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坛子相交，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综合经济部门工作，机关正在兴办经济实体。
一天，来了一个邋里邋遢、但又像个干部模样的人。三十多岁，鼻子在两块颧骨之间鼓出来，向下垂着。两道细眼向太阳穴斜上去，有点儿对眼，一翻一翻的，挺可笑。他说，土地局的，要办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不屑地说：去！一个月批几十个，轮不到你！可后来，有个大领导打招呼，叫批他的公司，我也扛不住，就批了。
于是，我和坛子相识，而且成了酒友。每过几天，我们就会互相打个电话：今天干什么呢？如果说正忙，电话就挂了，也不解释；如果有急事大事在办，一看他的电话，顺手一按免接，不理他；如果说没事，接着就约定时间地点，安排喝酒。
坛子酒量很大，从来没有醉过，但他喝慢酒，一点一点地抿。我喜欢喝快酒，一大杯，两口干。知道酒量不如他，我就和他拼快酒，看着他大口喝的窘态，我心里美坏了。记得有一次，我故意出他的丑，逼他快喝，他争执着不肯，急得我捏住他的鼻子灌了他一大杯，他很顺从很滋润地仰着脖子喝了，也没有醉。等我喝到了量，也不管他，马上找个地方去睡觉。他便会心满意足地回家。
坛子吃海鲜过敏，但喜欢吃肉。每次，我点清蒸鱼、螃蟹、基围虾，他要一盘猪头肉，各吃各的，互不相扰，都很满足。
坛子和我同姓，喝酒时如果再有一个人，而且和他不熟，我就很高兴地说，他，土地局的，我大侄子！人家也会跟着喊，大侄子，喝！坛子嘿嘿一笑，也不恼，只是说，说笑呢说笑呢。其实，他比我还大两岁。
坛子干了几年房地产，闹了几个项目，也有了几个钱，后来机关清理三产，他关了公司，又回到了土地局。那几个钱，他一不买车，二不买房，供他儿子在英国念了十年书，最后成了牛津的博士。其实，坛子就是个衣食无忧的公务员，手上没几个钱。在酒桌上，有人说他，别装穷，你又批土地，又管项目，肯定挣了不少。他端着酒杯停在唇边，一歪脸说，咱是给公家当差，捞钱的事不干。
其实，坛子是个房地产开发专家，二十岁就抱着图板画图纸，后来一直在土地部门工作，国家搞市政项目，常聘用他当项目经理。一旦出任经理，就会给他配车，再遇到相约喝酒的事，他便一脸风光地说，走，坐我车去！但一般是项目做完，他就又没车了。一安排喝酒他就常说，你说在哪儿吧，我打的。我的单位要搞个房地产项目，有一次开论证会，我把他叫了去，在会上，他侃侃而谈，连珠炮似地发问，问得几个设计人员一愣一愣的，人们悄悄说，这是个高手。
起初，我们只下小馆子，冬天吃小肥羊、大锅菜，夏天吃大骨头、咸驴肉。一般是我带酒，他出菜钱。我常说，你小子太精明，我的酒是十八酒坊，一百多一瓶，你这几个破菜五十也不值。他喝得高兴，说，下回换下回换。下回，依然是我买酒，他买菜。我如果有个酒场，方便时常招呼他，他不论远近，一准打车过来，于是我就向在座的人说，这是我侄子，替我挡酒来了。人家说，侄子来晚了，罚三个。他从不介意，说罚仨就罚仨。近几年来，我俩不再愿意下馆子了，总喜欢在家里搞几个小菜。每次来我家喝酒，他总问，买什么菜？其实每次也就是带来一只金凤扒鸡。我也不忘嘱咐一句，带点花生米和小西红柿啊。我们一边吹牛一边喝酒，但从不议论时政、经营以及项目，仿佛那些与我们喝酒无关。一般是我要他快喝，他要我慢点，喝够了，我在床上躺下睡去，也不管他，他便自己走掉了。
现在想来，我俩是纯粹的酒友，每次总是相聚喝酒，每周至少一次。可是也怪，我们俩只是喝酒，从来没有求对方办过什么事，也没有提过什么要求，就是喝酒，喝酒。
我想，人，交往到这个份上，也真算是纯粹的酒友了，可谓君子之交淡如酒，只说喝酒，到酒为止，既没有功利，也没有相互利用，更不算计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