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乡村文化样态的多样性。与城市文化相比，乡村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从而呈现出多样的表现形式，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形成了各具特色并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大地域文化圈，例如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区域性文化。更由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语言、历史和文化上的诸多差异性，使得我们的乡村民俗纷繁复杂。
四是，乡村文化视野的局限性。乡村文化视野相对比较狭窄，表现出小农本位主义和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层次较低。在传统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和居住在乡村社会，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生存来源和谋生手段，并一直延续着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道家理想和“死徙不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儒家追求。这是因为，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小农庄户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小农经济运行模式造成了文化代代相传轨迹的同一性，而无须变革。在这种封闭、静止的图景下生活的人，其囿于乡土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自耕自食，几乎没有什么更高的理想坐标，虽然知道与外面的世界相比，他们的生活差距很大，但是依然安于现状，“似乎是在一个更缓慢、更平静、更稳妥的水平上运行……于是就发展了一些心理和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极的性格与习惯”。
（三）近代以来乡村文化价值变迁的大致进程
文化价值，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对我们做人、做文明的人、做特定民族和生活样态中的人所具有的意义。任何文化都是有价值的，既有文化自身的价值，也有文化自身所包含的价值标准。文化自身的价值在于，教给生活在这一文化视域下的个体既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培养和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与行为习惯，塑造健全的道德人格，并有效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关系，继而建立起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同时，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对自身文化和异质文化进行评判与取舍的依据。文化受价值引导，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使得生活在不同文化视域下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出现不同的或者是相互抵牾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并最终决定人们对不同文化的内容和价值做出取舍和选择。
文化价值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个族群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与精髓，支撑着文化主体的心灵归属。文化价值的确立，既需要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自我认同，更需要与其相联系的人们的他者认同。自诞生以来，乡村文化就形成了特殊的理念情态和精神气质，在中国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延续，并穿越时空向其他领域渗透和蔓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虽然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的社会动荡并对乡村文化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冲击，但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的统治地位从来没有真正的动摇过，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纵观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乡村文化能够比中国拥有更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特色，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乡村文化能够比中国的乡村文化拥有更强的生命力。乡村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城市文化不可比拟的优势，蕴涵着乡村中特有的文化特质，彰显了乡村淳朴、仁厚的民俗习气，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秩序建构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如果说城市文明是现代性结构的中心，那么乡村社会则必须是提升现代性品格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与背景，乡村文化则是中国人独特生命样式的基本背景与内在结构。乡村情缘呈现出中国农民特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情感，为长期生活在艰苦环境中所需要的自强不息、坚强图存的信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支持，对我国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支持作用，更为中国人的紧密团结提供了坚强的保证。乡村文化价值在中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伴随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传统中国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开始转型，甚至迷失。
1.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根本性变迁的起点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古老的乡土中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它艰难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紧紧关闭的大门，他们一方面向中国大肆销售鸦片和商品，迫使中国被动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资源攫取地和商品市场，最终变成了西方大国的附庸；另一方面也大肆向中国本土倾倒西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不断改变着当时中国精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破坏着乡村社会千百年来积聚起来的文化财富。在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乡村是落后、愚昧的代表，就连马克思也认为中国农民“是庄稼汉兼工业生产者”，过着“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生活。伴随“西学东渐”步伐的加快，“西学”所宣扬的“科学”与“民主”首先彻底动摇了国人尤其是社会精英群体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真理的信念，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以乡土性为主要特点的乡村文化很少能够从积极层面上给予重视，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向古老的乡土中国提供科学、民主的真理。建立在现代理性和进步观念基础之上的极端性思维没有给我国乡村文化传统留下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人们对于过去、传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化所持有的极端抛弃态度，在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立“西学”之新、破“中学”之旧的五四运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在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用新知新学造就一代新国民，以推动和加速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我们当然不能否定传统乡村文化中固有的落后和缺陷，然而，这种洗净画布、重绘宏图的做法并非正确的选择。陶行知在当时就看出了这些弊端：“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国，继而学习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结果导致凝聚着先民从事历史创造活动的经验和智慧的传统文化或多或少的失去了文化自信。
2.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传统乡村文化价值的彻底改造
在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权力并没有直达乡村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旧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摧毁，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我们党开始了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延伸和扩展，“城乡必须兼顾，绝不能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农村仍然需要抓，而且需要狠狠地去抓，一直抓下去，毫不放松”。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以至于农民的生活起居，逐渐扩大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乡村社会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颠覆性的冲击与洗礼。在这一祛魅的过程中，传统乡村文化逐渐退出了舞台的主角位置。
国家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引下，运用政治和行政权力，以政治运动为武器，在乡村社会营造行政强制力下的彻底革命的文化氛围，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根本性改造。例如，土地改革是对乡村价值的一次重新整合。土地改革无偿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财产并无偿分配给贫苦农民，使广大农民翻身做主人。其进步意义彰显于土改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剥削有罪等观念深入农民心中，从而促发了他们自主、激进心理的形成，也加大了他们对党、政府和领袖的信任与崇拜。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对领袖的崇拜和敬仰被利用到极致，从而失去了其本真意义。再如，建国后，政府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在乡村中的土地，使民间信仰组织的经费来源急剧减少，失去了物质支持。同时从制度层面直接废除了旧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并对一切旧习俗和旧信仰进行了扫荡，剥夺了旧习俗仪式的精神意涵，使农民自觉放弃了“祭拜各种神佛的习俗”，从而做到了对传统文化信仰和风俗的改造。又如，国家在乡村开展扫盲运动，通过加强科学知识的传授，使农民主动学习文化知识，积极投入到社会生产中，集体主义观念增强。革命文化成为文化领域的主导，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并逐渐成为主流文化。
尽管当时国家和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文化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并对乡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定冲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乡村文化被彻底消灭。由于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文化惯性的作用，某些习俗和信仰并不会完全从乡村社会消失，它们会从之前彰显于外的合法正式的形式转变为较为隐蔽的非正式的“非法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力。比如“湖南邵阳一个卖冥品的商店，以前一个月能销几百担冥品，到1950年，一个月能卖出十担就是顶好的生意”。尽管生意不再那么红火，但最终还是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经过系统的来自于国家强制力的改造，“乡村婚姻、家庭以及家族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传统权威被‘革命现代性’权威所取代，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也由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大众共同享有”。乡村文化逐渐走向科学化、民主化、大众化，并为后来的社会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进步的力量。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国家行政权力通过高度的政治控制和单一的传媒渠道进行文化改造，结果限制了农民的选择空间，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弱化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更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忽视了其中的有利因素，从而窒息了乡村社会的良性发展。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文化价值的深层变迁
改革开放后，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到乡镇企业的兴盛，从加快小城镇建设到城乡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不断发生变化，开启了现代化乡村的建设历程。在这一新阶段，乡村文化也随之发生了深层次的变迁和转型，农民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乡村文化载体、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与结构设置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当下的社会发展态势而言，我们正在逐渐告别农业文明而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但由农业、乡村、农民构成的所谓“三农”问题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其数量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对自然界的不负责任的占有，结果导致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商业社会冷酷的契约关系使人执著于利益的获得而难以体验世间的温情与关怀；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也使人逐渐失去主体性，而成为现代机器和社会大分工的附属物。当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遭到破坏以后，作为整体的乡村文化的和谐生态失去平衡，逐渐失去自己的话语权，最终被征服、被改变、被异化，从而导致农民思想混乱，行为失范，封建迷信思想泛起，外来异质文化大规模地介入乡村精神生活的空间。
最现实的例子就是乡村生态文化的衰落。生态文化是一种价值观，是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在乡村文化中，生态文化应该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隅。然而，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生态文化日渐衰落，其中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当今乡村生态文化衰落之间存在着必然又不必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必须承认，在初始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的确给当时的中国乡村带来了勃勃生机和发展的活力。乡镇企业解决了中国乡村长期以来经济发展链条短、经营单一和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为激活县域经济找到了出路，也解决了中国乡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乡镇企业最繁盛的阶段，甚至在某些省份出现了“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工业景观。但是，企业在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过程中不能从自身的利益损益关系中去体会环境保护的利害关系，“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低水平发展导致乡村的自然生态受到大肆破坏。此外，由于部分乡村基层政府大搞“政绩工程”，有些项目未经科学论证和规划就盲目上马，结果浪费大量钱财，占用大量土地。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某县的新城建设，就是一个惊人的巨大的烂尾工程。再加之，有些乡镇企业的立项是因为投资方看到了乡村廉价的生态保护需求，而农民由于更关注经济利益，对千百年来生存的土地更多了一些索取，忽视了传统生态伦理观中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一些没有任何治理污染措施的规模小、生产设备简陋的造纸厂和化工厂仓促落户，大量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被排放出来，造成乡村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空气的严重污染，有的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村民的身心健康。曾经影响恶劣的陕西铅污染事件就是最令人发指的代表性事件。
近些年，有文化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专家学者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乡村文化保护上，然而，这种呼吁所起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急功近利的建设性破坏行为仍在大行其道，畅通无阻，相当多的乡村文化遗存仍然面临着被摧毁、被遗忘的命运。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文化价值面临着更深层次的秩序转型，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层面的，本书将在第三章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二、传统乡村文化的发展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