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的过程不仅是一个身体和心理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了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首先是通过哪些因素被定义为衰老而决定的，这些因素在一个人出生后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确定进入老年的标准，通过这些因素，老年具有文化上的含义，并且赢得一定的社会意义（Amrhein，2004年；请参照Amrhein/Backes，2008年：第383页）。在20世纪后半叶，老年问题的重要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承认。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看，老年问题不仅随着生育状况的变化而改变了生命的起点，而且也由于不断增加的预期寿命，而改变了生命的终点。由于不断完善的医疗护理和营养条件，经过整个20世纪，德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大约30年；而200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是82.1岁，男性则为76.6岁（请参照Statistisches Bundesamt，2009年）。与之相伴的现象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德国首次出现了有关“照顾危机”的公开讨论。高龄化的现象不仅是“年龄方面的结构性巨变”的一个要素，而且也与老年人离开职场、老年人中的女性问题（在85岁的老人中女性的比例超过了3/4）和老年人的独居问题相互关联（请参照Tews，1990年）。在对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的讨论中，老年的生命阶段不仅显示出对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而且人们也发现老年问题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请参照Backes/Clemens，1998年）。在社会学的讨论中，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赫尔穆特·舍尔斯基（1912—1984年），德国社会学家，对德国二战后直至20世纪70年的社会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主要著作有《关于制度的稳定性》《当前德国家庭的变迁》《性社会学》和《工业社会的学校和教育》等。—译者注】探讨了在工业社会中，在职场、家庭和业余生活领域“老年人的功能丧失”的问题（请参照Saake，2006年：第55页）并将它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老年在规范上和工具上的不确定性”的流行术语联系在一起，这些都体现了在根深蒂固的有关老年形象中所反映的、相对应于每个人生阶段所特定的安排的中断（请参照Backes，1997年）。在社会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消极的老年形象”引起了人们的诟病，相反，人们认为应该用目前已经能够感觉到的多元化的老年生存状态来代替“消极的老年形象”（请参照Carls，1996年、2007年；von Konratowitz，2001年）。约阿希姆·冯·康拉托维茨（Joachim von Konratowitz）从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中有关老年的印象是可以任意支配的，即根据不同的利益要求，既可以是积极的老年的标准，也可以是消极的、含有歧视的对老年的理解（请参照von Konratowitz，2001年）。当具体考虑到将老年特征归入特定的人生阶段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在规范上和工具上的不确定性”的问题（请参照Backes，1997年）。198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强有力地引起了削平由年龄所带来的，固定的生活世界界限的讨论，这本书探讨了一个“年龄无关紧要的社会”（请参照Neugarten，1982年）。
有关老年的生命阶段有着越来越多的医学、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方面，从现在的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标准的层面上来看，人们可以自由地安排他们的老年生活。但是，正因为如此，对于代际关系的角度而言，就会出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任务分配方式的断裂，因为这些都是与生命阶段和年龄界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请参照Krappmann/Lepenies，1997年：第10页）。此外，以时间顺序为依据的年龄对于个体的生活和代际间的关系究竟有什么影响，到目前也还是完全不清楚的。另一方面，克劳迪·阿提亚斯·道福特（Claudine Attias-Donfut）也在对老年形象的多元化的讨论中强调，随着时间顺序上的老年变得不再重要，会产生这样的趋势，即依赖结构成为对所有年龄特征进行描述的中心（请参照Attias-Donfut，1991年：第367页）。在老年阶段，完全有可能会到达一个需要照顾的时间点，几乎每个人都会从某个时点开始需要照顾。退休阶段可能已经不再是“老年”阶段，而是在那之后还有下一个阶段—更大或者最大的年龄阶段，老年人应该是指平均年龄超过85岁的那群人了（请参照Clemens，2004年：第45页）。在这组人群中最有可能产生护理的需求（请参照Haberkern/Szydlik，2008年：第89页），而且，他们属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增长最强劲的年龄组（请参照BMFSFJ，2002年，第55页）。与此同时，柏林的老年人研究项目（BAS）进一步指出，80岁以上的人所呈现的形象是，随着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和被护理的需求的不断增加，由于日益升高的老年痴呆症的患病率，许多老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其他人觉得他们完全变了一个人（请参照Mayer/Baltes/Baltes等，2010年：第651页）。这些简短的综述就已经表明，实现对在老年阶段的社会保险的保障，应该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毋庸置疑的目标。
在德国，与之相关的最重要的政治性措施，是从1995年开始实施的所谓的护理保险。它被认为是与社会保险、退休保险、医疗保险和意外事故保险并列的第五大支柱。在护理保险得以实施之前，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对护理的需求就在强劲地增加，这些为医疗保险公司和社会救济组织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并且也从政治层面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了，护理需求应该被作为一项风险来估量，并且对此应该具有与应对疾病、意外事故和失业一样的预防能力。但是，正如马蒂亚斯·达梅特（Matthias Dammert）所指出的，由于需要护理的人数仍将不断增加，因而出现了对“新的帮助文化”在政治上的推动，这样的政策充分地利用了能够提供非正式护理的家庭成员和金融资源，这不仅是对以私人帮助作为辅助手段的传统的更新，而且也体现着新的重点（请参照Dammert，2009年：第263页）。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出现社会差异的可能性的增加，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尤其是因为，个体的家庭生活历史和家庭关系状况是因人而异的（请参照同上出处：第268页）。不仅是对于照顾者，而且对于这个家庭而言，“照顾”对一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着不断增强的影响，对此弗朗茨·克萨韦尔·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弗朗茨·克萨韦尔·考夫曼（1932年—？），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政治学家。主要著作有《萎缩的社会》《社会政治的思考》《福利国家和社会增长》和《福利国家的变种》。—译者注】认为，“一个家庭要照顾多少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个问题是决定社会不平等的中心要素（请参照Kaufmann，1993年：第96页）。崔得里克由此得出结论，他认为在受教育状况、收入、职业和阶层之外，一个家庭中的人口状况也是应该被纳入到社会结构分析之中的（请参照Szydlik，2007年：第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