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2)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黄宗智认为，关键在于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么多过剩劳动力如何安顿？只能让他们非常密集地聚在小块土地上劳作，形成小农经济。如果把美国大农场模式搬进中国，会有几亿人不知道该干吗。小农经济造成的普遍状况是长期贫困，一时半会儿饿不死，要吃饱也很困难。黄宗智认为中国自明朝以来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不过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近年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英格兰模式来自种植和畜牧的结合，也不同于东亚模式来自现代科学选种和化肥效益。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源自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过去中国人的食品消费是“八成粮食、一成蔬菜、一成肉食”，现在蔬菜和肉食所占比例提高了。新的消费模式带动农村生产项目的改变，农民投入的劳动力仍如以前密集，但养鸡鸭、种果蔬的产值增加了，所以收入提高了。

这种“隐性农业革命”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口众多，就业不足，传统失业就是无地可耕。一旦农民活不下去，国家就会出乱子。黄宗智认为今天中国的小农经济面临发展契机：第一，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第二，人口膨胀压力受到一定控制；第三，城市化、工业化吸引了很多农民工，其余农民则采用新技术经营农业，比如用塑料拱棚种菜，虽然投入每亩地的劳动力比以前多，但产值也比原来高，意味着用更少的土地吸纳了更多就业人口。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3]认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是稀缺资源，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黄宗智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家庭为了生存，可以在土地上继续投入劳动力，哪怕边际报酬近乎零。如果是资本家在经营农场，那他早就不干了。但是，一个家庭不能不干，不然吃什么呢？

黄宗智也不同意刘易斯[4]的观点。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并存，形成“二元经济”，只要城市化、工业化继续开展下去，传统领域的剩余劳动力会全部被吸纳，收入普遍会提高。黄宗智认为，“二元经济”忽略了城镇较高收入经济与农村较低收入经济之间的非正规经济，比如农民进城打工，非正规经济的规模相当庞大，城镇的工业、服务业再发展，恐怕亦难全部吸纳。

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有没有解决之道呢？黄宗智认为应该“就地解决”，让农民安心种地，使生产出来的东西产值增加，从而改善生活。关于土地的权属问题，黄宗智认为土地承包制应该保留，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小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组织，而不是将土地卖给资本家去搞集约式大农场。一旦土地私有化，农民卖掉土地就一无所有，连非正规经济里的农民工都无退路。农民进城打工风险很大，没有任何保障，万一失业，回到农村还有土地可以勉强度日。

（主讲梁文道）

《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

灵魂深处闹革命

应星（1968-），重庆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著有《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的传统，破坏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应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社会学者，所著《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2001年）是研究上访现象的力作。在维稳成为主流政治话语的形势下，近作《“气”与抗争政治》（2011年）大受欢迎。相形之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2009年）就不那么引人瞩目了。然而在他的“农村研究三部曲”中，这本著作同样极具现实参考价值。

1949年后，新政权面临“人的改造”问题。共产党认为旧社会那套道德逻辑不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必须重新树立新道德，推行新德治[5]，人人都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主要探讨共产党推行的新德治在农村的运作及其效果。

这本书有理论深度，似乎很枯燥，幸好应星擅长叙事，讲了很多令人大开眼界的案例。这本书沿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的地名“柳坪村”——这是个假名，因为按照田野调查的惯例，不能轻易透露调查对象的真名。书中一个核心人物是保农会武装队长王保卓，他虽是贫农出身，却不爱干农活，喜欢掺和事，像个小流氓。他在地主家帮工时勾引人家女儿，被发现后逃往外地。1949年返乡，他积极投入对昔日地主的斗争中，很快当上武装队长。政治斗争形势千变万化，他处事圆滑，见风使舵，总算站稳脚跟。

20世纪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建立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社会成员分类方式，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权力技术，使得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的传统，破坏了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阶级斗争慢慢演化为内部斗争。很少有人能够避免引火烧身，施暴者可能一夜之间沦为受难者。

参与阶级斗争的人经常是在泄私愤，平常看你不爽，这时候抓住机会整你。新政权需要拿“恶霸”的身体来树立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这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于是在庄严宏大的仪式中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阶级斗争破坏了社会约束机制，比如在大饥荒年代，有人偷粮食吃，大家就毒打他，甚至打死他。以前农村对小偷的惩罚适度，现在为什么手段如此残酷？干部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冒犯了，而且担心若不强力镇压，上级领导会认为他路线不够坚定。“基层干部权力的扩展方向必须与国家所规定的斗争大方向相一致，才可能为国家所支持或默许。如果基层干部对粮食偷盗问题心慈手软、迟疑不决，那就必然会遭到上级的严厉斥责或严肃处理。”

人家想活命才偷粮食吃，你们活生生把他打死，抢回来的粮食应该归还人民公社吧？不，领导带头吃了。在这帮人眼中，只要跟对了领导，就能捞到好处。“尽管吃小灶主要是干部们的特权，但是积极分子总是可以或多或少沾点光。这是在生命异常脆弱的时候，为了身体上的自救，甚至仅仅是为了舔点干部小灶上的油星，也使有些人心甘情愿地积极投身到打人的游戏中去。”

有些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借此机会积极表现给领导看，以洗脱地主分子的“原罪”。其中有些人在土地改革中被批斗过，一股怨恨的情绪积聚在体内。他们忍辱负重地活着，那股怨恨终于在新一轮政治运动中找到了宣泄口，以“正义者”的身份毒打偷盗者，从中体验到复仇的快感。

由于害怕遭受身体暴力的惩罚，新的人身依附现象出现了，比如跟着领导走。忠诚无私是党员干部的核心原则，然而在农村贯彻得变形了。掌握资源分配权力的人往往成为普通农民人身依附的对象。

跟随领导残酷拷打偷粮者的积极分子，表现出来的就是变形的“忠诚无私”。

1954年，王保卓成为柳坪村第一位共产党员，此后官运亨通。他一向生活作风不好，对党却很忠诚。忠诚就要对党说真话。1959年闹饥荒，区委硬性分配给他们公社大量粮食征购任务，王保卓调查之后反映说农村确实无粮，结果被撤职。也就是说，真话不能全说，要懂得变通，这才是干部成熟的表现。

那是王保卓第一次受到处分，后来又被起用了。尽管他又因贪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他凭借坦白交代的态度获得党组织原谅。1976年，他终于被“双开”了。有些地主出身的女人，希望依靠成分较好的男人来洗刷阶级阴影，他就经常占这种便宜。在那个讲“阶级出身论”的年代，他与地主子女的性关系被视为跨越了阶级的界限，党组织无法容忍阶级沟壑被身体关系所填平。生活作风是个可大可小的问题，有时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政治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否获得上级的庇护。这次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企图诬陷领导，最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通过一场场政治运动，新政权希望推展新的道德观，然而运动变来变去，以致最终丧失了标准。缺乏理性规范的新德治让人无所适从，人们只好跟着派系走，残酷地斗来斗去。

（主讲梁文道）

《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

乡土社会新涟漪

萧楼（1972-），本名章伟，浙江三门人。社会学博士，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著有《村落的政治》等。

村里没多少人农耕，基本上都在搞“水泥庄稼”——农民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或者出租房屋，然后靠租金吃饭。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著名说法：中国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从中间扩散出去；西方社会则像在捆柴，每个个体是一根柴，一些个体捆成一个个团体，由此构成整个社会。[6]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扩展出去有父母、子女、配偶等近亲，然后是亲戚，一直到村里、乡里乃至全天下的人。

“差序格局”的说法是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是否应有所修正和发展呢？传统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变，动力主要来自1949年后新政权发动的一场场政治运动。费孝通先生晚年对“差序格局”的局限有所反思，曾提出用“场”[7]的概念来补充，可惜未能系统阐述。

萧楼是位很有雄心壮志的社会人类学学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著《夏村社会》，试图延续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思路，发展出一个更新锐的模型来捕捉中国农村的变化，同时跟西方学术前沿进行对话。这本书饱含学术话语，让我感觉作者有点用力过猛，某些观念的澄清似乎没必要巨细毕究，否则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大概是费孝通《江村经济》树立的典范，这类书很多都拿一个村庄说事，假定透过一个样本村就能反映中国农村的状况，尽管研究对象有无代表性尚待商榷。萧楼选择的田野调查对象“夏村”是浙江的一个村落，其实它已经不是传统农村，因为早就城镇化，村里没多少人农耕，基本上都在搞“水泥庄稼”——农民将土地转让给开发商，或者出租房屋，然后靠租金吃饭。

萧楼在夏村做过多年田野调查，试图全景式地描述村庄1976年至2006年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涉及夏村30年的政治、经济、习俗、历史记忆等。在浙江这种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村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外部力量的影响也会融入乡村文化。

《夏村社会》试图告诉我们，传统由血亲、姻亲等人伦关系构成的“差序格局”并未消失，只是新丢进了一块“石子”——职业，个体多了一个职业身份，比如老板、自雇者、雇工等，由此构建出新的关系网。在乡土社会里，这两套关系网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影响，形成动态的“差序场”[8]。

夏村是一个没有农业的村庄，村民要么自雇，要么被雇。除了老板、自雇者、雇工，还有农村常见的一类人——闲人。有些年轻人总是混在一起，晚上娱乐，白天在熟人的店铺里休息，或者在熟悉的工厂里聊天。除少数人被雇为保安、店员，大部分人都在“玩”。

这些人靠什么生存呢？萧楼困惑不解，后来发现其中的奥秘。有个年轻人说，他在并无血缘关系的“兄弟”的店里混，没有工资，也没钱入股，只是有时候帮忙料理一下，然后“兄弟”抛包烟给他，或者一起下馆子。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传统的亲属结构，夏村的年青一代就以“拟亲”的方式修复，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

（主讲梁文道）

《中国在梁庄》

落寞乡村的生存镜像

梁鸿（1973-），河南邓州人。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著有《出梁庄记》等。

在农民眼里，他们只是被拯救者，不是主人翁，好与不好只能被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