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权力架构的另外一个支点，就是权力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代会选举产生，是党内的专门监督机构，担负着反腐维廉的职能。在现行党的权力结构及运行体制下，纪委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即纪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和上级纪委的指导。如果从党内的实际工作运行状态来看，目前党的纪委又基本上隶属于同级党委，并作为党委事实上的工作机构和职能部门来安排和使用的；又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周期的拉长，党代会无法实现对纪委的有效领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双重领导体制”下的纪委监督职能的日益弱化。改善纪委监督职能弱化的现象，学术界大致提出了两种改革方案：一是纪委应推行“垂直领导体制”，二是党代会应试行常任制。前者属于党内监督机构的自身体制改革问题，后者属于党内监督机构的领导体制改革问题；“内部监督体制的改革”与“外部领导体制的改革”相结合，应确立为党内权力运行监督机制的主要途径。关于纪委的“垂直领导体制”，其基本思路是：党内的权力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执行机关是党的委员会（包括全委会和常委会），监督机关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一是党代会、委员会、纪委会相对独立行使职能；二是党代会统一领导委员会和纪委会；三是委员会和纪委会在党内权力位阶平行。显而易见，就强化和优化党内权力运行监督机制而言，关键点在于第三项，即同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委会的权力位阶的平行与平等。如果推行“垂直领导体制”，那么同级党委与纪委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且，在“垂直领导体制”下，党内权力位阶及权力运行规则为：党的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党委与纪委均有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其负责；党委书记、副书记由党委选举产生，纪委书记、副书记由纪委选举产生；同级纪委与党委享有相同的地位和权利，同级纪委不受同级党委的管辖；纪委与党委如有不同意见，可将问题提交纪委与党委的联席会议解决，如仍不能解决，再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解决或由上级党的委员会仲裁；建立纪委党内巡视制度和任用干部监察与督察制度。
（三）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明确党员权力主体和明晰党内权力结构，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条件和内容，但是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权力实现的效能问题--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解决其权力实现效能问题的重要途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和性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而“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列宁也认为，“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谈到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时指出：“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这些论述，既指出了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立法机关、决策机关和监督机关，又指出了其职能实现“充分有效”的途径是“代表大会常任制”。
关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目前依然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提出“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代会常任制从“扩大试点”到“选择试行”，作为执政党自身建设中改革与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举措，试行党代会常任制本身应该不要再有争论了。因此，“理论研究”与“建言献策”应主要围绕有利于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有利于凝聚和激发党员主体性动力、有利于巩固执政地位和提升执政能力、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等，以不断优化和充分发挥党代会的职能效力为目的来推动党代会常任制的试行。
1．党代会常任制下的机构设置问题。关于党代会常任制下机构设置的争论较大，中央党校王贵秀认为有“三种不同的思路和主张”，山东省委党校的张书林认为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不管是三种或者四种观点，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主要围绕于两个问题：要不要设置专门机构和如何设置机构的问题。
无须建立常设机关的观点，则主张党代会实行“年会制”来履行立法权、决策权与监督权，或者采用全委会和常委会分别负有“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权力分置与制约的改革思路。前者属于集权式改革，后者则属于分权式改革。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对于推进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来说都是一种进步，但是效用还很不理想。因为，党代会没有常设机关而是采用党代表多开会议的形式或者采用简单分权的方式，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代表大会代表的常任制。
建立设置常设机构的观点，一是主张建立“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二是选举产生“常设委员会”，三是党代会常设机构与人代会常设机构融为一体。“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的做法，主要是近年来一些党内基层民主试点县市的探索实践中出现的。其基本做法是：“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挂靠在党委组织部；组织部副部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并配备专职办公室人员；主要职能是联络党代表，调查研究，献计献策等。不难看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实质仍是作为党委决策的“参谋”和“助手”，这种机构并不具备党内权力机关的职能、性质和地位，因此，这种做法与强化党代会职能、提升党代会效能仍有很大距离，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党代会常任制。“常设委员会”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常设，并作为常设机关，类似于人大常委会。“常设委员会”的建立，能够使党的代表大会在闭会期间具有行使其职权的组织载体。这样的“常设委员会”，由于有了充分发挥党代会职能的组织载体，因而才是实质地迈向“常任制”，也就可以避免“年会制”仅靠增加会议次数“有限度”地体现党代会的职能和作用。王贵秀认为，“要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常任制，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它的常设委员会，并明确赋予常设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所拥有的党内最高决策权和最高监督权，使常设委员会真正成为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党内最高权力机关。”“党代会与人代会常设机构融为一体”，就是在同级人代会的中共党员代表中选举产生“常任代表”，在同级党代会的“常任代表”中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作为“常务机构”。由于经过了公民选举和党员选举，“常任代表”就具有了双重代表身份（既是人代表代表又是党代会代表），也就决定了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大会主席团的人员和机构都出自于同级人代会之中。因此，经过这种程序选举产生的“常任代表”和“常务机构”，实质上就成为一种党代会寓于人代会之中的新体制。孟庆云认为，构建这样的体制的好处在于：“一是在不增加党政机构和人员的前提下，解决了党的代表大会常务机关的设置，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实施提供机制保障；二是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寓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之中，又为贯彻落实党管干部的原则提供了一个新的合法的平台和机制；三是从人大代表中产生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为解决党员代表的先进性和群众性相统一提供了一个制度保证；四是两会融为一体，使得会议对一些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既增强了民主性、科学性，又体现了党的领导原则；五是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新途径。”
总体来看，建立党代会常设机关为其职能发挥提供组织载体，是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而党代会常设机关的设置，则应该根据中央、地方和基层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之类的机构，适合于基层党代会常任制的机构设置；“常任代表”、“常务机构”融于同级人代会之中的做法，适合于地方和基层两级党代会常任制的改革；“常设委员会”，则适合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机构设置。
2．党代会常任制下的党内权力授受与配置问题。党内的权力配置，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来认识。纵向权力关系，主要解决的是党内的权力来源与权力授受问题；横向权力关系，主要解决的则是党内权力的分置与制约问题。
党员是党内一切权力的来源和主体，这是党员主体地位的根本依据，也是党员主体性动力的重要原因。党员通过选举产生党代表，这是党内权力授受的逻辑起点；党员通过逐级选举产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完成向上授权的过程。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方和基层党的代表大会与此类似。这是一个向下授权（包含一定分权）的过程。不难发现，通过向上、向下两种进程，党内的权力授受关系是清晰的，即纵向权力关系是清晰的；但是党内的权力分置不够完整和清晰，尤其是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更为明显，也就是说横向权力分置不够完整和清晰，主要表现为闭会期间党的代表大会权力行使空置或虚化的问题。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闭会期间代表大会权力行使的效能问题。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开会期间集中行使决策权、立法权、监督权等权力，而闭会期间授权于中央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和执行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这里，是按照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方式来行使和分置党内权力的，但是从分权角度看，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与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共同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而这种模式，同样也适合于党的地方和基层代表大会。这就是常任制条件下的专设机构问题。王贵秀认为，在中央一级，（1）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分别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和闭会期间行使决策权。常设委员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2）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专门行使执行权，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执行和组织实施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决定。为了使中央委员会和它的常委会名符其实，可以考虑恢复“六大”前的名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它的常委会也可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3）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关，行使专门监督权。与中央一级改革相配套，党的地方组织也要进行适当改革：党的地方代表大会及其选举的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由地方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由地方党代会选举产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或监察委员会），行使专门监督权。
借鉴理论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历史上党的机构设置方法、现实权力分置与制约理论，本文认为，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下，设置三个专门委员会分别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并共同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党的地方和基层党代会与此类似），即“中央决策委员会”（增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有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而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原有的“中央委员会”）授权之下，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原有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党的地方和基层党代会，也可以采用类似做法。这样，党内权力就能实现授受关系清晰、分置与制约合理。
二、立足于动力体现的重点，确立党员权利主体，推动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党员既是权力主体，也是权利主体。权利主体是党员主体地位的表现之一，权利主体也是党员主体性动力的重要根据。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党员的基本权利，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党员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充分享有和行使、选举制度的健全与完善，是党内民主制度化的根本要求。因此，应立足于党员主体性动力、党员权利主体等重要理念，不断推动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尊重党员民主权利是改革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根本动因
党员作为权利主体，既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民主与选举是密不可分的。不管中外政治学者对两者的关系如何阐释，可以肯定的是，有选举并不一定是民主，但没有选举就不是民主。对党内民主来说，同样如此。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选举权是党章规定的党员享有的最重要的权利。
如果从党内民主制度体系看，同党员代表大会制度一样，选举制度也是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同时，选举制度也是党内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党内选举实质上是一种权力授受关系，通过选举完成党内的权力授受或委托，也是党的权力实现来源清晰、获取合法的必要途径。在党内民主的各项制度中，权力授受和权利行使都是民主的核心要素。因此，从这一角度看，选举制度的完善程度则是党内民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如果客观地看待当前党内选举制度的运行现状，需承认在纵向比较上（党内民主选举制度）获取重要进步的同时，在纵向与横向比较中（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人民民主选举制度）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集中表现为“实质性选举”与“形式性选举”之间的现实矛盾。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选举权是体现党员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的重要权利，也就是说，从党内权力授受关系最能直接体现党员是党的“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因此，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必须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利为基础。
总之，从理论上说，党内选举制度解决的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其中党员的选举权利是关键性“节点”；从实践上看，党内选举制度影响并决定着党内民主的发展水平和实现程度，其中党员的选举权利同样是一个关键性“节点”。因此，尊重党员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利，是改革与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根本动因。
（二）激发党员主体性动力是党内选举运行规范和取得实效的根本保证
制度运行，是在组织引导和成员参与的合力推进下实现的，任何的单向力作用都是无效推动甚至无法推动。当前，党内选举制度运行中，我们可以认为具备了组织层面的自觉引导，这种前提下，党员的参与意愿和参与效力就成为衡量制度运行规范和效果的关键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