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奇人，在中国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开创，从禹贡学会到古籍的译着和点校，看起来每一样都足以耗费一个人的毕生精力，他却一一做出开拓性的成就，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正如******先生所言，他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真是一语中的。没错，他就是顾颉刚。
1893年5月，顾颉刚出生于文教胜地苏州，祖上曾被康熙赐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后来家境虽已萧条，但门风犹在。顾颉刚上私塾、念小学时传统文化功课皆堪称优秀，
他的女儿顾潮形容父亲性格有两面性：外貌“十分柔和卑下”，生性却是“非常桀骜不驯”。性格的形成，筑根于幼年的经历。祖母是最疼爱他的人，幼时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碰到吃鱼，一定要把刺挑干净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是，顾颉刚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6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一辈子都不会吃鱼。但祖母亦有严厉的时候，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却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 谈起其口吃来历，先生曾心痛地说：“自己口吃毛病是在读私塾时候落下的。”6岁时，顾颉刚入私塾，老师是他祖父的朋友，对他格外严格。他怕背《诗经》里面的句子，越是这样，老师就越逼他，背不出就打他的头，慢慢就有口吃毛病。
在北大，顾颉刚遇见了日后携手在学界打天下的傅斯年、罗家伦。傅、罗乃新一代北大学子的领袖，傅在国文系，罗在外文系，相似的功底与才华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教师当中，顾颉刚最欣赏的则是胡适。而胡适能得到顾颉刚的欣赏更是幸运。
后去苏州念中学，又结识了同样喜爱中国传统学问的叶圣陶、王伯祥等人（顾偏重于经史，与叶、王略有差异），相互砥砺切磋，学问日益进步。及至1916年秋，考入北大中国哲学系，成为同学中的俊秀等等，亦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当时胡适初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其授课水平并不能镇住台下一帮旧学功底深厚的学生，大家第一次听课后，竟想把他轰走。多亏顾颉刚觉得胡适的旧学功底虽然比不上前任教授，却有一套做学问的新思路。顾又叫傅、罗来听课，他们也觉得胡适是位良师。胡适这才站稳了讲台，并在顾颉刚等人的“压力”下埋头做了几年学问。
按理说，有这么好的师友关系，顾颉刚该可以尽情享受求学生活的快乐。可事实上已经成婚的他有许多烦心的事。1917年妻子生完次女即患病，接连两次生男不成的她在顾家连起码的人道待遇都得不到。放假回来，颉刚见妻子已是病入膏肓，反复恳请长辈安排治疗均被拒绝。返校后他无心求学，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只得休学回家。
不久，妻子去世，入殓后第二天，急盼延续香火的长辈便催他赶快续娶。颉刚念及养育之恩未报，经济又不独立，叹自己无法摆脱家长命令，只得承受无尽的痛苦。那年9月，已在吴县小学任教的中学好友叶圣陶、王伯祥邀请他前往游玩散心，并在那里幸运地邂逅了王伯祥的学生殷履安。
顾颉刚新婚之前，好友傅斯年、罗家伦领导北大学子发起了“五四”运动，也许是饱受旧礼教之苦，顾颉刚在家乡收到消息后立即写信鼓励傅斯年将风潮扩大，直到对腐朽的旧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但不久，傅、罗二人的政治热情便冷却了。二人领导“五四”运动出名后，谣言四起，说他们欺世盗名、收受贿赂。这一结局让他们觉得学生群体内部实在复杂，派系林立，相互攻击。他们决定从此不问外事，只钻研最靠得住的学问，以免做无谓的牺牲。
正当顾颉刚万分为难之际，罗家伦来找他了，想让他接手《新潮》杂志，并承诺替他在北大谋一职位。从未想过自己能留校的他听了既兴奋又难过。后来，欣赏顾颉刚的老师胡适出面了，他让顾颉刚做他的学术助手，每月私人补助他30元，出路艰难的顾颉刚终于可以留在北大了。
1920年秋，顾颉刚开始在北大图书馆任职，他一方面要逐一清理馆藏的17万册书，另一方面还要搜集民间歌谣，忙得不亦乐乎。这为他做学问打下了深厚的材料功底，再加上恩师胡适的启发与提携，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学问门道，他决定静下心来研究历代“伪书”，同时考察各类民间故事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状况。
很快，顾颉刚便取得了令胡适欣赏的成绩，胡适频频在北大文史权威教授面前夸赞顾颉刚的刻苦与才华，并带他参加学术活动，顾颉刚因此得到了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文史大家的认同，在学界的师友日益扩大。
然而顾颉刚才享受了几个月的做学问、与师友切磋的幸福时光，便接到祖母中风的消息。当时沈兼士已将他提拔进新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任助教，这该怎么办？顾颉刚最终还是请长假回去尽孝了，收入也因此丧失。还好当时教育部正在实施新学制，中小学教科书亟待更新，胡适给他找了份工作，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每月有50元，大抵能解决一家的日常生计。
这样的教科书编写思路让顾颉刚走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园地，心里觉得“真是无上的快乐”。更让他快乐的是，他在整理上古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从未被人揭示的历史秘密——即“尧舜禹的先后次序”问题。
一般历史书都认为，尧早禹晚，但顾颉刚考察尧舜禹话语的诞生情况后，却发现禹这个人物最早是出现在西周的文献中，而尧舜到了春秋末年的文献才开始出现，传说更早的伏羲在文献中的出现还要晚，于是他形成了日后名扬海内外的“古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与排列的位置恰好相反。西周人只知道禹，春秋末期的人创造了尧舜，并把他们放在禹的前面，传说中的上古史就这样被“伪造”得越来越长。
人们原以为确有其事的历史竟都是传说，尤其是被视为祖先的大禹都可能是假的，这样的文章当然会使顾颉刚一下子成了学界的注意对象，乃至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顾颉刚也因此突然“暴得大名”。 批判他的人自然会有许多，顾颉刚也期望见到有人能拿出确凿的史料来反对他，但理解他的人都很清楚，他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为了表明自己将致力于对历史文献及话语的真伪展开严肃的考证。或者说，就自我专业的定位而言，他将钟情于一种旨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学术生活，同时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同仁选择这种生活，以繁荣中国学界自清中期以来就已形成的典籍辨伪事业。
那一年是1923年，顾颉刚正好30岁，好友傅斯年、罗家伦仍在国外。得知国内学界动向后，傅斯年赞叹“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然而，他在经济上却丝毫没有随暴得大名而“脱贫致富”，相反，成名后的几年倒是陷入了每况愈下的境地，就这样痛苦到了1923年底，顾颉刚最终还是辞职回北大研究所国学系了。
回到北大后，顾颉刚开始了一连串的学术计划，成绩斐然，尤其是那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更是被誉为“2500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他依然不能无忧无虑地做学问。
名气大了后，各方纷纷邀请他兼职、作文、应酬，而他因为经济问题又不得不去。在公立大学里就职长期领不到薪水，家庭生计、购买书籍和做学问均要花钱，顾颉刚因此欠下一堆债务。
其给老师胡适的一封信中就列有：欠家700元，欠适之220元，欠学校250元，欠同乡友人460元，欠储蓄会320元，共1950元。按今天的标准估算，他一年欠了7万元左右的债务。有一次，顾颉刚想到自己为了谋生、做学问，给师友增添了那么多的麻烦，回家后居然大哭了一场。
谁能想到，“暴得大名”之后的北大助教顾颉刚生活竟是如此清苦！
怎么努力也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顾颉刚后来去了厦门大学，成为鲁迅的同事。有趣的是，等他要去中山大学投奔好友时，鲁迅也因为不满意厦大的情况要来广州。他们两人本无多少矛盾，但经大学复杂的人事关系一搅和，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格差异就演变成激烈的冲突。此后，他们均离开了中山大学，唯一不同的是，鲁迅从此告别了教育界，而顾颉刚则还要在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继续寻找纯净的学术空间。
1926年8月，顾颉刚抵达厦门后，林语堂给他换了聘书，改为研究教授。顾颉刚有些惊讶，林语堂只说因为顾颉刚新近出版了《古史辨》第一册，地位比以前更高了。
可国文系及国学院的人并不都像顾颉刚那样缺少心机、容易安置，学界的人心以及人际关系就是如此复杂，顾颉刚、林语堂以及厦大所有的人都被卷入这种复杂的局面，以至哪一方都不能实现“从心所欲”，均是在苦苦挣扎。顾颉刚在厦大的苦很容易理解，他的苦乃是无法安心做学问。他一直设法回避冲突，而不是把事情闹大，即使无法避免，他也能以离开厦大的方式来回避。事实正是，他才来几个月便决定离开了。
消息灵通的燕京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于1927年初给他寄来了聘书，但他去了新组建的广州中山大学。好友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就任了中大的文学院院长，能与学术文化相似的好友共事，况且中大眼下经费充裕，薪水稳定，不仅可以做事，还债计划也可落实，他当然觉得值得一去。
此时鲁迅已提前去了，且不知道顾颉刚也要来，而顾颉刚仍要去，是想此行可以让外界传言他与鲁迅为敌不攻自破。他并不想与鲁迅结怨，否则鲁迅离开厦大时他就不会去送行了。可鲁迅不愿和解，知道消息后声称只要顾来他便走人，以致校方安排顾颉刚前往上海为中大采购图书资料。
他带着一笔经费在上海、苏浙、北京转了4个月，尽情搜集经史子集、档案、地方志、家族志、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等16种社会文化生活史料，共计12万册，自己过足了史料瘾，又为中山大学开展高水平的史学及民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月，顾颉刚回到中大后，鲁迅早已远走上海，其他合不来的人也大都离去了。顾颉刚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讲授《中国上古史》、《古代地理研究》、《孔子研究》、《春秋研究》等课程，主编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起民俗学会，忙得不亦乐乎。各项研究计划均陆续得以开展，教学更是深受学生欢迎。
可不久问题就来了，由于“得势”以及他来校不久便取得了很多学术成绩，同事又开始对他侧目而视，有人甚至说出了“中山大学难道是你顾颉刚一个人的天下”。顾颉刚知道暗中作梗的教授们也是北大出身，且比他资格老，但他们出不了什么成绩，又不期望别人出成绩。这样的人际关系当然会让顾颉刚感到失望，再加上自己的几个月努力虽营造了一些学术风气，但终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恢复当年北大研究所时期的学问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