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格网纹四角上的四个三角形两两尖角顶对，实即互相垂直的两个阴阳交午图形（半坡鱼纹常见的图式）中间断开后置入了100格网纹所致；这种处理方式应该是表示河图、洛书源于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数，而太阳历与立杆测影有关，这些联系与原始人类颇为神秘、混沌的思维方式正是十分吻合。关于100格网纹含义的这种理解，还可以从人面鱼纹盆其他纹饰内涵表达得到佐证：陆思贤先生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半坡和姜寨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认为它们与表现月相有关（陆思贤着《神话考古》121—125页；陆思贤、李迪着《天文考古通论》68—70页）。钱志强先生在《半坡人面鱼纹新探》中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作对称连接则构成甲骨文、金文中的“甲”、“癸”二字，代表十干，同时口沿露地线纹的四方八位式分布也可能与表示四时八节有关。孙新周先生同意钱先生的认识并认为十干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孙新周着《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20页），何新先生也认为十干当起源于十月太阳历（何新着《诸神的起源》223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笔者还认为，人面鱼纹盆口沿露地线纹中的四个“|”纹即表示四十数，四个“个”纹为十二数，既与四时八节十二月历法有关，其总数五十二则与月相周期密合，即一年为五十二个七日。总之，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可以得到完整而合理的释读。
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了一座具有远古部落领袖级别和性质的大墓，该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和一柄象征王权的巨型石斧，尤其重要的是在墓主的胸部摆放着一套精心雕刻的玉版及玉龟甲（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1989年，着名天文史专家、对阴阳五行太极八卦河图洛书起源问题有独到见解和卓越贡献的陈久金先生与安徽的考古学家张敬国在《文物》杂志上合作发表《含山出土玉片图形试考》，以下简称《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认为含山玉版刻纹表达了八卦和洛书内涵，而且八卦和洛书就是历法，早在先夏时代就已产生。中国古代文化和文献中有“伏羲画卦”、“洛出龟书”等种种与八卦及河图洛书有关的神话、传说，它们或被视为妄诞、穿凿之事，或被视为中国文化中最深奥、神秘的部分乃至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根，同时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收获极丰，已出土中国新石器时代大量的遗迹、遗物尤其是远古先民的刻画图案尚未为我们所识读。因此，陈久金、张敬国先生这个研究不仅在易学、古代科学、史前文化研究方面具有突破性和开创性意义，而且在史前考古方法论上（即器物纹饰识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启发意义。但是在他们的文章中，如此重要的含山玉版其刻纹却多处画错和不准确：其一，含山玉版上所有的圭形箭标都是被一条中线及其两侧的六条短线刻分为八小块，但《试考》的线图将左上角的一个箭标画成十小块，与原件不合。其二，含山玉版左上角的一个钻孔和右上角挤在一起的两个钻孔均是在角上，即它们既在含山玉版长边钻孔的连线上，也在两个短边钻孔的连线上，但《试考》的线图与原件不合，那三个钻孔不在短边钻孔的连线上，而仅在上端长边钻孔的连线上。其三，含山玉版两个短边及一个长边上均有精心磨制的榫缘，它们将三个边上的钻孔连在一起，但《试考》线图却将榫缘都画在了钻孔内侧，不成为钻孔的连线，与原件不合。
孙新周先生着《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含山玉版线图上边缘的九个钻孔几乎等距离分布（若将右上角理解为挤在一起的两个钻孔，则上边缘共有十个钻孔），与原件不合；王蕴智先生《远古符号综类摹萃》因图案太小，含山玉版自中心八角星纹散射出的八个圭形箭标中左下角的一个，仅能看出被分割为六小块，与原件不合。最潦草的是已故着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江阴祁头山遗存的多文化因素》（《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考古版）中的附图，含山玉版十二个圭形箭标有的被分割为十小块，有的被分割为八小块，有的被分割为六小块。
关于含山玉版刻纹的含义，按陈久金、张敬周先生的释读，八角星纹外大、小圆之间八等分扇面中的八个圭形箭标指向四方八位，表示四时八节，也是原始八卦的表示方法之一，而周缘钻孔按“四、五、九、五”布数，含于古代太一行九宫学说“每四乃还于中央”（《易纬？乾凿度》郑玄注），故含山玉版内涵表达涉及洛书和十月太阳历。如此说不错，则八个箭标每个均为中线一分为二，各自再用三条短线刻分为四小块计八小块，当演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之义：八个箭标计有8×8=64小块，正与八卦相重得六十四卦相合。含山玉版四角上的四个箭标每个亦均演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成体系，同时其指向四方位亦有四时八节之义，与大、小圆之间的八个箭标合而为十二个，可能寓含一年十二个月之意（否则四角上的四个箭标就没有必要存在和刻画）。如果《试考》的释读成立，则本文此处的理解亦是有据。至于含山玉版周缘的钻孔，尤其是右上角两个钻孔挤在一块，玉版两个短边和一个长边精心磨制榫缘将钻孔连在一起，均是富含深意之作。因非本文主旨，这里暂不作释读（可参见拙着《伏羲画卦》）。
我们知道，考古学及有关史前研究中存在着几个非常重要又非常困难的环节和领域：一是器物纹饰的含义和识读，二是史前人类精神文化（含科学文化）的面貌和发展历程，三是有关史前时代的神话、传说及文献方面的真实性问题与混乱状况。相对于史前时代而言，由于文献产生的年代太晚，提供的信息极为有限，而且往往难辨真假，所以目前对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仍是猜测性质，缺乏一些确凿可靠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方面认为文献中的那点信息不可靠，一方面将西方的一些原始文化理论（或文化人类学理论）如图腾、神灵、巫术、“蒙味、野蛮、文明”三阶段论（这些理论基本上来自于对近、现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边缘族群、土着部落的考察）等搬用到史前研究中来，于是我们对史前时代（这里主要是指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了解和认识，除了看得见的物质遗存外，其余都是模糊、混沌的（或者同时套用了一些理论术语），乃至认为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原本只能如此。王懿荣1899年认读甲骨文之前，甲骨文在安阳农民、药材商人、药铺老板那里也不过是一些刻划在龙骨上的线条、纹路。原始人类刻画的图案、纹饰，我们现在尚不知其本来的意思表达，怎么可以用象征性、写意性的方式来绘画并在此基础上推测它们的含义呢？
所谓考古除了发掘以前的遗迹、遗物外，可能就是看看那些遗迹、遗物上有什么刻画、有什么蛛丝马迹，然后据此推断以前的种种情形。但是，目前的考古学、考古研究与笔者这种朴素的想法、有点无知的想法是有区别的。上面笔者对那些器物纹饰含义的理解和推测也许不能说是完全切合原始人类刻画和制作它们的本来的意思表达，但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严格地遵循器物纹饰的本来面目，不管它多么神秘、复杂或者怪异，它们在古天文历法、古代易学知识背景和体系中一般是能够得到顺利地认读或合理解释的（这一点，一方面与“伏羲画卦”天下文明、八卦为历法等中国神话和传说中的重要内容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相契合），反之则反。退一步说，考古研究、史前历史文化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还原工作，往雅处说就是一种科学研究，它要求研究的对象和前提必须是真实的，没有真实基础和前提的研究，怎么能说是“科学研究”呢？
新石器时代那些典型的、重要的器物及其刻画，真正读懂一种、两种或许就解决一个千古谜题或疑难，乃至打开一个未知世界的大门。器物纹饰不能错呀，错了就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