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经过阿穆尔大街时，看着街心公园里那些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她忽然说，你应该把时间和卢布花在她们身上。
你跟她们不一样吗？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的话让我隐隐感到了刺痛，好像我对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寻欢作乐。
娜拉塔莎看着我。她的眼神告诉我，我在她身上的时间与精力并没有白费。几天后的傍晚，我抱着一大包的牛肉、香肠与一瓶在黑市都很难买到的灰雁伏特加敲开她的房门。
娜拉塔莎不说话，就像早已约定的那样，把我让进屋，拿出杯盘刀叉，打开酒倒上。我们隔着餐桌面对面坐着，跟平时在酒吧与咖啡馆里没什么两样，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俄语，但更多的是沉默。我们一直喝到夜深人静，她起身关掉吊灯，打开沙发边上的落地台灯后，就进了卧房。
我想了想，喝掉杯中最后一口酒，站起来跟了进去。
如同一对生活了多年的夫妻，我们一起洗澡，然后上床做爱，然后关掉所有的灯，静静地躺在黑暗中。但我无法入睡，很快在黑暗中又开始蠢蠢欲动。
第二天醒来时，娜拉塔莎已经煮好了咖啡，但我更愿跟她待在床上。我们连着两天都没有离开屋子，一直到吃完了屋里所有的食物，她才下床去楼下的面包店里买来两个大列巴。娜拉塔莎有着俄罗斯人性格中少有的温顺与缠绵。每个白天我们几乎都躺在床上，拉开窗帘，让春天的阳光隔着窗玻璃照在身上。我们彼此抚摸与拥抱，这不仅仅是做爱的前奏，更多时候只是为了让重新燃起的欲望慢慢平息。
男人都是一样的。这是我在黑河的房东常说的一句话。我很快变得跟伊万一样，不管有多忙，只要能找出一点空闲，哪怕是在深夜都会偷越边境。我把娜拉塔莎陈旧的房间当成了我全新的家，有很多次从她枕畔醒来，我甚至想到了有朝一日要把她带回我的家乡马家浜村。然而，事实上我们最先去的地方是莫斯科。
俄罗斯大地的夏天短暂而壮丽，当我们坐了七昼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时，到处已是一片秋天的景色。这里是娜拉塔莎的出生之地，也是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城市。这里的马路宽阔而洁净，许多建筑的屋顶就像教堂上的尖顶高耸入云，而且上面都顶着一颗五角星。一到晚上，这些大大小小的五角星放射出红色的光芒，如同从夜空中垂下的巨大星辰。早在来的火车上，娜拉塔莎就为我描绘过这一景象，她说莫斯科是座被红五星点亮的城市。可是，一出火车站的大拱门，我们见到更多的是贴满街道的宣传海报，还有那些吵吵嚷嚷呼喊口号的莫斯科市民。苏联正在举行它的第一次全民选举。
我的这趟莫斯科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却整整筹划了两个月。伊万动用了所有合法与不合法的手段，为我办齐在苏联境内所需的一切证件，为的就是让我去跟那个给我们供货的大人物见上一面。伊万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总是担心某一天因为他的原因，我们的生意会在一夜间垮掉。他说服我只要我搭上了莫斯科那条线，哪怕他去了西伯利亚，我们的钢材生意照样会存在。同时，他还是个有理想的人。他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国家的军用产品变为民用商品，他坚信这个世界上再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为此，他在一天晚上对我说，跟坦克与大炮比起来，今天的苏联更需要牛肉。
伊万就像个地下工作者，他把一个电话号码写在纸上，让我看完后记在心里，然后把纸烧掉，并且再三叮嘱我说要记住，一到莫斯科就打这个电话。
但我并不急着要去见那个大人物，这趟长途旅行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蜜月之行。我跟娜拉塔莎住进了迷宫般的俄罗斯宾馆。据说这里有两千个房间，跟克里姆林宫并排坐落于莫斯科河畔。这是种奇怪的感觉，一进房间我们谁也顾不上说话，更顾不上旅途疲劳，我们抱在一起就开始做爱，从浴室到床上，再到那个宽敞的窗台上。傍晚的夕阳从河面反射到天花板上，我们筋疲力尽地倒在床上沉沉睡去，可等我醒来时，娜拉塔莎已不在我怀里。
房间里一片漆黑，她裹着一条被子坐在窗台上，就像一尊雕塑，出神地看着夜色中的莫斯科河。
我知道她是在想念她的母亲。来的一路上，她的思念就没有停止过。这个年迈的女人现在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疗养院。自从我们相爱，娜拉塔莎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为她每月支付那家疗养院的费用。我曾经问过她是不是为了她母亲才跟我一起，她垂下眼睛，好一会儿才看着我答非所问地说，我只想让她安静地过完一生。
我们如同一对新婚夫妻在莫斯科过完三天后，我提醒她说，你该去看看你母亲了。
娜拉塔莎摇了摇头，坐在沙发看我的眼神，就像我会忽然弃她而去那样。我笑着又说，我还有正事要办。
她说，别忘了，我是你的翻译。
可是，当我在第四天一早打通那个电话后，我们在房间里整整等了大半个上午，才有个穿着西装的大个子男人敲开房门。
我生气地对他说，你让我干等了三个小时。
这个高大的苏联人面色严峻，只是朝我做了个请的手势。当我穿上外套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拦住跟在我身后的娜拉塔莎。
我回头说，她是我的翻译，她必须跟着我。
高大的苏联人用中文恭敬地对我说，我就是您的翻译。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娜拉塔莎，忽然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圈套——如果伊万让人在莫斯科把我干掉，那我们两个人的财产就马上成了他一个人的。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房间，下楼，上了停在宾馆后门外的一辆黑色吉斯牌轿车。这些年的闯荡已经让我变得无所畏惧，我任凭轿车载着我穿行在莫斯科的街道。我在这座城里游玩了三天，我去过红场，去过阿尔巴特大街，我认出两边的教堂、博物馆、体育场与露天游泳池，但此时都已变样。大街的两旁停满了军车与坦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的枪管上有的插着鲜花。轿车被激愤的莫斯科市民堵在普希金广场时，我摇下车窗看着一名少校站在装甲车顶上，举着大喇叭对人群大声说，我们是来维持首都秩序的，不是来镇压人民的。说着，他放下喇叭，掏出手枪拉了把枪栓，又大声说，看，我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们的步兵战车里也没有炮弹。
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翻译，出什么事了？翻译头也不回地说，该发生的终将会发生。
就像电影里的战乱场面，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路上像蜗牛一样爬行了两个多小时后，翻译给了我一个黑头套让我戴着。车又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后才停下，翻译引着我下车，扶我上了一些台阶，又下了一些台阶，然后摘下我的头套，让我从狭窄的门洞里进去，穿过一条堆满餐具与各种食品的过道，再沿着一排石阶往下走，一直把我带进一个酒窖一样的房间。
在堆满屋子的伏特加酒中间，我见到了那个所谓的大人物，其实只是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干瘪老头。他坐在一张轮椅里，膝头还盖着一块毛毯，正用俄语飞快地对几个垂手而立的哥萨克大汉说着什么。
老头在看到我后闭嘴了，摆了摆手，等所有的人都鱼贯离开，他说，三天前你就应该来了。
我不出声，酒窖里灯光暗淡，有一种让人说不上来的阴冷之气。
我知道你俄语说得不错。老头说着，开始转动轮椅，摇到两排酒架的中间，扭头看着我又说，跟我来吧。
老头把我带进一间温暖的书房，就在酒窖的一墙之隔。这里灯光明亮，四壁除了低垂的绛色丝绒帘幔，就是那些一人多高的书架，里面摆着比砖头更厚的书本。老头又看了我一眼，拉开一张大桌子后面的抽屉，取出一沓照片往桌上一放，向我一招手后，指了指那些照片，不出声，仰着脸，用他镜片后面深陷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在每张照片上都看到了我跟娜拉塔莎在莫斯科尽情游玩的那三天，我们是那样地般配与甜蜜。
我把这些照片往桌上一扔，对他说，这是什么意思？
老头笑了笑，让我在他的对面坐下。他从西装的内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随手拿起一张照片，在上面画了个圈后，递给我，说，你被人跟踪了，从你一踏进莫斯科开始。
我又把所有的照片看了一遍，发现每张背景里都有这个钢笔圈着的男人。他第一天穿着格子呢西装，第二天穿着尖领夹克衫，昨天是大翻领的毛衣。老头说跟踪我的人叫科勃涅洛夫，是海关稽查队的侦察员。我说，我是个生意人，我不是走私犯。
老头微笑着说，那你跟他去说。
我盯着他看了会儿，说，你也一样让人在跟踪我，从我一下火车开始。我对你负有责任。老头说，确保你在莫斯科的安全，是我对伊万纳耶夫·克拉萨夫科斯伊维基兄弟的承诺。
伊万纳耶夫·克拉萨夫科斯伊维基是伊万那个长得一口气念不完的名字中的一部分。我说，我有什么不安全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
也许明天就不是了。老头说着，脸上的笑容就没有了。他再次拉开抽屉，取出一把装在信封里的钥匙，让我离开这里后马上住到乌克兰饭店去。那里是外交部的国宾馆，不管莫斯科在今天将发生什么变故，那里都将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说，莫斯科会发生什么？
老头没有回答，却把头抬得更高，看着屋顶那盏水晶吊灯，好一会儿才说，谈谈我们的生意吧。
他的意思是打算资助我，并找一个第三国在中国成立一家物资公司，趁着现在中国到处都在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的机会，让我们的钢材生意在每个环节上都合法化。他让我要放眼看到未来——未来的世界不是在合作中较量，就是在较量中合作。
我说，你不怕我卷着你的钱跑了。
金钱只是通往天堂的工具。老头笑着说，伊万纳耶夫·克拉萨夫科斯伊维基兄弟相信的人，我没有理由怀疑。
可我信不过你。我说，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
老头又笑了，说他早已不记得自己的姓名，但大家都叫他瓦西里。
这是个俄罗斯英雄的名字。后来，我从伊万嘴里得知，这个被人称做瓦西里的干瘪老头是苏联黑道上的传奇人物，他控制着莫斯科三分之一的黑市与军火买卖。他的父亲是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下的一名将军，肃反中以反党与叛国罪被斯大林亲自下令枪毙。他本人也曾被枪毙过三次，却三次都从枪口下不可思议地逃脱。伊万在当边防军时放过他一条生路，作为报答，他给伊万以最大的信任。
离开瓦西里酒窖隔壁的书房，我变得雄心勃勃，仿佛已经看到我在国内即将成立的合资公司。可是，莫斯科的大街上的骚乱更加惊心动魄，坐在回宾馆的轿车里，我亲眼看到三个男人把点燃的汽油瓶扔向路边的坦克，被士兵当场击毙。路过联邦大厦时，许多坦克从各个路口汇聚而来，履带把路面的石头碾得粉碎，轰鸣的机器声几乎掩盖了所有的声音。它们把联邦大厦团团围住，所有的炮口都对准了大楼。
翻译忽然指着前方大声说，那是叶利钦。
我看到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苏联人站在坦克上，这个苏联著名的政治改革派挥舞手臂，正大声地演讲，但他的声音同样被机器的轰鸣声淹没。
这天是1991年的8月19日，是苏联历史上难以忘怀的一天，对我也同样如此。我的娜拉塔莎在这天消失无踪，她什么都没带走，宾馆的房间里放着她的衣服、首饰与化妆品，但她却像一片掉进莫斯科河里的落叶。
我在俄罗斯宾馆的房间等到深夜，窗外不时有枪声与爆炸声隐隐传来，电视里反复播放着莫斯科已经在执行军事化管制的通知。第二天，我再也顾不上政府的戒严令，在动荡的城市里四处寻找我的爱人。我去了她在火星街上的老家，向那里的每个居民打听；我还雇车找遍了莫斯科郊外所有的疗养院，好像这个世界上从没有娜拉塔莎存在过那样，也没有人听说过她疯癫的母亲。
第三天，攻打联邦大楼的坦克部队，忽然掉转炮口，成了保卫俄联邦政府的部队。叶利钦在防弹被的遮挡下，通过无线电发表讲演，呼吁他们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家危机时刻，出来领导国家渡过难关。莫斯科的大街上到处是他的声音，直到次日清晨，戈尔巴乔夫从黑海的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这场维持了三天的政变才以改革派的胜利而宣布结束。
当莫斯科到处矗立的铜像被拆除时，我忽然又想到了生意，再次拨通那个电话号码，让瓦西里用车把我拉到他酒窖隔壁的书房。我对他说我希望能收购那些铜像，当然是用购买废铜烂铁的价钱。
瓦西里面色阴沉地说，苏联的历史不是废铜烂铁。
但他还是答允了这桩买卖，同时也拒绝了我要求帮忙寻找娜拉塔莎的请求。我不解地看着他，问他为什么。对于你来说，在莫斯科找一个人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瓦西里反问我知不知道克格勃。
我当然知道，它的总部就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上，每个了解一点这个世界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组织。我吃惊地看着他，说，你说娜拉塔莎是克格勃？
那还算不上。瓦西里笑着说克格勃每年都会训练许多年轻人，再把他们散布在各个城市、每个边境小镇，他们就像无数撒进河里的诱饵，谁也不知道上钩的会是条什么鱼。
我忽然有点明白了，点了点头，说，是你。
瓦西里仍然微笑着，说，我只是让人告诉她，年轻人不应该为了眼前景色而放弃更好的未来。
我大声说，你去把她给我找回来。
瓦西里盯着我眼睛看了会儿，说，等你能活到我这把年纪，你就会感谢我为你做的这一切。
我说，你去把她给我找回来。
瓦西里摇了摇头，他在叹了口气后，扭头望着那些低垂的丝绒帘幔，忽然如同低吟般地说，还是放在记忆里吧，年轻人，爱情有时候就是块奶酪，总有它变质的那一天。
（《红豆》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