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路就是从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如果错上加错就离死不远了。规避失败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别人为你的错误埋单。如此一来，某些人便成了传说中的成功人士。我和白门的确是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找到能够为我们的错误埋单的人，或者说我们是找错了对象。
其实我爸爸犯过类似错误，我没能引以为鉴，完全我的失误。
据说我半岁的时候，******就能站着了。我爸爸非常奇怪，这东西也没什么用，如此姿态纯粹是浪费啊？后来他才发现儿子是尿憋的。
现在想来，童年那些岁月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原因是我还没有性能力。人没有性能力，烦恼自然就少了一大半。人们之所以经常怀念童年，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我最钦佩我爸爸了，因为我爸爸是个能人，三十岁他就当上了车间主任。大家都认为他是做厂长的料，有些人甚至还偷偷拍过他的马屁呢。但我爸爸这人生性老实，吃饭的时候只吃面前的菜，放在别处的菜往往一筷子都不动。据说这样的人没有霸气，也成不了什么大器。另外他也不大喜欢应付人事，往往被人装进去了，还不明白呢。为此我爸爸在事业蒸蒸日上时，选择了停薪留职，下海了。最初下海是件时髦的事，虽然我妈并不这么认为。她说："我爸爸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名誉，人一下海，名誉就坏了，跟投机倒把的差不多。"我爸爸却说："生在没名没号的年代，个人的名誉根本不值一提。"对于这句话，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明白。
我爸爸他老人家高瞻远瞩，他认为钱是未来社会的通行证，能折腾钱的人必然大有前途。在下海的第一年里，他老人家盯上了国库券买卖。当时国库券刚刚开始放开流通，所以各地买卖国库券时出现了差价。我爸爸听说，在济南八一年国库券的收购价是一块零三分，北京却是一块零六分，里外里差着三分钱呢。于是我爸爸动员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存款，一个礼拜中跑了三趟济南。后来他又听说合肥的卖出价更便宜，于是又往合肥跑。他先后从合肥、济南买回国库券，然后在北京的市场上出手，一次就能挣上好几百块。前前后后的，我爸爸为了国家债券能够顺利流通，折腾了一年多。据说他会议年挣了一万多块钱，这在当时绝对是天文数字了。
二十年后，上海的杨百万终于浮出水面了，原来他的发迹轨迹居然和我爸爸一模一样，也是靠国库券起家的。但可以确定的是，我爸爸没有坚持下来所以失败了，否则我横波现在就可以做衙内了。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发财这等事往往是传得最快的，或许发财是天下最大的坏事？我爸爸发财的消息不胫而走了，不少人都跑上门来借钱，连不认识的都有。有人要借钱盖房子，有人要借钱结婚，还有人要借钱给爸爸办丧事。我爸爸逐渐发觉，借钱的人没一个是真想还的。他们的理由也非常简单，您都发财了，还能在乎我们这点儿？
后来家里被闹得不勘其扰。我爸爸只得像草头神一样，天天躲在外面，吃不得吃，睡不得睡的，人眼看着就瘦下去了。但借钱的人比我爸爸意志坚强，依然天天上门。他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都动了换房子搬家的心思。就在这时厂长忽然来到我们家，这回我爸爸是不敢躲出去了。
厂长开门见山地说："老横啊，我是请你出山的，你要是希望三顾茅庐呢，我就来三次。"
我爸爸自然不敢得罪厂长，只得陪着笑脸说："我怎么敢呢？我回家也不过是为企业减轻负担。您有事您就说吧。"
原来他们厂的三产要玩完了，有人在厂长面前推荐了我爸爸，说老横是个能人，人家在外面赚了大钱，回了厂子就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如果厂里把他请回来，或许三产就有救了。厂长决定做一回刘玄德，于是亲自上门邀请我父亲回单位，整顿三产，再展宏图。
厂长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你可以放开手脚，随便干，实在不成先来个体内循环也是可以的，只要把三产那帮爷爷给我按住，别让他们胡折腾就万事大吉了。"
当时的人不敢轻易得罪原单位，即使下了海的也一定要保全个番号，万一在外面混不好还能有一条退路呢。我父亲思索再三，决定接手三产，风风光光地做一番事业。
八十年代初，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在开辟三产，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安排富余劳动力的。由于伟大领袖没有能力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利用他们玩了大串联之后，便一声号令把他们扔到农村去了。十几年后这帮年轻人杀了个回马枪，城市的就业压力空前的严峻起来。由于企业都是国家的，不得不为政府排忧解难，于是安排大量人员，往往一个岗位上能出现四五个人。如此一来，国营企业都成了虚胖囊肿的大胖子，没一家能赚钱的。后来又有人建议说，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分流一部分职工，使企业摆脱人浮于事的局面。三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风风火火地在各地搞起来了。当时市场机制并不健全，吃惯大锅饭的职工根本不知道外界是个什么样，所以三产走出去的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了。
我爸爸清楚外面的世界全是坑儿，一不留神就能摔死人。他在厂长的启发下，认为体内循环是三产另辟溪径的好办法。回场后他开始游说厂领导，说应该搞花园式工厂，然后参加全国评选，为局里争争光。厂长认为这个事可以挣来面子，居然被我爸爸说动了。
不久我爸爸带领三产职工，热火朝天地搞起了厂区绿化。这一来三产的工人们总算是有事干了，在外人眼里他们还挺忙活的。
几个月后，在全国的花园式工厂的评选中他们果然拿了奖，厂长被局里点名表扬了。奖杯到了手，厂长终于意识到自己钻进了我爸爸的圈套。绿化这种事是年年干，年年干不完的，再加上我爸爸脑筋灵活，只喜欢在厂区里种花养草，表面上把工厂弄得花团锦簇，姹紫嫣红。但俗话说：水性烟花，花草这东西一年一枯荣。第二年，三产继续向厂里申请绿化经费，于是三产的活儿源源不断，三产职工的工资待遇竟比一线职工还要高些。当时很多人都申请去三产，一线职工的工作热情被彻底动摇了。
厂长本来希望三产能走出去，成为为企业下金蛋的鸡。所谓体内循环的许诺，不过是请我爸爸出山的诱饵。但万没有想到我爸爸这人太过认真，真把原单位当成三产的奶妈了。厂长不清楚我仅仅是个认真的人，反而认为他这人三十六个心眼，一肚子转轴，是有意挖工厂的墙角，所以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要马上扭转。厂长总不好意思马上就食言，只得希望我爸爸能够自我反省。事情上我爸爸执迷不悟，一条路准备走到黑。一年后厂长实在憋不住了，命令道：从今年开始，厂区的绿化工作以木本植物为主。
我爸爸立刻就明白了，单位是要断奶，没准明年三产就揭不开锅了。出于责任心，也是为了手下几十号人考虑，他不得不另想出路了。
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聪明人总能立于不败之地，我爸爸是又聪明又勤奋，在众人眼中是个完人。
三产倒腾了两年花草生意，父亲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了。我爸爸认为三产职工们的生路，还应该在花草上动脑筋。
我十岁时的一个下午，我爸爸带着几个三产职工进了家。众人捧骨灰盒似的，将两株造型高挑的盆栽植物放在桌子上，我爸爸则抱着胳膊，端详祖宗似的左右欣赏着。后来他挥着手说："你们赶紧去弄火车票吧，要软卧。这东西在我家里放着，我看着，万一出了事，我负责。路上，咱们一定要多加点几个小心，最少去三个人。"
有个职工说："买软卧必须得找厂里开证明，处级干部才有资格坐软卧呢。"
我爸爸哼了一声："找厂长开证明去，咱们这两盆花还顶不上一个处长啊？"
当时我和我妈都在旁边听着呢，我们俩都听傻眼了，这是什么意思？两盆花就能顶上一个处极安瓿？而且他们还要去外地？还要坐软卧？去外地干什么？我爸爸早就不倒腾国库券了。
职工们走后，我妈问忧心忡忡地问："你发什么疯呢？"
我爸爸兴奋得脸膛通红，呼吸急促。"厂长那个白眼狼要断了我们三产的财路，嘿嘿，没门。你看见没有？就这两盆花，就保我们三产三年的工资。"
我和我妈依然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两盆花能吃三年？除非是能开出金花来！就是金花值不了那么多钱。
其实社会变革，往往是从金融革命开始的，金融革命又大多带有赌博性质。
欧洲的中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着，金融游戏成了人们发财致富和聚集财富的手段。当时欧洲人相中了东方的香料，这东西又稀有又难得，属于高档奢侈品。于是富豪和市民阶层开始对香料进行大力追捧和炒作，很多人的倾家荡产，其原因仅仅是几公斤香料。一时间，香料的价格朝过了黄金，香料代表了财富与地位。为了追逐香料，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对香料的爱好甚至促成了新航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但随着新航路的打通和大帆船的建造成功，延续了百年香料神话突然破灭了。地中海国家从此一蹶不振，因为他们失去了拳头贸易产品。后来欧洲人又看上了郁金香，炒得更离谱了，一只黑郁金香就能顶一套豪华别墅。直到荷兰人将郁金香彻底产业化，疯狂的郁金香时代才告终结。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酝酿着空前的变革，社会变革就意味着财富再分配。哲人说：资本妖怪往往以最美丽的形态显形给人类。这话精辟至极啊。
当时不少中国的有识之士相中了君子兰，一场类似郁金香或香料的金融轮盘赌逐渐成型了。
那几年，神州大地演绎着一处关于君子兰的壮丽史诗。谁也说不清楚，中国人到底吃了什么药，君子兰竟成了全国最为紧俏的奢侈品，对君子兰的追捧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到处都流传着因为倒卖君子兰而发家的神话，到处都传播着因为培育出新品种而成为富翁的佳话。这个神话的大本营在长春。
当时人普通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但一盆极品君子兰可以卖到几万块。如果拥有一棵极品君子兰，而且能分出小株屡次倒卖的话，一家人转眼就能成了万元户。传说有一个长春的老头，养了几盆品种珍稀的君子兰。他从来不敢让外人欣赏，甚至连儿子都防着一手。这老头伺候君子兰比伺候他妈还尽心，结果某天夜里，几盆君子兰不翼而飞了，天还没亮老头便断了气。
我爸爸曾向我们解释说，桌上的那两盆宝贝就是著名的凤冠君子兰，是兰花中的极品。最近他先后托了不十几个朋友，好不容易才从天津弄回来的，其代价是三产银行帐户里的所有款项。父亲的想法非常简单，他知道这东西太过娇贵，繁殖困难，养育艰难。所以花一到手，他们便准备马上去长春，赶紧转手卖出去。只要花出了手，进项就能翻了倍。有了这笔收入，三年之内职工的吃饭问题就算解决了。如果用这些钱再做点别的生意，也许真能实现赢利呢。
后代的经济学家说，当年全国疯魔君子兰的壮观景象，实质就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只要花没有落到自己手里，就完全可以安全脱身。我爸爸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对这一点他绝对是有所警觉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打算囤积居奇，而是希望尽快传到下一个人手里。
当天他们果真弄到了长春的车票，三个大男人护送着财神花上路了。
我和老妈对父亲的选择向来是钦佩的，这回他一定能延续神话，马到成功，兵不血韧。
让人惊奇的事发生了，当天中午我爸爸就回来了，随手拎着那两盆花，花枝东倒西歪的，毫无生气。我爸爸将两盘财神花重重蹲在桌子上，伸着胳臂打了个大呵欠。房间里立刻充满了酒气，我被熏得差点昏过去。
我妈吓了一跳："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去长春了吗？"
我爸爸冷笑了一声，拎着花健步冲上阳台，哈哈笑着将两盆君子兰扔了下去，只听得哐哐的连声。估计我妈的心和花盆一起碎掉了，她趴在阳台栏杆上，大半个身子都探出去了。我抱住我妈的腰，惟恐她掉下去。结果我妈一扭身子，竟把我给甩出去了。她揪住我爸爸的领子，叫道："你喝了多少啊？你疯啦，你疯啦你，这两盆花八万块钱呢。"
我爸爸豪迈地大笑着："对，转了手就十六万呢。妈的，现在连狗屁都没啦。"说着，他微微一抬手，我妈竟一个跟头摔进了客厅。也不知道我爸爸的勇气是从哪个角落钻出来的，他追上去，一把将我妈按在地上，就像捶麻袋似的，没脑袋没屁股地打。乒乓止身不绝于耳，我们家就跟过年似的。我妈先是高声喝骂，后来变成了蛐蛐，只剩嗡嗡了。
我担心引火烧了身，缩在角落里不敢出来。我爸爸打累了，喘息着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应手的家伙。之后他一屁股坐进沙发里，身体竟缩小了一半。
事实是这样的，他们几个人已经到了火车站，都准备上车了。此时有个同事举着张报纸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说："你们看看，你们赶紧看看。"
我爸爸只看了两眼，腿就软了。原来君子兰的泡沫威胁到了政府的钱包，众多的机关单位也参与其中了，大量共有资金入了花市。政府紧急出台了一项硬性规定，叫什么《有关君子兰交易的若干规定》。主要内容是，一株成年君子兰的售价不得超过500块，超了就犯法。规定中还特别强调，企业、事业单位不得挪用公款参与君子兰的买卖，否则就法办严办重办。
我爸爸二话没说，拉着手下就喝酒去了。之后便出现了我看到的那一幕，天价君子兰被我爸爸摔成了烂泥。
再之后，我们家成了三产职工的主战场。人们习惯性地冲上门来宣泄不满，他们找我爸爸算帐，都说是我爸爸把三产给毁了。后来大家觉得口头抗议不解气，干脆就搬东西了，我们家的电视都让他们搬走了。
我爸爸曾堵在门口与他们理论："三产的钱全是我挣下的，我来的时候你们帐上一分钱都没有。"
职工们冷笑着给了他几个大嘴巴，大家声称要找警察，要找检察院，要查我爸爸的问题。还有人当着我妈的面说，卖君子兰的天津人是女的，我爸爸保证跟她有一腿，他们俩就是冲着三产的钱来的。
这一来我妈可不答应了，揪着我爸爸问他是怎么回事。我爸爸有气无力地说："那女的都快六十了，都闭经了。"
我当时并不清楚闭经意味着什么，但我妈依然认为父亲对她有不忠的嫌疑，从此就没和他说过话。
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闹到最后，警察终于找上门了，他们把我爸爸带走了，说他是挪用公款，投机倒把。我愤愤地在警察手上咬了一口，结果我爸爸给判了三个月劳教，主要罪责是纵容子女欺压执法人员。
再后来，我爸爸在劳教所的厕所里用皮带把自己勒死了，据说火化时眼睛依然睁着。他给我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上只有七个字：千万别做白眼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