，是克氏互文性的第四个内容；第五，对艳情诗的借鉴是克氏互文性的第五大内容。在第五章克里斯蒂娃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阐释和发展中也提及了作为对话理论的互文性。克氏这样阐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学词语’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人物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背景的诸多文本的对话。”由于该书将20世纪法国诗学这一宏阔的范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而没有把互文性展开，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但是该书却以20世纪法国诗学为背景，为我们勾勒了互文性的基本内涵及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这方面材料的有益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