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义学派主张社会的稳定发展在于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态度和统一的价值观，而“教育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切近方法”。通过稳定、系统的教育可以促使社会成员对不断变化的社会保持和谐一致的思想态度，以达到促使社会团结的目的。苏霍姆林斯基说：“农村学校是农村最主要、最重要，有时候还是唯一的文化策源地。它对农村的整个智力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要真正超越城市取向进行现代乡村教育设计，建立既向现代化开放、又不失乡土特色的教育模式，关键是要保持乡村教育的乡土性，使其在显现乡村文化内涵，传承和延续乡村文明的过程中增进农民和乡村少年对传统乡村社会生存理念的理解，有效拓展他们的生存意蕴，为乡村社会独有的生态秩序、心态秩序与价值秩序提供文化自信的根基。可见，乡村教育既承担着智识发展的教育功能，也担当着强化正确社会认知的引导作用，更充当着乡村文化虚化背景下农民自身价值实现的精神保姆。
（一）乡村教育应引导农民正确认知自身价值
乡村文化的复兴与繁荣需要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人。这样的人不是寥若星辰的精英，而是像蒲公英一样成千上万地遍布中国乡村的各个角落。这些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人从哪里来？仅仅依靠送书下乡、送戏下乡这些表面工程是不可能达到的，唯一的答案就是依靠教育。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指出：“没有农村全面‘普九’，没有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就很难实现全面小康，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乡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完善人的自身素质，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众多学者的共同认识。“教育即培养人。人是完整的存在，人的完整性表现为生活的完整性。教育内在地指向人之为人的完满与生活的完满，这是教育的内在目的，是第一性的、根本的目的。”“教育不在于获得有用的知识或技能，而在于发展求知能力，不在于学习而在于达成理解，不在于获得信息，而在于完成智慧。”可见，真正的教育其本质在于促进人健康、全面的成长，培养人的精神世界、心理素质与物质生命的完整发展。因此，重建乡村文化价值，就要通过教育提高农民与乡村少年的素质，使其认识到自身价值和乡村价值，增强自信心和主动性；使农民与乡村少年具备自我生存与生长的能力，给予农民社会个体置身乡村社会的基本存在的自信，并能认清自己的不足，找到自我发展的方向；使农民与乡村少年能对不同文化保持开放的姿态，包容他者，在此基础上具备适当的整合外来文化资源的意识与能力，在创造新我的同时实现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实现自我文化内涵的充实与文化价值的提升。可以说，在自身文化几近没落和文化荒芜的环境中，乡村教育应该成为农民和乡村少年置身文化荒漠之中可以期待的、为数不多的精神绿洲。
1.乡村教育应以农民的全面发展为其价值归宿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必须具备两个不可分开的方面：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二是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发展。其中，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中居于核心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总体而言，人类的一切理论建构和实践活动都应该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题来开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知识才能、道德修养、心理素质、自由个性、社会关系、活动能力、生存需要等方面的协调、和谐、全面发展，可以理解为人的完整发展。马克思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也就是“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就是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而且，“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根本价值，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目标和现实行动。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农民的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的典型标志就是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可以说，实现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高价值。实现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就要尊重农民自身的发展权利和培养他们的发展能力。我们知道，单纯依靠直接的物质投入不会从根本上消除贫穷和落后，难以使农民走上自信、自立和自我组织的发展道路。只有农民自身发展了，他们才会有信心去应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环境，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也才有可持续性的基础。一般而言，人的发展能力是由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决定的。因为，教育是传承文明，传递社会生产、生活经验的社会活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文化解构与建构并存的时代，毫无疑问，这个时代的教育承担着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工作的使命。教育不是被动地传播知识，而是借助对知识的反省去探索真理，其基本功能是教人成人，既要增强人们的知识素质和科技才能，逐渐驱逐人们的愚昧无知、消极保守、偏见粗俗等理念，又要帮助人们获得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并能够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思想、意志与判断能力，使其能够有趣味、有价值地生活。基于此，乡村教育必须以农民和乡村少年的全面发展为其价值归宿。乡村教育应该具有教育的本真价值关怀，即教育基于人的未完成性和可塑性特征，充分挖掘人内在的无限发展潜能，引导人走向更加完整、和谐与无限的境界。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强调把人作为发展的中心，从人的发展的广阔角度看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教育的意义，认为教育需要培养的是具有理性精神、具有广博深厚的基础文明的教养、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具有有效地表达自我的能力、具有自我延伸的能力、具有自由与责任的意识和能力的人。离开了教育的这一本真关怀就会成为受人指责的伪教育，就不可能有效地致力于人的发展，反而会成为阻挠、限制、束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具。因此，乡村教育就要竭力避免陷入“一时依附于政治，一时依附于经济，今天是政治的奴仆，明天是经济的婢女，忽而政治化，忽而商品化，忽而又产业化”左右摇摆的不稳定状态，既要重视农民和乡村青少年的生命发展，提升他们的主体生命意识；又要帮助他们建立现代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改变消极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落后的观念以及保守僵化的思维方式；更要关注农民和青少年的自我完善、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途径和过程，提高他们对乡村社会的重新认识。
2.乡村教育应以农民的精神和谐为其价值指引
精神生活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个人利用其所拥有、选择、追求和创造的精神资源，进行的满足与超越自身精神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状态。相对于物质生活来说，精神生活是人特有的生活，精神生活的和谐程度是人的生活幸福与否的核心指标。精神和谐是指人处于一种全面发展、个性发展、可持续性发展基础上的自由而安宁的工作、生活状态。精神生活的和谐建立在良好的主观认知与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深刻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生活、优良的道德生活、崇高的理想和科学健康的信仰等基础上，其中良好的主观认知是精神生活和谐建立的前提。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开篇中所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建立在自我认知基础上的精神和谐依靠教育，教育是实现人的自我升华、完善人生状态的必然途径。农民精神和谐的建立也要以他们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乡村生活的认知为前提，对于文化水准相对较低的农民群体而言，通过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个人人生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更是必要而迫切的。乡村教育就是要重视农民和乡村少年的生命发展，不断提升他们的主体认知，使他们不再依附于他人和他物，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类生命。如果没有因为教育而产生的这种常识性自我认定，所谓的“和谐”就只是道德说教者的高谈阔论。
尽管由于“三农”问题的现实困境，导致当前的农民教育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职业培训、文化启蒙和常识普及等技术层面，但这并不妨碍对乡村教育价值理念和终极追求的深入思考，更不能成为阻碍高层次教育目标实现的借口。恰恰相反，在现实的乡村教育工作中，始终贯彻其中的应该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远大的价值追求，实现乡村教育工作从器物层面到价值层面的转变。这就是说，在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过程中，乡村教育除了发挥其政策宣传、职业培训和一般程序的教育工作之外，其最为关键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农民教育，达到农民自我境界的升华，达到和谐充实的人生状态。这既是农民教育的最高层次上的追求，符合人性发展的终极关怀，同样，也是农民自身现代化和文明化的内在要求。
3.乡村教育应以培育新型农民为其价值体现
新型农民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认为新型农民应“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1997年，温家宝在开展“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的批示中，提出了新型农民应“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而后，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是新型农民的重要内涵。我们认为，新型农民是适应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从事现代高效农业或者在农村区域为农业产业和农村服务的各类人员，是我国农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科技致富带头人，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纪”、“能创业”的技能型、知识型和智慧型农民，是具有多重身份和非农意识的新一代职业化农民。
新型农民既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价值主体，也是创造主体，是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所谓创造主体是指人作为主体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使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不断地被主体所认识，进而主体以创造性的思维去创造出新事物的模型并通过实践的创造性使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条件和需要的对象不断地创造出来。所谓价值主体是指人作为主体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使主体的价值目标对象化，使对象发生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变化，从而使人的主体力量得到确证。只有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内在地统一于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才能真正全面地发挥和实现农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力量。
新型农民的培育实际上就是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提高农民素质，开发现代乡村的人力资源。这就要求乡村教育必须以农民为本，促进农民群体的现代化，让农民从过去文化水准较低、综合素质不高、发展后劲不足的状态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针对性教育培训达到农民文明程度和素质的极大提高。新型农民概念建立的前提是保守农民或者落后农民的存在，在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发展的时代趋势面前，作为一个代表传统生产方式的社会群体，传统农民和社会发展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在发展态势上，一直处于并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处于滞后状态。因此，新型农民的培育基础就是立足于对现实农民群体状况的发展程度进行界定，并通过乡村教育努力缩小农民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差距，真正做到让农民融入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良性发展态势中。
一是加强对农民传授农业科技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提高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乡村教育应该培养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的农民，不断向农民传授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推广农村实用技术，使其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增强其生存和生产能力。同时要加强对乡村后备人才资源的培育，为青年农民介绍国内外最新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现状，培养他们对农业科学知识和农业生产发展的浓厚兴趣，并立志投身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去，成为现代化乡村建设的后备人力资源。二是努力提高农民的经营管理素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新型农民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会经营”，因此，乡村教育应该对农民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培训，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经济意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意识，使广大农民懂得按照供求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与最优机制，合理配置人、财、物和土地等资源，并能够按照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通过准确的市场信息，科学决策，合理进行生产经营，增强组织的经济实力，提升合作组织的凝聚力、生命力。三是提高广大农民的道德修养，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通过教育，推进广大农民在行为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使之自觉追求高尚文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健康地消遣业余时间，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树立起新的风尚。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树立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风尚，克服小富即安、不思进取、集体观念淡薄的现象，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通过教育，使广大农民自觉养成尊老爱幼、互助友爱、大度谦让的道德品质，能够正确处理好邻里关系。
（二）乡村教育应引导农民正确认知乡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