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国民经济重建时期，邮政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全国除台湾外大部分疆域陆续被解放，以北京为中枢的遍布全国邮政网络形成。
一、1949，“军管会”接管邮政
北平解放前夕，由华北解放区邮政总局副局长成安玉带领四十余人，由石家庄出发，途经保定，抵达北平西南的重镇长辛店，着手准备接管北平邮政。他们是奉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指令，组成北平邮政接管处，负责筹备建立统一的全国邮政系统。在长辛店，接管处的工作主要是根据掌握的北平邮局各方面情况，制定具体的接管方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城内国民党守军陆续开出城外接受改编。第二天，成安玉带着一名干部作为接管处的先遣人员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一道进入北平。2月2日，他们带着上级的介绍信，来到户部街（现称公安街），进入北平邮政管理局大楼，与最后一任局长李质君、邮务帮办杨兆鼎、财务帮办金德藩商洽接管、交接程序等有关事宜。在会见中，他们详细介绍了军管会和平接管北平的各项政策，要求对方配合，使接管工作顺利进行。李质君等人表示愿意服从接管处领导。2月6日，北平邮政管理局大楼里出现了许多穿着黄色军装的接管干部，他们显得很有素养和组织性，使人产生好感。
8日上午10时许，邮政接管处召集全市各邮政支局局长和邮政管理局组长以上主要干部开会，由军代表正式宣布对原北平邮政管理局及所属21个支局、6处邮亭、5处近郊区邮局和原北平邮政储金汇业分局及所属4个办事处实行正式接管，宣布对原邮政人员实行“三原”（原职、原薪、原制度）政策，要求全体邮政人员坚守工作岗位，爱护企业财产，协助接管人员开展工作。这次大会使一度感到惶惶不安的“老邮政”吃了“定心丸”。接管人员待人和蔼、严守纪律、廉洁奉公，与旧时代邮政机构里的官僚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
为确保全市邮政正常运行，接管处进局后，成立了秘书组、业务组、人事组、储汇局、接管组等机构，与邮政原有建制相对接，自上而下，各负其责，有条不紊，同时解散长期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把持的原北平邮务工会。经过三个月紧张工作，至5月底，接管工作基本结束。
由于邮务接管处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充分，正式接管的第三天，由北平来往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解放区的平信及挂号信件恢复收寄，不久又恢复快递邮件、包裹、汇兑等业务。由北平——这一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中枢通往各解放区的邮路被打通，与此同时，标志旧政权的中华邮政邮票一律停用，改贴华北解放区邮票。2月6日，北平邮政局接管了北平邮政储金汇业分局以及东城、西城、师院、北大4个办事处；23日恢复收寄发往铁路直达城市的快递邮件；25日恢复收寄包裹业务，以北平邮区内和寄往冀中、太岳、冀鲁豫、太行、晋中等解放区为限。3月间，北平通往待解放地区的信件开始收寄。4月，国际邮件业务陆续恢复，对与我国未通邮路国家或地区的邮件，由满洲里交换。6月，恢复电汇业务。据记载，当时的邮资使用人民币旧币计价，寄往本市平信每件3元、单挂号9元、双挂号21元；寄往外埠平信每件6元、单挂号12元、双挂号24元。这一时期，邮局实行“票汇”，汇款人在邮局办理汇出款项手续后，须将汇票自行装入信封，用挂号邮件寄出，收款人凭收到的汇票去邮局领取。根据邮政部门的规定，旧中华邮政发行的邮票须加盖人民邮政字样，方准贴出使用。
据记载，接管时，北平市区邮政支局共21个，分别是崇文门内大街（小报房胡同内）、东交民巷、东车站、前门大街、东单牌楼、东长安街、西长安街、西四牌楼、新街口（西直门大街）、地安门大街、东四北大街、东四牌楼、花市大街、打磨厂、琉璃厂、骡马市大街、达智桥、甘石桥、安定门大街、三里河大街、煤渣胡同。郊区邮局12所，分别是通县、长辛店、丰台、廊坊、南苑、清华园、清河镇、西苑、海甸、成府、石景山、新市街。
3月间，由旧邮政设立的火车行动邮局、汽车行动邮局、三轮车行动邮局全部被撤销并停止运行。
5月8日，新的北平邮政职工工会正式成立，会场设在前门外庆乐剧院，来自全国总工会、市总工会筹备会、建设局、华北邮电总局、平津铁路局、华北公路总局、电信局及工厂企业的各界代表在发言中强调“工人应团结一致，防止特务的阴谋破坏，建设人民的新邮政”。
工会成立后，发动职工办起了消费合作社，采购白面、玉米、高粱、小米和油、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凭局里内部流通的工资兑换券，以优惠价格向职工出售，使职工对新社会更加信任，广大邮政职工终于可以当家作主了。
据《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9日的一则报道：
北京市邮政职工纷纷提出增加投递班次，争取将首都邮政工作成为全国邮政工作的模范。这个运动首由二十支局职工发起，该局全体职工响应，一直认为每日应增一次投递；同时为完成每天三次的投递任务，照顾了年老职工重新划段。除此，并决定从十五日起，星期日也不休息，添办储金、汇兑、收寄包裹、出售印花等业务。二十局挑战书发出后，现已应战的计有十四支局等共九个单位，均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讨论，保证每日投递三次。
当时，邮局开办了一种“报值挂号函件”业务，规定凡证件、契据、支票、股票、汇票、粮票、柴票、草票、料票以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或重要文件（不得装寄钞票），均须作为“报值挂号函件”交寄，报值最高额限定为30万元（旧币）。此类邮件如遇非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损失，由邮局负责按原报价值予以补偿。
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成立，其职责为统一管理中国境内的邮政和电信。由于战争原因，国内各地邮票与邮资标准不统一，财务与运输邮路分属各地管理，随着全国解放进程和新中国建立，统一邮政、电信成为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工作。曾在上海当过邮务生，后来成为上海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朱学范被任命为首任邮电部部长，原华北解放区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被任命为国家邮政总局首任局长。苏幼农曾在1949年国共双方关于南北通邮谈判中担任中共方面首席代表。邮电部下辖邮政总局和电信总局，统管全国邮政、电信业务（1950年7月，实行邮电合营，新中国首任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邮政电信两大总局被撤销——作者注）。这一时期，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局址设在邻近长安街的公安街1号，邮局业务进一步规范化。
据《北京志·邮政卷》记载，12月10日至18日，第一次全国邮政会议召开，确定了邮政经营方针，统一了全国邮资标准，作出了有关邮政业务及机构设置等规定，确定中国邮政的名称为“中国人民邮政”，废止旧中华邮政时期包含有封建和殖民色彩的内容，同时，确定绿色为中国邮政的专用色。有专家解释，绿色象征和平、青春、茂盛和繁荣。
二、邮政的新生
1950年2月，北京邮政管理局根据全国邮政会议和国家邮政总局决定，规定改变对邮务人员的原称谓，“信差”改称“邮递员”、“听差”
改称“邮助员”、“杂差”改称“邮勤员”。
邮电部于4月19日发出通令，宣布废除旧中华邮政的“保证制度”。旧中华邮政时期，进入邮局工作须由商号或士绅作保，并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邮务人员之间实行五人“连保切结”，一人犯事，其他四人一同受罚。新的邮政管理局将原来存档的保证书、切结全部予以清理，退还给被保人转交保人或自行销毁。《通令》指出：
今天这种官僚企业已成为人民自己的企业，工人阶级已成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邮政工人已成为人民邮政企业的主人，这种压迫与统治工人阶级的官僚制度，绝不能让他继续在人民企业中存在下去。因此决定凡一切解放了的地区，接管工作已经完毕，所有过去保证制度，均一律宣布废除。
与其他行业接管工作一样，军管会接管北京邮政管理局以后，举办职工学习班，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人回忆描述，当时在邮政管理局大院内搭起了一个大席棚，邮局系统职工分批上大课，讲课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和全国形势，消除少数人头脑中残留的旧意识，树立人民当家作主与为人民服务的观念。3月17日至27日，北京邮政、电信两大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开幕，出席大会的邮政方面代表148人，电信方面代表129人。会议期间，代表们分别讨论并通过《关于邮政实行管理民主化》、《关于工时工休及劳动保护暂行办法》、《关于在电信企业中逐步签订集体合同》、《关于在邮电企业中提倡和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等一系列决议。会上，邮电部部长、中国邮政工会筹委会主任朱学范宣布，邮政、电信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将全国工人阶级在一年内基本上组织起来的号召，将正式成立中国邮政工会和中国电信工会。
他强调，邮电事业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国营企业，邮电职工本身是企业的主人。他在讲话中号召邮政职工，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全力支援国家的一切施政方针，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首都军、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机关及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完成人民邮政的建设事业。
为了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北京市邮政局新开了一种“征询”业务。其内容是邮局依靠自身的网络和各地邮局之间的联系，替公众调查、征询、解答不同地区的各类社会动态、经济情况、工业原料及制成品的价格信息、产销情况及小型机器的购买、生产厂商、产品性能、使用说明等大量信息，推动并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有一位家住北京市广渠门的居民宋修晨曾向北京市邮局征询上海市面上卤猪肉的批发价格，以及四季中何季销路最好，上海卤肉主要的供给地，西北各地有无运销上海卤肉的例子，上海有名的收购商或代售字号的集中地区，佣金、重量如何计算等。北京邮局收到这份征询单后，马上将征询单寄到上海市邮局，并很快得到了具体答复。当时，邮局规定的征询项目包括：（1）工农商业的动态；（2）工农业产品的价格、销路淡旺；（3）文化教育机关的情况；（4）交通情况，车船票价；（5）亲友现状，有无迁移；（6）不牵涉政治、军事机密的其他一般社会动态。
随着各项邮政业务陆续恢复，邮局对外延长营业时间，从原来每日营业8至10小时增加到11至12小时；开展流动邮政服务；邮递员每天投递次数从原来的每日2次增加到3次；取消步班投递，一律改为自行车班，大大缩短了投递时间。有人回忆，解放初期，本市间上午收寄的互递信件，一般下午就可以送到。有一项数字显示：北平解放时，城区内共有信筒202处、信箱172处，至1952年，城区新设信筒190处、信箱190处，郊区信箱、信筒634处；1957年，北京市郊区信箱、信筒的数量增加至1120处。
为使人民了解邮局的业务情况和邮政常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市政之声、华声广播电台（私人电台，1946年12月开播，1952年6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收购)都安排专门邮政内容节目。北京市邮局在每周五的《新民报》开辟专栏，解答各界对邮政询问。公众凡有对邮局不明白的事宜，均可直接写信向市邮局社会服务股询问，信封上须注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信封左上角注明“邮政事务”字样，免贴邮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在广播电台、报纸上得到解答。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拨打专用电话号码（5-4161）了解邮政相关信息。
1955年，邮电部对工作机构进行调整，对各地邮电机构实行邮电部和地方双重领导的三级管理体制，使邮政工作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解放后，新中国邮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新中国第一枚邮票
北平和平解放后，为配合新生人民政权建立，北平邮政管理局开始筹备印制、发行新中国首套邮票。为了使邮政业务保持顺畅，并体现出新政权的性质，北平邮政管理局在新邮票未印出之前，将中华邮政邮票票面加盖“华北人民邮政”字样，面值改为人民币（旧币），共发行40多种普通邮票。与此同时，华北人民邮政还先后发行：
20世纪50年代的邮筒“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邮票，共5枚，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纪念邮票，共7枚；其他内容高面值邮票4枚。
1949年6月中旬，标志人民政权建立的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各项筹备工作陆续展开，发行一套新中国成立纪念邮票被提上工作日程。华北邮政总局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取得联系，计划设计、发行以第一届政协会议为主题的纪念邮票，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套邮票。负责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审阅了由华北邮政总局送交的报告，当即予以批准。
由于在北平具有印制邮票能力的印刷厂使用需时较长的雕刻版工艺，为了使这套具有标志意义的邮票尽早问世，华北邮政总局决定，邮票改用胶版印制。由于原画稿不能直接制版，邮票设计专家孙传哲将由铅笔绘成的画稿改画成制版稿，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
新中国第一枚邮票的筹印工作由华北邮政总局派驻北平邮政管理局的联络员邓连普具体负责。他接到任务后便来到中南海，邀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务处美术顾问、画家张仃、钟灵为这套邮票设计画稿。他们都来自延安“鲁艺”，擅长漫画、木刻、工艺美术设计，主要工作是为新政协会议召开和开国大典做准备。
张仃（1917-2010），辽宁人，曾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北平解放后，负责并参与国徽设计、天安门广场改造、开国大典等重大活动美术工作。1955年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建工作，历任第一副院长、院长等职。
钟灵（1921-2008），山东人，当过延安俱乐部主任，书法很好，曾任林伯渠同志的秘书，北平解放后又在中南海担任俱乐部主任和布置科科长。1950年以前天安门城楼上用繁体字书写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就是出自他之手。50年代他曾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新中国第一枚邮票共有四张，两种图案，四种颜色，四种面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