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拥有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影响的乡村地区是不会有自治精神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形成了专制文化，在乡村社会中又形成了族长、长老以及与王权有千丝万缕联系或王权代表的士绅等传统权威的统治。但是，考察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史，仍然在乡村社会的中央集权中发现了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传统。在封建专制的政治文化中发现了由于封建官僚体制只触及到县级政权，有着“皇权不下县”的鲜明特点，县以下则实行以乡绅和宗族头人为经济文化代表的自我管理，从而使得乡村社会存在着长期的自治传统，并建构了具有时空合理性的乡村权力结构、权威体系和价值形态。在传统中国，基层的自我管理通过相对完善、力量强大的家族体系来进行，兼具乡村精英角色即乡绅的治理，人们的组织心理狭隘，在组织认同感上，人们效忠的对象仍然是与他们生活最密切的村民、家庭，对他们的行政组织也只是盲从，国家的观念即使不是没有也是非常淡薄的。由此才有“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说法及家国同构的中央和地方组织形式。
封建社会的所谓“自治”与现代社会的乡村自治有着本质区别。发端于“草根”的村民自治，缘起于乡村社会内部，具有社会自发和自我组织的特点，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整合，此时的自治是一种缺乏民主基础的被动的自治，这种文化缺乏培养公民意识的土壤，培养起的仍然只是臣民意识。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始终欠缺民主成长的环境和氛围。因为，传统的中国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均以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大多数生活也都是在家庭这个私人空间中，他们进行生活的公共领域有限。在有限的公共领域内，除了水利等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活动外，就只有祭祀、敬神等家族、宗教共同事务与公共领域相关。由于所生活的公共领域狭小，农民自然也就不存在太多可以表达自己意愿与权利的空间。
2.建基于民主基础的新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对公民意识的培养
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村民自治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时期，从1980年村委会产生到1988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前。第二阶段是试验时期，从1988年村委会组织法开始试行到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正式施行前。第三阶段是普及时期，从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正式施行后到目前。第四阶段是繁盛时期，自十七大以来的这段时期。村民自治制度是亿万农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被称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如彭真同志所说，“基层群众自治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通过参政议政，逐步锻炼、提高议政能力。农民群众将一个村的事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个县的事情，最后实现基层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对接”。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探索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直接民主的实践形式，也是民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民个体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自主地参与到组成村落公共管理机构并监督其实际运转的政治活动中，真正享有了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去参与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民主自治进程。参与性是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要让占中国人口最多数的农民参与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来，通过行使民主权利使广大农民认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树立起他们的公民意识，增强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村民自治将尊重和保护农民的权利落到了实处，有助于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权利意识的建构是公民意识培养中的首要问题。权利意识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自觉，即意识到自己有各种权利，并能明确地懂得权利的正当性与可行性，敢于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权利的意识。在公共生活中，公民只有认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才能产生主人翁意识。建构公民的权利意识首先就要保障和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因为，权利是公民存在的基础，是公民享有平等社会地位的保障，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取得并维护本人各种权益的依据，是公民谋求全面发展，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公民只有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利，并使之得到合理的运用和保障，才能使其真正承认和感受到公民与国家、公民与社会荣辱相依的关系，才能使其更加积极地关注并参与到各种政治生活中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公民价值。“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才可能免于被忽视”。村民自治制度将村民权利放在村落公共事务的最首要位置，将尊重和保护农民的权利落到了实处，使纸上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凡是与村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都要实行民主决策，必须交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不能由某个人或少数人决定。这一规定体现了村民利益的不可侵犯性，同时保障村民能够拥有充分保护自身利益的自主权；而村务公开制度的实行不但体现了对村民知情权的尊重，而且将村干部的公共行为置于村民的监督之下，赋予村民一定的监督权，树立了村民在村落公共事务中的最高监督人形象，使村民在心理上感受到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
村民自治吸引、鼓励农民参与集体事务建设，有助于培养农民的责任意识。权利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子，相伴相生。随着权利意识的强化，村民必将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社会和国家应担负的义务和责任，能够主动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不逃避和推卸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公民责任就是公民履行与自己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规范预期的职责。包括对民主与法治的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等。公民责任意识的形成得益于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村民责任意识的形成则得益于村民对村落共同体的认同，得益于集体行为对共同利益的维护。村民自治吸引、鼓励农民参与集体事务建设，如修建村级公路、维护灌溉设施、改变村容村貌等，农民积极投工投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为乡村政治的真正主体，而且一旦发现基层组织或个人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力或权力被滥用时，会通过合法手段和程序对错误行为进行纠正，对领导干部进行重新推选；并且能够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本村公共利益就可能受到损害。
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为公民的公共事务提供了规则依据，有助于培养我国公民的规则意识。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认同某种规则的基础上自觉地去遵守和服从这一规则。公民规则意识既包括公民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包括理性实施公民基本权利。实践证明，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能够积极培养农民的规则意识。首先，村民自治制度是一种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指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好的法律。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西合寨村创立“村民委员会”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并不断完善、成熟，村民越来越认同这种制度，为村民规则意识的养成奠定了基础。其次，在村民自治中，村干部的个人意志已经不再是传统权威的代言，取而代之的是由村民共同制订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等规则。这些村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章程由于更契合农民心态，也因此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而被运用。最后，有效的规则制定是培养公民规则意识的制度保障。村民自治的制度设计力图能够为农民参与到村落公共事务中的每个细节中去提供规则依据，科学的规则制定更好地保护了社会秩序，增强了村民对规则的信仰，进而养成运用规则的能力和习惯。村民自治实现了村民政治参与的充分开放，有助于培养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意识就是使公民意识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政治生活既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村民自治实现了村民政治参与的充分开放，有学者经过调查分析认为：“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对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有正向增强的作用”。从21世纪初开始的农村村委会的“海选”使农民的选举权由求形式、走过场向真正行使民主权力转化。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也由地方政府和组织的钦定变为由农民直接选举产生，并且选举结果得到地方政府和组织的一致认可。这一形势的变化，也激发了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使农民对村委会换届和村级事务也由过去的漠不关心变为积极参与，尤其是对自己的选民资格和选举权更是十分珍惜。另外，由于我国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公共财政的不足，许多应该由政府投资的农村公益事业不得不依赖于村民个人的投劳投资，因此，“一事一议筹劳筹资”制度在村民自治中的应用对于村民参与意识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公益事业的兴办来自于村民需求，成本分担由村民协商决定，村民普遍参与到村庄公益事业的发起、决策、执行、监督等阶段。
3.村民自治组织是塑造乡村社会公民意识的基层学校
民主的精髓就是公民自治。尽管我国在法律上规定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但由于缺少自主精神和参与习惯，加之缺少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公民不可能一下子就具备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事实上，在各种小规模或基层的自治组织中学会自治、找到平等的感觉，养成公民应有的自尊，是为公民文化的成熟奠定基础的现实做法。因此，参与地方自治和各种自治性团体被一些政治家视为公民的normalschool（标准的学校）。在我国，村民自治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农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农民自我管理、民主管理，主要负责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协助维护社会秩序，向各级政府反映农民的意见、呼声和提出建议。这种小范围的民主团体为我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机会和接受民主意识、民主观念、民主价值、民主习惯的训练与培养的制度安排。同时，为了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实施，也形成了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民主监督小组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农村劳动的地域性特点，促使农民要比一般的城市居民更加关心基层政权和群众自治组织的建设。现在，在某些发达地区，农民民主意识提高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村民自治组织也是基层政权与家庭之间的利益联结纽带，是农民很重要的利益表达渠道。农民通过自治组织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中去并悄然地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逐步对这种利益的表达形成一种心理上的习惯并将这种习惯投射到现实政治生活中，一种广泛参与的政治环境的形成遂成为可能。”在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以理性、独立的姿态参与公民社会生活，体现了一种自我赋权、联合用权的强烈意识。同时在参与公共生活尤其是各种监督、维权活动的过程中很快熟悉村民自治所需要的民主知识、掌握民主技巧，塑造公民价值观、培养公民能力。如妇女协会就成为维护农村女性权利，培养农村女性现代公民意识和法治观念的重要场所。而“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参与式的公民社会将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更快的做出反应”。可以说，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底层民主的运作载体，推动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丰富了村民的民主经历与体验，有利于形成成熟的公民文化。
（三）从礼治传统到法治精神：乡村社会公民意识养成的文化走向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优良的公民意识是我国法治动态发展、社会更加文明进步和恒久有序的重要保证。换句话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仰赖于树立和培养普遍、先进的公民意识。然而，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人治”、“礼治”而非“法治”的文化传统与心理，法律仅仅作为国家权力的附庸而存在，农民普遍崇尚权力而漠视法律。在农村，权力超越法律、行政支配法律等现象屡见不鲜。个别执法者甚至以权力的“主人”自居，滥用职权或越权行政。我们看到，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法治化运动，走上了一条政府“变法”的道路。然而，由于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刚刚起步，人们的法治观念还比较淡薄，高度抽象化、专业化的法律制度一时难以被习惯了生活在没有现代法律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的人们所接受，人们无法理解和运用现代法律，乡村社会的法治秩序并没有取得事实上的主导地位。既然在农村社会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是现代乡村文化重建的重要环节，那么我们就无法忽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法治精神的建立。
1.乡土社会法治精神培育的文化碰撞
以礼治为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尊重的是教化的权力，通过教化获得关于长幼尊卑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理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礼俗基础上的“长老统治”。法律基本上为儒家的礼教所支配，并与道德、伦理一起维护着社会基本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当传统乡村向现代化逐渐迈进时，农民被迫以现代化国家的公民身份直接面对政治和政府。由于行政力量的扩张使得传统礼治文化的权威弱化和丧失，乡土中国的礼治体系也开始分崩离析，礼治社会渐渐失去其内在核心，从而转向新型“法治”秩序。“法治”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是把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乡土的秩序替代本土习俗的新生事物，即在中国传统礼治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完全不熟悉的政治法律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