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揭开了作家的神秘面纱，美国后现代文艺理论家威廉·斯潘诺斯正是从此意义上对传统作家地位去魅化，与巴特“作者已死”的观点不同，在他眼里，后现代作者依然是文学本体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只是已经与现代主义作家全然不同，作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主宰一切、气度恢弘、全知全能；作品也不再是作家独白的阵地，而是众多声音的复合，在后现代文学中读者的参与显得重要起来。与读者地位的彰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从“神”或“上帝”的位置跌入凡间，他们有数不清的困惑、迷茫和无所适从。卡夫卡的《变形记》、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尤金·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表现了“二战”后西方人的精神危机和走投无路的绝望感，不再肩负历史使命，而是将恐慌、无奈、无聊、荒诞的生活困境揭示出来，在他们那里，生活充满了偶然性。正如斯潘诺斯所说：“后现代作家不明言小宇宙，他本人从世上的瞩目中悄然隐退。他在无比消极冷漠的距离之中，在一种客观性的呈示之中，漠然地修剪他的指甲。后现代作家是个人生的旅行者，一个明白他或她自己的文化组成角色的男人或女人，而且总是这样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样一位作家的创造性或破坏性行为，带有开拓和探寻不确定性的印痕。”互文性从否定作家的独创性入手，进而否定了作家的至尊地位。在现代主义文学中作家具有全知全能的神学意义，他洞察一切，博古通今，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道貌岸然，为神代言，训诫世人。互文性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引用和转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创性作品，在当前的文本中总能发现前文本的影子，进而消解文本的独创性与作家的神学地位，后现代作家变成写家或者称为写手。后现代精神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还决定了文本不具有永恒的意义，意义处于不断的流动和阐释之中。后现代文学经历了一个去魅过程之后，最终将走向大众文学、大众文化，消除等级制，去除中心，走向巴赫金式的文学狂欢化。互文性与后现代精神如此契合，以致有些学者开始惊呼：“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如今，后现代主义和互文性是一对同义词。”乌里奇·布洛赫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总结为如下几项：一、作者之死；二、读者的解放；三、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四、剽窃的文学。这不是互文性的文本观又是什么？
互文性产生的社会背景：
1968年五月风暴
1968年5月，一场席卷欧洲大陆的学生运动突如其来，其来势之猛烈完全超出当局的估计，很快在拥有5000万人口的巴黎，就有1000万人参加了停课、罢工、游行，工人与学生联合起来反抗现有的秩序、现有的制度，一度使法国国势濒危，摇摇欲坠。统治了法国十年的戴高乐不得不慨叹，局势已经无法掌控了。但是，学生们的愿望非常简单，他们针对的不是政权，而是对现存不合理的制度的改革。很快，戴高乐重整旗鼓，重新掌控了局面。这场运动史称“五月风暴”。“五月风暴”虽然在表面上失败了，但它却引起法国的深层变革。此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因为这场风暴后，法国人的思维感觉、谈吐、服饰，或者是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乃至家庭生活、休闲度假都与以往不同了。后结构主义很快成为“五月风暴”后的新宠儿，可以说“五月风暴”引起了人们思考方式的变革，要求打破一切旧的秩序、旧的传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导致了哲学上由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向。
一、革命原因：多种因素的合力促成
“五月风暴”的产生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社会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青年学生的不满渐渐聚集起来汇聚成为一股不可阻断的潮流。1966年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反叛运动，对法国青年影响很大，毛泽东的著作在法国十分流行，毛主席语录被称为小红书，在青年之间流传。被中国的“文革”吸引着，一些哲学家如福柯也开始对中国的“文革”关注起来。美国在这一时候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从1967年起，爆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抗美国出兵越南的示威游行运动。在法国，学生们也常常以反对美国越南战争为理由集会，在他们中流传着各种新式思想，存在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斯基主义、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即毛主义的神话。《新观察家》周刊主编吉达就曾考虑把1968年五月革命与世界形势结合起来理解，非常强调六八的世界意义：“六八年是墨西哥大学生示威的一年，这一学生运动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对美国关系重新定位的一个深刻运动的先兆；同时在波兰华沙，捷克布拉格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变革之风，甚至苏联内部异己分子也初露头角；而也正是六八年，美国承认越南战争失败，同意在巴黎同越南谈判。因而六八年实际上意味着世界战后秩序走向崩溃的转折，而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政治意义的，也是社会与道德意义上的。”这些都对法国青年学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加之现存教育制度的腐败不堪，革命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大学教育制度的严重滞后。自中学以来的严格的会考制，以及进入大学后的填鸭式教育，使学生的心灵被规训临检，被考试巡逻，与教师之间缺乏对话、关系恶化，学生的感受被权威冻结。男生与女生不能正常交往，多次发生男生冲进女生楼来抗议学校的“女生宿舍，男生止步”的制度。不光是精神方面的极度束缚，他们在权力与机构下面噤若寒蝉，丝毫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感受，永远只能静默。除此外，学校的硬件设施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要求。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为60万人，为20年前的5倍。教育设施跟不上学生的需求。巴黎大学有3万学生，图书馆仅能容纳300人。而在教材上依然是因陈守旧、不思改革，19世纪旧的教育制度仍然统治着20世纪的法国。大学教育出现严重的危机，安琪楼·夸特罗其带着申诉的口吻，以一种散文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万两千个学生。一千五百个住校。”教师迂腐不堪，教学质量堪忧，学生们讥讽学校是“知识的自动发动机”及“毕业文凭制造工厂”。农泰尔的大学生开始抨击教育方式：“我们是来学院里寻求精神解放之路的，可学院给我们提供了什么？原始的家长式教育只有利于饲养‘填鸭’，却使我们得了知识不育症……这种教育方式始而使人厌倦，继而令人反感。因为这种教学机械、僵化、死板、平淡无奇、令人觉得乏味。不感到乏味并保持消极思想的学生就只能成为记录教师乏味枯燥话语的抄写员。这些誊本弥足珍贵，因为他们要按教师的要求把它一个标点不差地搬到试卷上去。”即便这样，当时教育部门还试图推进一项高校录取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是让大学挑选自己想要的学生，这对学生而言意味着更为残酷的竞争。这遭到了大学生和中学生们一致反对，大学与中学内的反抗呼声此起彼伏。无法入校、入校后忍受制度的落后、毕业即失业……不满的情绪渐积渐多，随时都有溃坝的可能。
哲学家保罗·里克尔曾在1964年预言：“如果国家不采取适当的办法解决大学的发展问题，那将会招来酿成全国性灾难的学校大爆炸。”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说：“我们过去使用的一套，如有关学生的录取、教师的任命、教材、课程考试、文凭等的规定，今天差不多都成了问题。”但当时他错误地估计了学生运动，错误地估计了教育制度的危机及学潮对社会制度的冲击力，说：“只有那些怕考试的坏学生才聚众闹事……”甚至在运动爆发后不闻不问，还是继续他的出国访问，一度被讥讽为聋哑政权。
工人怎么样？工人的问题早已存在，工人们不满低租金住房，不满企业的落后管理、专制式统治，终于要给予他们的统治者出其不意的一击。在1968年的前一年就有工人罢工，他们提出“同等工作，同等工资”、“要自由、民主”、“工人和学生团结一致”等口号。到1968年5月中旬，工人罢工达到了高潮，雷诺汽车厂的工人举行罢工，囚禁厂长，提出延长休息时间、降低劳动节奏、保障就业等要求。接着，邮局、市政、城市交通、殡仪馆、垃圾工举行罢工，警察控制了加油站，汽车限时限量加油，城市断电，家庭主妇开始抢购生活必需品，国家一度陷入瘫痪状态，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国体。到5月28日，全国罢工人数达到900万，罢工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以致戴高乐惊呼：“这是一股洪流，我无法掌控……我已失去控制。”这与戴高乐政府长期只关心国外事务，对国内事务漠然淡视有着深刻的关系，终于酿成一人揭竿而起，应者成千上万的结局。
戴高乐政府早期对于局势的估计是乐观的，甚至是不解的，因为造反的一代正是幸福的一代，出生于1944年到1950年的一代人不曾经历战争、饥饿和贫困。在戴高乐的带领下，法国人民已经富了起来，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享受，法国的各个领域也在发生着飞速的变化。但是危机还是来临了，仿佛一夜之间风云变幻，一种新的不适出现了。正如社会学家埃加·莫兰在1963年指出的那样：“在舒适中的灵魂不适，在富有中的情感贫乏，在理性化名义之下的根本不合理。”这种灵魂不适表现在19世纪道貌岸然的伦理道德秩序；学校教育中的家长作风；狂热的天主教信徒戴高乐夫人不能忍受与离婚的人同桌同餐；电视台解雇了一名曾露出一个膝盖的女播音员。这些与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不和谐，法国在大量吞噬现代文明时患上了“肠梗阻”，一方面想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不愿打破旧的秩序，恰如戴高乐提出的“要进步，不要混乱”。学生们要求讨论威廉赖希(William Reich)关于压抑与性欲的书，遭到当局的拒绝。最明显的个例是在主管青年与体育工作的米梭飞(Missoffe)部长的演讲中，学生龚本第打断其演讲说：“我读过你的书，六百页的瞎扯淡，性问题你连碰都不敢碰一下。”部长于是失去风度地说：“难怪，从你脸上就看出有这类问题……跳下水游个泳吧……”教育体系中的二元对立、等级秩序激起了学生的不满。把持着权力的部门对学生要求的漠视及其高高在上的姿势无法实现学生要求平等对话的愿望，这些进一步使矛盾激化。
这样，“五月风暴”就成了一个由教育、社会、经济问题引起的政治革命转移至文化问题、种族问题、性和妇女问题的文化运动。
二、革命爆发：五月中的集体狂欢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1968年5月爆发于法国的这场革命是假革命，是一场革命心理闹剧，是一场学生自由欲望同社会秩序的象征性对抗。洛朗·若弗兰先生为他关于五月革命的著作命名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确，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五月革命既涉及政治、金钱、雇主、剥削，也涉及教育制度、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及性行为，可以说它触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运动并没有触及政权，双方都不希望看到流血，这是他们共同的底线。当时的警署长在后来的历史中备受人们称赞，就在于他敢于独自出现在学生之中同他们交谈。他要求他的警员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因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运动来说，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伤亡人数虽有但是极少。而学生们对于政权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正如当时的学生领袖所说，一千万的人都有了还怕什么。这说明当时有冲击政权并获取成功的可能，但是他们普遍缺乏对暴力的偏爱，缺乏夺取政权的欲望，警察和对垒者的仇恨是有底线的、象征性的。因而，正如现有的研究指出的那样，这是一场假革命，被真正的革命派看作荒诞的、如同闹剧般的革命。
革命在文化上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古老的家长制和乡村式社会被现代社会所取代，僵硬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制度日渐淡化，纪律变得松弛起来，许多规则不再起作用，个体开始得到强化，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也不再像以往那样没有一点趣味。从这个意义上说，五月风暴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一场没有野心、没有预谋的革命”。六八的特点在于：没有政纲，没有组织，没有事先计划。抗议一切，反对一切，却提不出任何具体的要求。呼吁人们反抗，却无法指明奋斗的方向。于是，一切现有秩序都成了攻击的对象，他们的目标就是反对秩序，反对结构。正如他们的口号那样：“我们不询问，我们不要求，我们把它拿下，接着就占领。”这就使革命带上了盲目的、冲动的性质，从而陷入无政府主义之中。
这是一场五月的集体狂欢。类似心理剧的狂欢性质是六八的特点之一。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上所说的那样：“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革命变成了成人游戏，只有在游戏中才能得到身心的极度放松。这是一种对平铺直叙生活的抵制，对现有结构的不满，如中世纪的狂欢节般地将平时聚集起来的能量如地震一般突然释放出来。大学生们开始聚集在拉丁区，起初散在角落，然后形成团体，然后发展为示威。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开始用学校灌输给他们的知识反抗这个试图让他们一直做乖宝宝的社会，开始对一向需要他们顶礼膜拜的大师们表露出不敬，他们开始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没有了社会对人的规约和钝化，他们的器官开始感到畅通无阻，沉溺于一种欢快的气氛中。
五月变成了喧哗的、吵闹的五月，狂欢的五月，颠覆了等级，颠覆了秩序。知识工厂只是回答但不发问，当时处于巴黎的名师在学生运动中显然成了配角，他们只有在回答提问时发言，整个五月陷入了热烈的、喋喋不休的学生讨论之中。安琪楼·夸特罗其如实记录道：“由尊师重道所构成的铁丝网其实早已老锈了。质疑就是老虎钳。这个大学，或知识工厂，遭逢头一回野猫罢工。教授们正在被一个个的问题扒掉衣裳。笑，这个立即欢喜自在的亵渎艺术。不一会儿，教授们都成了赤裸的国王。”
学生们开始反问教授，墙上写着：“教授，您老了。”
各式各样的口号贴在学校、工厂、街道的墙壁上，各种手写报、画报、大字报、临时刊物纷纷出现，在这些地方聚集着反叛者最真实的声音：
“无拘无束地生活，毫无顾忌地享受。”
“make love，not war.”
“商品是人们的鸦片。”
“社会是一株食人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