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廷见无人说话，就自己解自己的题：“我的看法还是要继续北伐，先彻底消灭日本傀儡的二张残余，占领北京，根绝日本以后侵略的凭借；对日交涉则宜交由中央政府循外交途径徐谋解决。”
蒋介石连声称是。
晚上，他们搬进一所清真寺小憩。寺庙挺高大，平时也很少有人光顾，四处很洁净。一进寺，冯玉祥又问起济南的事。蒋介石、黄郛你一句我一句讲了一遍，讲到蔡公时被凌迟而死，不胜唏嘘。黄郛直摇头：“幸亏我和总司令防范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
蒋介石问冯玉祥还有什么意见，冯玉祥说：“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
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我这是说的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稳妥；但这应该是谋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郛还在低头叹气：“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
这是要考虑的。”
蒋介石也是这个担心，甚至提出与奉张集团划江而治，放弃北伐。冯玉祥坚决反对。商议的结果，决定还是从外交方面着手。最好能去济南看看，如有可能，便与日军交涉，能使日本退兵更好。派谁去呢？大家又都看着黄郛，因为他仍是现任外交部长。黄郛却一言不发。
冯玉祥此时就不再同蒋介石商量，很负气地把他的参谋处长曹浩森叫来，命令他办一个委任令，说：“第二集团军对日外交事宜交崔士杰负责办理。”
蒋介石还在拿眼睃黄郛，黄郛仍没有表示。蒋介石就顺水推舟：“第一集团军的对日外交也交由崔士杰办理，委任先以军令代之，正式委任令，容后请政府颁发。”
最后决定让崔士杰接替蔡公时的职务，任山东省外交特派员，去济南城与日军交涉。蒋介石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交由冯玉祥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里，蒋、冯、黄三人同在车站旁露宿。他们躺在地上，仰面看着天空，夜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闪闪的繁星。三个人谈了一会儿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儿北伐的战略，直至深夜。三个人虽各怀心思，却都不免悲愤填膺，久久不得入梦。蒋介石有一点庆幸的是：他曾派他的参谋陈韬去找日本人谈判，５月５日夜间给日军关在司令部里。到了６日１０点钟，陈韬还被关在那里，他隔壁正好是福田的办公室。他听到福田一得到蒋介石已经出城的消息，就连连说糟了，并同他的参谋长说：“以后事情很难办了！”陈韬被放回来跟蒋介石一说，蒋介石就阿Ｑ似的庆幸：“我既已出城，他们这个迫为城下之盟的阴谋，就完全被打破了！”
一切乞和均告失败
敌机在列车的高空盘旋，显然是日本人在侦察总部的行动。
蒋介石颇有一丝得意。因为福田原来的计划是想把他围困在济南城内，以便尽情勒索。如今他已在开往泰安的列车上。时近黄昏，蒋介石是喜欢山居的人，见了泰山便想一登。于是，十几乘轿子，把总部要人抬了上去。走到第一阶梯斗姆宫，稍事休息。当时第六十师师长蒋光鼐和第六十一师师长蔡廷锴，也跟着上来报告军事进展情况。大家乃就着山坡进餐。不料饭未吃完，山下紧急的递步哨飞奔上来，送达一件福田的要函。
蒋介石急促的目光扫过一行行文字，猛地一震，差点跌倒。“通牒”毫不客气地写道：
蒋总司令阁下：
贵总司令屡违对于中外之声明。此次由贵部下之正规军实现此不忍卒睹之不祥事件，本司令官不胜遗憾。其加诸帝国军部及居留之一切损害，以及有关毁损国家名誉之赔偿等，虽有待于帝国政府他日之交涉，本司令官不欲置喙。
然敢对贵总司令要求左列事项：
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军官，须严厉处刑。
二、对抗我军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
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
四、南军须撤退至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２０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
五、为监视右列事项之实施，须于１２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
盼右列事项，于１２小时以内答复。
临时山东派遣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
昭和三年五月七日午时
周围的人不知信函里写的什么内容，但都记得蒋介石的脸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出于憎恶而变了样，他两手使劲把它推开，推的时候还是又惊又怕，好像那信是突然落到他怀里的一只癞蛤蟆，一个什么坏东西似的……
这五项条件，简直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战败国看待，完全是最后通牒的口气。
蒋介石再也无心游山了，立即下山，仍回到列车里面。蒋介石所住的那一节办公车，原来是为铁路工程师办公用的，前半段是一间客厅，后面有两间房间，一间是单人房，为蒋介石的卧室，后面一间有四个铺位，临时由朱培德、杨杰、邵力子、陈立夫和罗家伦轮流睡眠。
当晚，他们先在客厅里商定了答敌方的文件，一共六条。然后由陈立夫用毛笔写下，时间已是深夜了。他们回到轮睡的房间，分别闭了一下眼，天就微明了。罗家伦第一个走到客厅中，见蒋介石已经穿戴整齐，坐在那里办公。熊式辉一会儿也进来了。蒋介石放下手中的文件，对他俩说：“昨晚所拟的六条答复，请你们二位做我的代表进济南城去和福田交涉。”
熊式辉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日语很好；罗家伦虽不会说日语，但他是战地政务委员，对该会的有关文件比较熟悉，两人可以密切配合。虽说去济南是个险事，但此刻谁也没拒绝。
照战场的惯例，敌对双方有必要接洽时，可以派遣“军使”往来。于是他们立刻做了两面白布小旗，上书“军使”二字。早饭也来不及吃，只在蒋介石桌上抓了两颗小巧克力糖，就上路了，顺着党家庄的大路奔向济南。
他们走后，蒋介石静坐了一会儿，又开始布置：让战地政委会主席蒋作宾派代表对日方先作口头答复；嘱令来接替黄郛的王正廷急速和日方谈判；电令在东京的张群、殷汝耕，直接向日本政府申明，愿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切争端。
此时济南城里炮声隆隆，一声不离一声，弹皮四处飞溅，城关交通断绝，老百姓闭门不出。日军曾有命令，凡操南方口音的，推平头的，携有军用票的，皆在被杀之列。罗家伦和熊式辉到达白马山的时候，遇上许多难民。他们都劝罗、熊不要再往前走了，说是前面有许多日军，见到穿军服的中国人就要开枪扫射。他俩正好穿着军装。果然，前进不到几十米，日军的枪弹就由小山坡上飞来。他俩就摇起手中的小旗，射击停止，有四个日本兵走过来。他俩将使命一说，并要求用军用电话通知日军总司令部，派一辆汽车来接。于是其中的两个步兵紧靠着他俩身旁，走过许多水沟和泥田，到达一个连部，接通电话。日军总司令部真的派了一辆汽车来，罗、熊上了车，坐在后面；前面是日本司机和一个枪口打上刺刀的步兵。
经过相当的路程，汽车到了济南城外的日本商埠，日军司令部设在横滨正金银行里面。罗、熊将来意通报日军参谋，然后才同福田见面。
福田态度仍然骄横，满脸凶煞之气，以怒目恶声相向，随便地指了指前面的椅子，听罗家伦读蒋介石的答复：
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
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的宣传，且已切实取缔。
三、胶济铁路两侧２０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须通过胶济铁道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式敌军来犯时，本军亦须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
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应派相当武装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
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
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
福田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望着坐在桌边的人的脑袋上空，听完蒋介石的“六条”后，尖酸地讥笑着说了几句：“昨５月７日午后４时，本司令官将对贵总司令所提之五项要求条件，亲交贵军代表，声明限１２小时以内回答，然至本日午前４时，仍未接到贵总司令之正式回答，因此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
熊式辉和罗家伦面面相觑，陷入难言的冷场。
福田站起来，身上的勋章闪烁发光，傲慢地环顾在场的人，一字一字地说：
“陈调元、方振武、王均的部队必须在帝国军队面前缴械！”
熊式辉眼里顿时冒火，嚷起来：“这做不到！”
罗家伦也想嚷一嚷：“这怎么能成？不是成心……”
福田冷笑一声：“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他的声调中流露出恫吓的意味。
罗家伦和熊式辉都觉得这样回去如何交账？最好叫福田留个书面东西，以便将来留有证据。福田答应了，进屋去写。
他俩在福田办公室的外间候了两小时了，只有福田的卫士出来，给每人开了一瓶太阳啤酒。这是他俩从天亮到下午２时所享受的唯一食品。
“记住，我再答复的就不是这张纸了！”福田终于出来了，他把给蒋介石的回信推给中国使者。
熊式辉和罗家伦带着福田彦助的信，先乘日本人的汽车进城看一看。在城门口，正好碰上崔士杰，罗家伦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任命状交给他，即正式任命崔为山东特派交涉员，以便在围城里遇有外交事件时，他可以负接洽和联系的责任。他们又见到了留守卫戍济南的苏宗辙旅长和第一军第一团李延年团长，向他们转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们尽卫戍的责任，不得向日军进攻；同时日军进攻时，必须死守，并予以重大打击；没有接到退却的命令，不能撤出济南。他们又在城里寻找战地政务会委员长蒋作宾，却已不见踪影，有人说他已带着部分人员退出济南城。于是熊罗他俩随即出城，辗转党家庄、张夏，直到９日清晨，始到达泰安，向蒋介石报告了情况。蒋介石屈从日军压力，再次复函福田，答应免除四十军军长贺耀祖职务；在济南周围不驻兵；禁止“排日”运动；只求放回战俘和枪支、停止军事袭击。复函分作两份，一封由何成浚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面交福田，另一封由南京政府驻东京的代表殷汝耕，通过日本外务省转告日参谋本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