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纷至沓来。
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媒体讲好企业的故事，这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
作为一个着名的民营企业，每年来访的中外媒体不计其数。
笔者在与各类媒体的接触中丰富着自己的阅历，而自己的阅历，又见证了一个民营企业与媒体之间互动成长的过程……
来了台湾女记者
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８日。
笔者正忙于撰写一篇外报约稿，公关小姐打来电话，让我接待一位台湾客人，并强调来客是位记者，要我务必到场。
“这位是台湾《工商时报》的江小姐。”一见面，陪同来访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史群小姐就热情介绍。
坐在史群旁边的江小姐随即站起身来，与我握手，互换名片，互道问候。
江小姐名叫江今叶，是台湾《工商时报》大陆新闻中心记者，这也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位台湾记者。她看上去不过二十来岁，却颇具“老记”风范。
看完《正泰之路》专题片后，她连连发问：“贵公司的创始人最初怎么动起了办厂的念头？”“你们是如何由一个家庭小厂发展到这么大规模的？”“你们的股权结构是怎样的？”……笔者一一作了解答。
当谈到近年来温州与台湾的联系日益加强，台湾的石滋宜、赵耀东和白崇贤等知名人士都曾到过温州讲学，不久前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南存辉还受命担任团长，率领浙江省工商联经贸代表团到台湾考察参观时，江小姐显得异常兴奋。她说台湾企业大多数也是从家庭工业起步的，这和温州十分相似。
在台湾，企业初具规模后大致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愿放权，满足于小打小闹，小富小安；一种则是大胆出让股权，吸纳新的股东，重用各类优秀人才，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和温州不少民营企业正在走的路也是大体一致的。
我说：“关于这个问题，台湾东亚大学政治系的何秀珍女士和你颇有同感。她曾于九七年初到温州调研，认为温州民企和台湾的不少企业一样，家庭色彩很浓。不同的是温州民企从一开始，产权就非常明晰，这对企业的发展极有好处。”
“何秀珍？”她十分激动。她说，何秀珍是她的学姐，高她两届，念的是博士，她当时则在同一学校读硕士，两人很早就认识，而且很有交情。
自然，对于这位学姐考察过的正泰集团，她也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临别时，她说在台湾时常听人说起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十分发达，但毕竟耳听为虚。这次实地采访，一进你们的公司大门，就给人一种十分气派、十分现代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其他企业采访时不曾有过的。
她表示回去后要大力宣传大陆，宣传温州，宣传正泰，为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尽微薄之力。
这当然也是我们的心愿。
洋记者说ＯＫ
１９９９年３月８日。
“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修改《宪法》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许多中外记者就中国私企的发展问题采访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他说要了解中国私营企业，应该到温州去看一看。”范瑞丽女士说。
端庄秀丽的范瑞丽，是美国《洛杉矶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正是应吴敬琏老先生的推荐，专程到温州来“看一看”的。
临来之前，范瑞丽的随行翻译蔡小姐告诉我，她们将乘坐上午９点３５分的飞机由上海前往温州，估计１０点３０分左右到达。我让《正泰报》记者叶建东随温州市外事办秘书处的赵处长一起到机场接机，我与正泰集团公司副总裁吴炳池先生在公司里等候。
谁知一场大雨，延误了航班，直到下午１点左右，她们才到。
“真对不起，老天作怪，让你们等了这么久的时间！”范女士连说抱歉。
“没关系，在我们中国有‘下雨天，留客天’之说，这是天意留客。你来了，就是我们的贵客，希望你采访愉快！”吴副总裁的一句调侃，引得大家笑声不绝，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
接着是参观、交谈。员工总数，从５人到５０００人；自有资产，从５万元到７个亿；企业产值，从１万元到２０亿元。正泰集团１５年间取得的业绩，无疑成为解剖温州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令这位远道而来的洋记者惊叹不已。
范女士问：“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为什么这么发达？”
吴炳池说：“曾有人总结说，这是一种‘逼’和‘放’的结果。一方面，温州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人均耕地不过０４１亩，人多地少的现实驱使人们离开土地，寻求新的生存之路，于是各种个体、私营经济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对农民们的这种首创精神，除个别时期外，温州历届政府并不强行打压，而主要采取疏导、扶持的政策，放水养鱼，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范女士又问：“作为一名私营企业家，贵公司董事长南先生为什么会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从而享受了中国公民的最高荣誉？”
吴炳池笑答：“这本身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私营经济的重视。温州是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我们南董事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是对整个温州乃至全国私营经济的充分肯定。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写进《宪法》，正说明了这一点。”
“温州私营企业的资本积累是怎样实现的？”
“共产党的组织在你们这样的私营企业里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新宪法的出台，会给私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
范女士的提问一个接一个。我们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她都听得十分仔细，并一一记录下来。
闲谈中我问她：“你在美国可曾听说过温州？”
她笑笑说：“听说过，很早就听人说起温州人很能吃苦，有不少人在世界各地做生意！”
她告诉我们，她第一次到中国，是在１９８７年，那是一次短暂的旅行，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９２年，她成为《洛杉矶时报》驻香港分社记者。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后，她又受命担任了上海分社社长。长期耳闻目睹，使她深深感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范女士临别，大谈这次温州之行的观感。言语之间，充满了喜悦之情。
南存辉笑对“首富榜”
２００１年２月７日。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大陆５０名首富”的消息，通过国际互联网家喻户晓。而其中竟有南存辉，我所在企业的老总。
在温州，最早“捕获”这一消息的是《温州侨乡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２日，该报二版发表了《“福布斯”评出中国５０首富南存辉排名第３６位》的报道。全文如下：
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公布了中国大陆５０名首富名单。正泰集团南存辉以７２００万美元的身价居排名的第３６位。
南存辉１９８４年创办求精开关厂，１０年后创建了正泰集团，１９９９年销售额达３１亿美元。温州曾因生产劣质产品恶名远播，南存辉为能树立温州可以生产优质产品的形象颇感自豪。
该名单显示，在５０名首富中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从事高科技和媒体通讯行业，排名第３８位的杨澜曾为中央电视台知名节目主持人。其中国家前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荣毅仁、四川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行分别以１９亿、１０亿美元的身价居排名的前两位。
据了解，中国大陆５０名首富名单主要根据英国注册会计师胡润的研究报告。这位会计师与《福布斯》杂志的总编辑霍洛威等人合作，一起完成了该排名的调查研究工作。
文章署名“欣浪”，我疑为“新浪”之意。但打开电脑，不独新浪，搜狐也发表了这一消息。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内心是激动的。这并不是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作为企业“新闻官”，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借助这一由头“炒”热正泰。南存辉既被列为“首富”，人们必然关心的是，他的财富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本人如何看待财富？以及他对“首富”排名有何看法？
他下一步的路将怎么走？这些都大有文章可做。把握得好，其效果是投入多少广告费都难以达到的。公司宣传部门的几位同事也喜出望外，一边赶紧将这一消息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各个部门，一边做着接待报社记者来访的准备。
我还将我们根据情况撰写的消息加框排上了即将出版的《正泰报》报眼，预备着“一新耳目”。可就在报纸付印的前夜，南存辉的秘书打来电话，问我知不知道他被列为“首富”的事情，我们报纸是否刊登，我据实相告。秘书说，这篇文章不要登了，而且尽可能控制消息的扩散。
“这对南董本人来说，不一定是好事！”秘书再三强调，并嘱咐我，“这事就拜托你了！”
南存辉远在美国，入选“首富”的事情是否已经传到他的耳里，我并不清楚。但既然是秘书的“拜托”，想必也就是他的“拜托”了。况且，说这“不一定是好事”，并非毫无道理。在这样一个穷人还占着多数的社会里，仅从安全计，“冒富”带来的麻烦也是可想而知的。另一层原因，无论是新浪也好、搜狐也好，在说明其个人财产时，均称“占着集团７５％的股权”。这对力图打破“家族化”，走向公众型公司的南存辉来说，无论是否准确，绝对是不好张扬的。我们于是“忍痛割爱”，撤下了已经画好的版面，并谢绝了所有冲这事儿来的媒体记者。
大约是在南存辉从国外回来一个月左右，他第一次就此事给了纷至沓来的记者们一个明确的“说法”。他申明自己从未与《福布斯》有过任何接触，公司其他人也从未给过对方任何关于他个人资产方面的资料，因此这个排名应该说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一个真正干事业的人，根本不在乎也没时间考虑自己的财产究竟有多少。他声称，他只想踏踏实实把企业办好，不愿受到外界更多的干扰，而《福布斯》这种开玩笑似的排名，其实就是一种干扰，对企业的发展有弊无利。
南存辉拒绝“首富”排名，自然成了新闻单位争相报道的“新闻”。而我们原先所期望的效果，也意外地达到了。
南存辉对话新浪网民三巨头讲述“柳市故事”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２日。
阳光卫视投资人兼头牌主持人杨澜，可以说是中国传媒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她的《杨澜访谈录》，因成功采访基辛格、杰克·韦尔奇和龙永图等世界政治财经文化名人而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
时逢周六，杨澜作为北京“申奥形象大使”，应邀出席第二届中国轻工（温州）博览会暨浙江省第四届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号称柳市低压电器“三巨头”的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应邀接受了杨澜的采访。
这是浙江省外宣办和浙江电视台、阳光卫视为迎接“十六大”而联合制作的一部献礼片《第一桶金》，９月２９日已在杭州举行开机仪式。主要采访对象有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东方通信集团董事长施继兴、正大青春宝集团总裁冯根生、娃哈哈集团总裁宗庆后、万事利集团总裁沈爱琴、飞跃缝纫机有限公司总经理邱继宝、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书福等１０人。为做好南存辉等３人的采访，１０月１日，国庆长假第一天，浙江电视台编导王伟先行踩点，分别了解了三家企业的情况，为杨澜设计了访谈话题。今日一早，王伟又来到正泰，拍摄生产车间，并拍到了南存辉与巴基斯坦客户谈判的情景，为节目准备了丰富的素材。
下午，访谈安排在温州医学院的一个会议室举行。这个会议室显然并不柳市三巨头对话杨澜现场高级，椅子坐上去摇摇晃晃的。所以，尽管现场指挥再三强调观众席上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甚至要求工作人员把中央空调也给关了，还是没办法做到绝对安静。受访人同样一脸的紧张。显然是因为休息不好，三位老板不停地擦汗，而以南存辉最为频繁。好在谈的话题比较轻松，杨澜的提示也非常到位，所以访谈的效果应该说是不错的。
访谈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
结束后南存辉问我，“今天谈得如何？”我说还可以。
“那好，我们出发！”南存辉吩咐秘书。
他将直奔火车站，乘坐晚上７点１０分的列车赶往上海，第二天一早前往沈阳，主持一个投资项目的谈判。
“老记”来自华尔街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
王·彼得这是第二次采访正泰。
第一次大概是在８月份，他径直来到我的办公室，自我介绍是美国《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日前曾通过他的中国同事和我们联系过。我只是诧异，像他这么一位记者，怎么说也是个“外宾”呀，来之前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好让我们派辆车去机场接一下？
记得那次王·彼得前来采访，主要谈的是企业国际化等话题。我先接待了一会儿，因有一份重要材料要写，我便临时把他介绍给了党委的颜书记。中午我与一位公司老总陪北京一家行业报来的几个记者就餐，他们是因为要推出一个“××诚信企业评选活动”找到正泰的。吃好了饭，对方拿出一张表格让我们填写，其实就是要我们作个表率，让温州其他企业都来参加评选，他们便可名正言顺地收取“评选费”了。与此相反的是，当日王·彼得采访完后，公司领导要请他吃中饭，他却强调“不给企业添麻烦”，坚决谢绝了。
那次来访，南存辉尚在美国出差，没有遇上。王·彼得心有不甘，回去后不断联系，终于再次成行。
这次临来前，南存辉的秘书给他打电话，表示要派车到机场接他，可他还是那句话：“不给企业添麻烦。”那天正好我们有车到机场接一位与他同机到达的外地记者，遂与王·彼得联系，让他一起过来。接通电话后，他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谢谢，我已打的往王朝大酒店走了。”公司领导觉得过意不去，打算给他订房间，他的回答又是一句：“谢谢，我来之前已经预订好了！”
采访安排在下午进行。
王·彼得被告知，因为当天来访的人太多，南存辉抽不开身，可能会有几位中国记者与他一同采访。王先生面露遗憾，再三恳求单独采访南存辉。
下午２点１０分，他如愿见到了南存辉。他为南存辉过人的精力所折服，详细询问了他的创业经历。他比较关注中共“十六大”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王·彼得问，“你们是否担心政策会变？”
南存辉说，担心是大可不必的，中国的政策不断在变，但他相信是越变越好。中国在发展中会有一些问题，这并不奇怪。美国同样，它的经济发达，但并不是没有问题了，问题也还很多，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而且，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经济的发展总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王·彼得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温州提出了打造国际性轻工城的口号，电器行业应该有何打算？”
“你今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在国外行走，请问你们在国际化经营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
“是什么样的理念促使你完成了企业的几次重大变革？”
……
南存辉谈笑风生，一一作答。
末了，王·彼得希望南存辉能用一句比较简洁的话来概括正泰发展的经验，让他这个西方记者能一下子记住。南存辉说，我们始终坚持十六个字，这就是：立足实际，与时俱进，诚信经营，不断创新。
王·彼得重复了一遍南存辉的话，连声称好。
“记者节”日志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６日。
今天是“记者节”，繁忙的一天从接待记者开始。
上午９点，我们迎来了《抚顺晚报》经济新闻部主任邵枫一行４人。
看过《创新正泰》电视专题片后，邵枫说，抚顺是个重工业基地，８５％的企业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比例还不到１０％。市里认为，没有一批民营企业的兴起，抚顺的经济就没有活力。他们这次来访，主要关心的是，温州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这样迅速，温州民营企业“长大”的原因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