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着招呼丘倜坐下，问起江西农运情况，有哪些县份的农运比较发展，群众基础如何。周恩来特别问到从临川到宁都一线的情况，问得很细，直到广东各县的农运情况，还有当地反动武装情况，封建势力情况，风俗习惯等等。他一边问，一边往小本子上记着。看来，他是在着手调查行军路线上的有关情况。
末了，丘倜有些疑惑地问：“为什么要这么快撤离南昌呢，我们能够站住脚啊。”
丘倜对南昌周围的敌情比较了解。
从全国局势来讲，自然是敌强我弱，但在南昌这个局部来讲，南昌周围的敌情并不十分严重。因为蒋介石东控沪宁，唐生智西踞武汉，北洋军阀还在大河以北。
蒋介石尚未复职，汪精卫军事无能，掌握兵权的各种势力为了夺权霸势，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还没有形成对南昌起义部队的拉网之势。
可以说，最先受到起义震动的是在庐山的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等人。从８月１日到８月３日的这三天内，武汉的反动势力最为惊恐，枪声在南昌一响，他们就大批逮捕共产党员，破坏共产党机关，取缔自由罢工，警告人力车夫；并发出各种“进剿”、“缉拿”的电令，但在军事上却难有作为。首先是汪精卫没有兵权。拥兵自重的是唐生智。但他只想抽调湘鄂边界的驻军，协同其他各军“围剿南昌之敌”，同时他仍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布了一个“讨蒋讨共通电”，看来是要两箭齐发，其实是引而不发。再说朱培德，更是老奸巨猾。他握有重兵，并声称“早就知道共产党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中想作乱，所以把三军、九军的两师放在吉安”，“但他此次因为不能由南昌方面去，所以改道到汉口转赴吉安督师”。可是，远在吉安的两个师，对４００里外的南昌两万之众究竟能构成多大的威胁呢？实际上，朱培德也是摆摆样子，仍是按兵不动，他自己直到８月５日仍滞留在武汉，哪里有“急赴前线”的迹象？而吉安的两个师属王均，王均名义上是朱培德的部下，其实并不听指挥，两人矛盾很深。王均久欲取而代之，但实力又较朱弱，处处受朱之钳制，王遂借南京政府为靠山，正在寻找机会，一步一步移向蒋介石。朱培德暗中打着算盘，王均真想出兵，拼光了他也不在乎。而王均岂肯上当？
总之，在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前，没有发现敌军大的动作。
要说“动”者倒有一人，就是反共老手夏斗寅。他任新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他的部队是８月３日动员，由武穴、蕲春、黄梅等地出发，进迫九江。他打着“进剿共军”的旗号，暗中却把矛头对准张发奎，占领他的地盘。有了这种打算，他自然不会全力以赴去“剿共”。
真正直接构成对南昌威胁的，仅有四支部队：
一是张发奎余部，尚有第四军的十二师、二十一师，第十一军的二十六师等三个师；二是汪精卫于３日令派的所谓“九江之金军”；三是吉安之王军；四是抚州之杨部。
张发奎是不肯与起义军硬拼的，这在他与郭沫若的交谈中已有“约法四章”，事后证明确也如此。“九江之金军”，军长金汉鼎与朱德关系甚密，虽然朱德动员他参加起义而没有响应，但仍不至于出卖朋友。王均按兵不动，抚州的杨如轩对朱德的先遣队“安全礼让”……看来四面之敌并未对南昌构成灭顶之灾。
那么起义军为何要匆匆撤出南昌呢？
除了党中央早先的决定，起义后立即开赴广东，以便得到外援；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材料，来说明撤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倒是尾随起义军苦苦赶队的陈毅，对此做过一些中肯的分析。他说：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
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的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大，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的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到广州，恰巧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瑞金、会昌至汕头，当时主要是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一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
陈毅没有说的还有一点：南昌周遭之敌没有动作，而起义军进发之地的广东地界，反动军队倒真的动了。
８月９日由香港发出的电讯称：李济深向总部领费五万元，成立讨共军第八路总指挥部，荐黄绍为副指挥，连日由韶开赣军队甚多，将由钱大钧率领入赣，解决赣事……
比这更糟糕的是，敌方已完全掌握了起义军的动向。８月５日，张发奎就给武汉国民政府打电报，称：
一、本军二十四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５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限１６日到寻邬集中，向潮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即电转李任潮（即李济深）黄绍，严密防堵。二、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沿途无火车，只有步行，速向南昌追剿。三、本日特将所有空船，一律饬回武汉，以便输运。四、东日（即１日）已令戒严司令金涛九（即金汉鼎）同志，即将九江市党部、县党部、总工会等机关，一律封闭，捕拿逆伙，以清乱源。五、职为视察明了见，决于鱼日（即６日）偕同黄（琪翔）军长同赴德安，处置一切，知关廑注，谋以奉闻。
黄琪翔也于同日向武汉政府发了表态电：
贺叶叛变，职部奉令追剿，已饬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职拟于鱼日进驻涂家埠指挥，务令跟踪追击，不使逃窜。
张、黄明知起义军５日全部撤离，他们反而６日进驻指挥所，不能不说是有意回避；然而，既然知道了起义军的行踪，他们也不能不做出点追击的声势，并顺势将责任推给李济深、黄绍。于是，前途变得凶险莫测，仿佛真有一把利剑高悬在南下之路。
撤离中的男兵女兵
由于仓促，来不及深入动员，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只记住了一句口号：“打回广东去！”既然是去打仗，武器弹药是最重要的。南昌起义缴获了大量武器，每个人都做了充分的补充，原规定每人带２５０发子弹，有些同志自动带了３００发以上。二十五师的孙一中团长为了多带些子弹，连他那副心爱的红皮绑带也扔掉了。即使这样，仍有大批武器弹药带不走，这些多余的武器，当夜被投到赣江里去了。以武器为自己的性命的士兵们从来没有这样“浪费”过，他们看着成捆的枪支扔进江里，站在岸边，痛心得不忍离去。
８月３日，朱德带领先遣队作为南征第一纵队出发了。他们号称第九军，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大约三四百人。他们从进贤门出城，甩开两条腿，朝着抚州方向进发。下雨了，雨不大，不但没有赶走暑气，还添了一份腌！。打湿的衣服粘在身上，没有几个挑夫，舍不得丢弃的武器大家轮流来扛，不一会儿浑身上下不是水就是泥，步履都沉重起来。看来，前面的路不会平坦。
随后的两天里，南征的左翼纵队司令蔡廷锴率第十师为第二纵队；叶挺率第十一军为第三纵队；贺龙率第二十军和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相继出发。
南昌的老百姓还没享受到新政权带来的好处，很快又要做出贡献，有八百多名青年男女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随军南下。更多的是民工，他们要为这支队伍运送大量辎重。
部队开始清装，严格规定，凡师长以下，每个人的行李不得超过２０斤；除了年老有病不能步行的，一律不准骑马。所有的马匹都用来驮运大炮和炮弹。挑夫还是少，旁边还要有一个士兵照看着，怕的是一筐一筐的枪支和银元被卷走。每个士兵都是负重累累，有的班还抬着大帐篷。即使这样，还有许多武器弹药带不走，偷偷投进了赣江……
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第二十五师，于８月５日最后离开南昌。
据先头部队通报：沿途群众纷纷逃避，给我军造成不少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群众对大军过境不明真相，害怕拉夫，但主要的还是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人心惶惶。虽然如此，由于起义军所到之处，大都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敌人的谣言渐渐失去作用。当二十五师随后卫跟进时，见沿途居民已陆续回来了。他们与群众的一切接触，都严格遵守上级的规定：凡大批购粮，用武汉纸币；买少量粮米、油盐和蔬菜即用银元。二十师的一个连长吴勤伍因买菜未按规定，给了老百姓纸币，当时即被撤了职。
在长途行军中，虽然天气炎热，身上又带了大量子弹，并没有人随便拉夫，连必不可少的向导都是用钱雇来的，每天一块银元。给七十五团带路的一个向导，一连送了他们三天，末了，叫他回去，他还不愿意，说：“你们到哪里，我就送到哪里。”他们在抚州以南的一个小村子宿营的时候，有位老太太拉着一个年轻战士的手说：“孩子，太冤枉你们了！谣言说你们不好，可是看了两天，你们真是好队伍，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老太太说的是实话。但不是每一个旁观者都这样通情达理；不可否认，起义军中也有败类。
因为这是一支新型的队伍，新型队伍并不能一夜间从旧队伍中完全脱胎换骨；队伍还年轻，路人在观望。
不管怎样，新队伍对年轻人还是充满了吸引力。
武汉军校有一支女兵队。她们中许多人都在南昌起义时赶到了南昌。指导员彭漪兰告诉住在高安旅社的女兵胡毓秀：“起义军８月５日就要出发到广东去。”
胡毓秀一听急了，恳求道：“指导员，那你一定要带我去呀！”
“我倒是愿意带你走，不知领导同意不同意。”彭漪兰闪动着大眼睛，“这样吧，我马上带你去见周恩来同志，只要他一点头，就没问题了。”
她们找到江西大旅社，见了周恩来，彭漪兰向他介绍了胡毓秀的情况，并替她说了几句恳求的话。
周恩来朝胡毓秀看了许久，知道她是病后初愈，笑了笑，又摇了摇头：“不行！
这次行军，前有敌兵，后有追军，再加上你们毫无经验，如果半路上病倒下来，那可不是好玩的。”
一听这话，胡毓秀像被冷水浇头一般，失望万分。但军校的女兵都是些“硬骨头”，什么事情都不肯轻易退却。她再三恳求周恩来：“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无论如何，请你答应我的要求！参谋长（当时许多人对周恩来的称呼），你千万别小看我们女兵啊！”
周恩来又笑了一下，但还是不答应胡毓秀随队，他劝道：“既然身体不好，还是稍缓一步吧！留下来干地下工作，不也同样是干革命么？为什么一定要上前线呢？”
“不！不！我坚决要去！参谋长，让我去吧，我保证吃得消……”胡毓秀一个劲地纠缠着。
周恩来只好同意，半气半笑地说：“咳，你小鬼……好，就一道去吧！”
胡毓秀的愿望实现了，一蹦一跳地回到旅社，把这消息告诉同住一屋的同学褚志元。
褚志元在军校受训期间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步履艰难，后半学期即停止学习。
当她得知胡毓秀将要随军出发时，又喜又急，竟抱着胡毓秀的头大哭起来。胡毓秀连忙安慰她：“别难过，党决定叫你到武汉去搞地下工作，不也一样是为了革命吗？”
褚志元不哭了，可仍在发愣。
第二天，彭漪兰告诉胡毓秀：“参谋长把你留在参谋团工作，这几天就帮助我做女兵们的组织工作。”
这时，通过各种途径来南昌的女兵有３０个。她们大部分是军校的同学，少数是何香凝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
这便成了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
８月６日，还有一些零星人员撤离南昌。
卫戍司令彭干臣要几个同志留下来，二十军特务营的副连长唐天际便是其中之一。彭干臣让唐天际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毛泽东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武装联系。交给唐天际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件后，彭干臣他们就上路了。
唐天际送走最后一批起义军，回到家里已是深夜１点多，将急待处理的事情办完，东方已渐发白，鸡鸣四遍了。他卸去武装带，想眯一会儿，外面忽然跑进人来，气吁吁地说道：“副官长，敌人出来了，省政府被包围，赶快走吧！……”话没说完，就听见外面叭叭地打枪。潜伏的敌人出来得这样快！唐天际急忙换上便衣，往大门口走。
一出门就碰上几个敌兵持着枪从街上跑来，冲着他问：“喂，里面有人吗？”
“有！”说完唐天际就往街里走。其实院子里的起义军早已走空。
唐天际一口气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那是一座小店房。他认识店里两个店员是同情共产党的，店里的刘老板，也见过面，在大革命时期表现还不错。尽管这样，唐天际一躲进来，店员还是有点紧张，生怕被人发现。上午，他们几个人分头出去打探消息。不一会儿，有店员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在挨户搜查哪！”唐天际正在忖量如何走脱，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搜到隔壁来了，唐先生，怎么办？”唐天际四处一看，这爿小店，只有一楼一底，要藏是藏不住的。满屋的人急成一团。唐天际就往楼上跑，看见一个大座瓶，足有四尺来高。他也顾不得多想，把大座瓶放倒，先将脚伸进去，再把身子缩进去，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
唐天际在瓶里听得真真切切：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接着就听见刘老板赔着笑招呼：“老总，请检查，我们这里没有外人。”
“没有共产党吗？”
“没有，唔，老总！”
敌人的脚步声在地板上来回响着。忽而，格登格登的皮靴声响到瓶边来，忽而，格登格登地又踱远了。唐天际的心跳也随之忽起忽落。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他才吐出一口大气。
刘老板上来，将唐天际扶出座瓶，气愤地告诉他，敌人凶狠地指着他鼻子“警告”了几句才扬长而去。
一连三天城门紧闭，戒严搜查。城内的情况既已了解清楚，唐天际便打算离开小店，出城赶部队去。他和店里的人商量，店员们搔着头皮想办法。半天，刘老板皱着眉头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怕你不愿意。”
“什么路都行，只要能出城！”
刘老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说了：“从阴沟里爬出去。”
“行！”
唐天际心急如焚。当下几个店员给他凑了几块钱，又送了他一套衣服。到了半夜，刘老板便领着唐天际钻进阴沟。夜已深，阴沟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半尺来深的污水发出冲鼻的腥臭。刘老板打着手电领着路，忽明忽灭；两个人都憋着气，半句话也不说，躬着腰一步一步朝前走。阴沟通道很长，大约走了半小时，才走到了城墙外面。这已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他们趁黑安然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离城３０里的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换去一身脏衣服，说了些感激刘老板的话，唐天际踏上了通向抚州的大路。
唐天际回头眺望英雄的南昌城，心中发誓道：南昌，我们一定要回来！
贺龙的方阵里眼镜多、白头发多
贺龙的二十军出发较晚，大约是５日出发的。尽管贺龙对选中的撤离路线不十分赞成，但还是坚定地执行前委的决定。临出发前，他还发布了一个详细的文告，这是由贺龙的实际讲话整理的，其中没有一句空谈，既生动又深刻，充满了贺龙式的智慧和幽默，今天读来仍新鲜如初，这也是贺龙始终具有号召力的原因之一。
他在文告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