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曾经回忆道：“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那本书。抗战期间，这本书我在昆明就已经写成。那时日帝飞机经常来轰炸，我只好把稿子带着跑警报，到了北边山上，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稿子就摆在山上了。等到我记起回去，已经不见了踪影。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世间帝王坐失江山的不乏其人，学者坐失手稿的却罕见所有，这件事当年就传为笑谈。别人笑得欢，作者则如哑巴食黄连，其苦难言。《知识论》完成于1948年底，出版迟至1983年冬，金岳霖的那声“非常非常之高兴”道出了他对宁馨儿终于面世的喜悦之情。
《论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着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着。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论道》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着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其哲学体系中“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许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一一赋予新解。此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评为优秀学术着作二等奖，奖金高达五千元，这是一个相当不菲的数目。
晚年，金岳霖谈到自己1949年前的着述，这样写道：“我只写了三本书。
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他认为自己没有数学才能，形式逻辑就很难深钻猛掘。
三、终身未娶之谜
世间精于理者未必不深于情，庄子妻死，鼓盆而歌，那是哲人的超然，而不是漠然。
1924年，赵元任夫妇赴欧洲旅行，遇见金岳霖，后者正在欧洲游学，同行者为美国女朋友LilianTaylor。LilianTaylor的中文名是秦丽莲，颇为俗艳，这肯定不是金岳霖操觚的“杰作”。1925年11月，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北京。她倡导试婚，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充满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感情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接替前者的教席。
他不住在校内，而是与秦丽莲住在城里。
很显然，金岳霖与秦丽莲只是同居，试婚无果就劳燕分飞了，秦丽莲返回美国后，彼此间失去了联系。年轻时，金岳霖最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罗素极力主张试婚，生命不息，试婚不止，他的正式夫人即多达三任。相比而言，金岳霖只能算是浅尝辄止，小巫见大巫了。
金岳霖终生未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美丽的女主角一直被人反复提及，她就是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林徽因的美貌和才华有口皆碑。翻译家文洁若认为，林徽因“天生丽质和超人的才智与后天良好高深的教育相得益彰”，这话说到了点子上，林徽因确实是知识女性中的极品。张邦梅在张幼仪的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写到林徽因，张幼仪对这位情敌（实为假想敌）的评价非常值得玩味，她的原话如此：“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位女士当时才十六岁多，为了追求她，中了魔的徐诗人竟将饱受丧子之痛的发妻弃若敝屣。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离婚证人是金岳霖，徐志摩后来与陆小曼的结婚伴郎也是金岳霖。徐诗人的那些孟浪之举，金逻辑是再清楚不过的。
梁思成与林徽因结缡，家世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双方的父亲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多年的知交。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感情基础自然十分牢固。
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受了重伤，他们的关系非但没有疏远，反而更加紧密，水泼不入，针插不进，翌年相偕留学美国，同修建筑学课程，然后结成神仙眷侣，不仅情投意合，而且志同道合。徐志摩伤筋动骨，牺牲学位，兑换了自由身，尽管使出浑身解数，但依然未能俘获林徽因的芳心，只好乖乖认输，退而求其次，拆散同门好友王赓与陆小曼的婚姻，娶了那位金枝玉叶的病西施。金岳霖究竟有何绝招使高傲的天鹅公主在为妻为母之后对他格外高看？
他默默地爱着林徽因是不难理解的，林徽因爱他，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不得要领了。林徽因的传记在坊间已有多种，它们都未能揭示这个哑谜的谜底。
金岳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金岳霖雄心万丈，才高八斗？金岳霖幽默风趣，亲和善良？爱情是一定需要理由的，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林徽因才智过人，更不会误打误撞。
值得信赖的记载来源于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女士的笔录，她曾在《碑树国土上，美留人心——我所认识的林徽因》一文中细述根由：1931年，梁思成从宝坻调查回来，林徽因哭丧着脸对他说，她真是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并没有把他当成傻丈夫，而是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梁思成痛苦至极，也矛盾至极，苦思一夜，认为金岳霖所具有的哲学家冷静理智的头脑正是自己所欠缺的，于是他告诉妻子：她可以充分行使自由意志，倘若她选择金岳霖，那么祝他们永远幸福。稍后，林徽因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金岳霖。难能可贵的是，金岳霖并未让爱情中人最易在内心滋生的自私自利占据上风，他的回答十分理智，令人叹服：“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始终是好朋友，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百分百地信任。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总是由金岳霖居间仲裁，逻辑教授凭借丰沛的理性自可胜任愉快。
徐志摩、金岳霖都与林徽因有过感情纠葛，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的浪漫劲头所驱遣，致使感情烈焰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示出超脱凡俗的襟怀和品格。柏拉图尝言：“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评价浓缩为五个字——“极赞欲何词”，林徽因对金岳霖的评价也绝对不会低于这个刻度。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撰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她去世的日子也是在四月的第一天（1955年4月1日），此处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
金岳霖回忆起那场追悼会，曾痛切地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林徽因去世后多年，有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故交好友到北京饭店吃西餐，众人大惑不解，等到金先生致祝酒词时，谜底才被揭开：“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不禁感慨欷歔。这份深情愈老愈醇，真是人间极品啊！
关于金岳霖的感情生活，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据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中透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金岳霖一度打算与记者浦熙修缔结姻缘。当时，民盟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是积极分子，同组的浦熙修热情大方，与金先生很投缘，两人过从甚密。浦熙修多次去金家做客，对汪师傅的厨艺赞不绝口。从两情相悦到谈婚论嫁，眼看就要水到渠成。不巧的是，彭德怀庐山挨批，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浦熙修的妹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婚姻与政治瓜葛相连，稍有不慎，瓜葛就会变成高压线。金岳霖是共产党员，这种变故令他大犯踌躇，进退两难。李文宜出于好意，劝金先生“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不久，金岳霖住进协和，浦熙修身患癌症，结婚的事便功败垂成。这一次，金岳霖真就疾步流星地走到了围城的大门口，无奈又折转回来，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他的人生中注定缺少一个洞房花烛夜。
四、枉抛心力作哲人
金岳霖的内心充满矛盾，绝对比王国维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更为纠结。（不止一次）他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这样的话：“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哲学理论与哲学家的人格因此而分裂，哲学家不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诚然，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越来越罕见，甚至有“恐龙”灭绝的危险。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之际，金岳霖在会计处碰见黄子卿教授，后者问他：
回到北平后，倘若共产党来了，怎么办？金岳霖的回答很斩钉截铁：“接受他们的领导，他们不是洋人，不是侵略者。”中国人遭受外侮的时间太长了，只要结束了半殖民地的状况，金岳霖就感觉无比欢忭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印象太坏，憎恶之极。这位逻辑学教授并不缺乏想象力，但更坏的情形他确实想象不出。
许多学者的脚步都喜欢朝着书生报国的方向迈进，这样一来，就难免与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岳霖曾坦承，对于政治，他是一个辩证的矛盾：
“我是党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党员；我是民盟盟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盟员；我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可是，是一个不好的委员。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他所说的“对政治毫无兴趣”是指他从来就不想涉足官场，毫无官瘾，甚至比傅斯年更瞧不起国民党的某些政客。他所说的“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则是指他对政治动向的关注。说矛盾，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他特别留意某些政治细节。有一次，他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他？”艾思奇打听到准确消息之后，告诉他：“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上，金岳霖亲耳聆听过周恩来总理两个多小时的长篇报告，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犯过错误，我的错误把我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令他深受触动。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通过批判他人和自我批判而改造灵魂，消灭心魔，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子主动身受（实际上也是被动身受）的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谁若想立定脚跟，八方吹不动，那是不可能的，惊涛拍岸的时代洪潮将众人裹挟而去。
1949年后，金岳霖撰写了多篇自我批评的文章，顺带也批评了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沈有鼎、殷福生和王浩，认为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自己以往对学术的错误态度。
1956年，金岳霖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知识分子，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要巩固这个‘站起来’的局面，又非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要建设社会主义，非有相当多的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任务不可。”他找寻政治归宿，不像某些老知识分子那样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他对蒋介石的专制深恶痛绝，对建国之初毛泽东的开明不仅赞赏，而且钦佩。这位慎思明辨的学者并非预言家，对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他不可能有先见之明。短暂的“蜜月期”他要好好享受。
1957年前后，金岳霖在许多场合都曾明确表态：“我改造得不好，为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他写过一本《罗素哲学》，以十分严苛的笔调将这位自己多年尊崇的西方哲学家敲打得满头是包，他公开表态与罗素划清界限。
凡事过犹不及，他这样做也许可以在政治上涉险过关，却无法在学理上自圆其说。那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时代（“横扫封资修”的恶例层出不穷），也是幽默大师彻底丧失幽默感的时代。不为已甚的古典法则完全失灵，金岳霖苛责自己，批判他人，乃是知行裂变的结果。哲学家的心灵扭曲肯定会比其他人的类似病变显得更为醒目一些。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访英文化代表团，在牛津大学住了几天。王浩当时任教于牛津大学，特意安排恩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的演讲主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金先生很尊敬”。说到英语表达，费正清也在《自传》中称赞过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一位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发生显而易见的突变，总是令人困惑不解的。鉴往知今，可是金岳霖的“往”与“今”难以对接，其间缺乏合理的逻辑指向。当年，胡适在海外感叹金岳霖被洗脑了，认为他参加学习会，写批判文章（包括批判胡适），是一件屈辱的事情。由于处境和语境的迥异，产生这样的隔膜，并不足奇。
金岳霖是哲人而不是超人，他后半生的成绩单乏善可陈乃是不争的事实。
他最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可怜的黄仲则只能“枉抛心力作诗人”，一生都在胆汁中浸泡着。金岳霖枉抛心力作哲人又如何？他苦乐参半。入于荣辱、是非、得失、成败之境，始终只有单纯，只有天真，只有大海捞月的梦想，只有竹篮打水的徒劳，论者若持恕道，对金岳霖和类似其遭遇的知识分子又何忍深责。
（《书屋》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