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稳定性的追求使得社会行为主体努力捍卫规范和价值体系的行为呈现出一种惯性。然而，有些事件却很难用现存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去解释，必然会威胁到现存价值体系的普适性和稳定性。”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具有高流动性的特征，很多农民的心态处在浮动不安定之中，感到精神迷茫并充满着恐惧与焦虑。具体来说，有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信仰价值体系的不确定性、社会道德标准的模糊性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农民价值观变迁过程中呈现出的矛盾、碰撞与冲突不仅仅只是单纯的观念问题，还反映出农民这一庞大群体对待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基本态度。如果不及时对这些矛盾与冲突加以引导，势必会影响农民对改革的价值认同和对党的政策的价值判断，甚至引发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
从农村经济结构转型来看，由于体制和制度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逐年加大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新问题，使广大农民处于被剥夺、受伤害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极易造成群体间的隔阂，造成他们对那些非法致富群体的愤怒、不信任甚至敌对状况。更严重者，这种心结还会蔓延，造成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就目前农民的行动结构来说，他们流向城市实现市民化转型的行动过程面临着与城市、国家政策和传统身份认同等力量的不均衡的博弈。此外，由于农民大量外出务工，放弃了农业生产，这不仅使得现有的农业生产规模大量收缩，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的或留守的）开始对农业生产渐渐失去了信心。从基层农村政治来看，存在着农民无法平等参与政治活动，政治生活透明度与公开化较低，政治信息闭塞、沟通渠道不畅等现象，当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受到压抑或者渠道不畅时，就会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甚至非法的方式宣泄。
比如，贿赂干部以期改变政治组织的决策、决定，利用“小字报”进行人身攻击，采取暴力手段报复干部等。其中利用民谣“议论时政”就是当前我国农村的一大景观。当前时政民谣呈泛化趋势，千奇百怪、数量可观的时政民谣有某种夸大事实、挑拨和涣散作用，导致种种流言散播，从而影响农民对政策的正确理解和对改革的客观判断。
3.超过社会承受限度的农民价值观变迁导致社会“无序化”状况的发生
现代化的过程是价值观变迁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生外发型的现代化，需要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先进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过程，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一种高度压缩性的快餐式现代化。例如，在还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同时，又要投身到信息化的潮流中；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的同时，又要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残酷竞争中；在个人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同时，高度现代性的协作机制又必须建立起来。这些原本有先有后、相互矛盾的目标压缩在一个时期的实践中，不免会造成价值混乱甚或本末倒置，呈现一种无序性的断裂的局面，而高度压缩性的快餐式现代化需要在新的社会结构内重新分配社会资源，这必然牵动着相关利益群体的神经。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原则的不同个体的价值取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会发生急剧变迁，变迁的过程过于剧烈，幅度过大，有些超出了人们的自我调适和心理承受能力，结果造成价值冲突明显，价值标准混乱。
1970年，格尔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在经济、政治和心理上的生存状态，均存在相对剥夺感，因此寻求通过集体上访乃至更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经济、政治诉求。在乡村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农民价值观变迁中存在的混乱态势在一定条件下会削弱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削弱甚至使政府的统一规范和制约能力丧失，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形成较强的冲击力，从而成为一些群体事件突发的潜在因素。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庞勒指出，“在群体生活中，人的个性会被湮没，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则往往表现为情绪化、煽动性和低智商的特点”。当自身权益被严重损害时，农民就极有可能聚集在一起并伴随着情绪极端化和暴戾化的倾向，产生一些反规范、不合规则的集群行为。由于这种集群行为本身的煽动性，在一些地方还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点，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与事件的导火索并无直接的利益冲突，仅仅是为了借机宣泄长期积聚的不满情绪。近年来，在我国有些农村地区发生的突发性群体事件，都是因为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矛盾未得到解决而引发了大面积的冲突。就如2008年的贵州省瓮安县事件，绝大多数参与者与女学生家人素不相识，而事件的发生集中反映的是基层民众对当地社会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强烈不满。
四、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现实需要
乡村文化生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它超越了感官的物质享受，有着自身的存在价值，也是乡村共同体内的精神家园，农民需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表达自己的世俗关怀，表现自己人生意义。但是，由于受城市文化与工业文明的冲击，传统乡村文化精髓不断被否定，而新的精神文化尚未建立健全，这就使得乡村社会的精神之基出现“沙漠化”的趋势，进而影响到乡村社会的发展。文化价值一旦失落，势必造成文化本身的虚化和人心的散落，最终影响到人们生存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假如我们不去关心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忽视建构他们的人生意义，那么，在传统文化价值已经失去，现代文化价值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他们必然会被其他诸如邪教之类的力量所吸引和影响。乡村文化的价值衰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并不是一夜之间轰然倒塌的剧变，正生活于乡村社会的农民并没有意识到精神的变迁和文化的颠覆，这种“慢性自杀”式的过程更容易麻痹人心，使人忽略掉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不对乡村文化未来的演变方向进行分析以及不重构乡村文化价值，就会忽略乡村秩序的基础。因此，重塑更高意义的乡村文化价值，为新时代的乡村社会筑起坚强的精神堡垒，就成为目前非常现实的问题。
传统乡村文化自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也要求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重建乡村文化价值。例如，保守、安于现状、小富即安、缺乏进取精神等文化特质，已经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必须改变和抛弃的。当然，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原有文化，也不意味着原有文化的彻底消失。尽管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速度在逐年加快，城市占领乡村的势头日渐迅猛，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形态仍将呈现一种长期性的趋势。一个国家的农业绝不会彻底消亡，乡村社会也不会最终解体。在文化领域，将是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相互影响的现状。城市文化也并不必然都代表着先进与现代的文明。事实证明，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对阵中，大量存在和较好贮藏在乡村文化中的不同形态的中华文明精粹也必然在影响着城市文化，尽管这种文化的影响力量在今天看来有些微弱。因此，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必然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既要坚持原有文化的价值精髓，找回被抛弃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内容，如建基在诚信基础上的人际道德观、和谐的生态伦理观等，也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实现乡村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无论如何转型和发展，乡村文化作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根基这一基本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其所面临的挑战如何艰巨，结果不可能也不应该走向消亡，势必还要为传承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外，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理念与先进价值引领乡村文化价值的现代发展，成为乡村文化价值重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创造与变革，乡村文化的现代发展也必须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潮流，转变传统思维方式，追求创新与变革。农民流动的增加则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接触到城市文化，其成就动机和进取精神被大大调动起来，并逐渐接受市场经济的精神。在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愈加认识到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尊重知识的风气正在形成，农民要求掌握技术和提高科技素质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更主要的是，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农民传递自信、创新、进取、开放、独立的精神。这一切都在呼吁乡村文化价值进行现代转变。
如果说，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是必须承受的宿命，那也必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寻找互补与平衡。必须要走出“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模式，跳出“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要超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吸取两种文化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同时对其各自的缺憾也要有所警戒，力求做到“多样下的稳健”发展。文化价值重建势必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这种困难或许是来自于文化自身变迁过程中的局限性，也可能是现实社会环境的文化碰撞。困难不是回避问题的借口，而应该给予我们攀登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