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先回到村上去了。我那时在永寿中学教书，刚考完期终试，晚了两天才回去。在临近村子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悲伤和不祥的感觉，因为从任何一个熟悉的角度观望，村子里都好像被丧事之前的阴郁笼罩着。
藏着这种感觉，我请来村上的赤脚医生俊泉，他这几天一直给父亲打针，说是流行感冒。我看父亲的精神还可以，晚上和母亲一起说了许多话，临睡前又给他吃了一次药。快天亮时，母亲叫醒我，说父亲说话不清晰了，要我赶到县上，把妻子和孩子接回来。
母亲一生是明白人，她要父亲静静地离去，不让我们再折腾他。
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一只看不清的大鸟，“呀”的一声，从我家房檐下飞走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接着收到嗓子眼上。我知道一切都在向我预兆，随着那一声鸟叫，父亲的魂，就在我开门的时候，跟着那只我始终没有来得及看清的鸟，向土地或天空里飞去了。接下来的几天，父亲含着一丝气息，等他的所有亲人，能来到他的床边看上一眼。
他等来了，凡是我知道的所有亲人。
最后看他的，是他的表弟李敬明。他是父亲唯一的姑母的儿子，解放前从兰州大学毕业，在一乡里学识最好，和父亲长得最像，“文革”中也是带牌被游斗的人。
父亲离去的时候，二姐亦在病中。第二年的晚秋，我最后一次在医院里看她。她在病床上烦躁不安，我一直抱着二姐，与她走向终点的生命，相守了一个上午。我是二姐抱大的，我还不了她的这份亲情，但我想让二姐在我的怀里，多安静一会儿。此刻，她在急奔父亲的路上，见不到她还活着的母亲，我以为我的胸膛，会连接着母亲的胸膛，我含泪叮咛她：多在我的胸膛上靠一会儿。
二姐下葬的那个黎明，我是一身孝衣，跟在她的儿子后边，一路哭泣着，把她送到马坊村南的墓地里。这些年，我只要翻过马坊沟，就想起沟边的一块地里，埋着早走的二姐。没有风吹，眼里也会潮湿的。
命运在这里如此逼人，让我顾不上喘息，两次流着泪送他们入土。
被连续地击打，我发现马坊，好像有意用一些生命的悲惨离去，在折磨另一个与他们有关的生命。我已没有一滴可供内心哭泣的泪水了。我土生土长的身子，在告别马坊的一系列山路上，拒绝转身。也拒绝风雨，从我的沉默里，碎片一样摘走一朵悼念之花。我的目光，触在最熟悉的庄稼上，也不是一身的硬朗，能抵挡得住的一种伤痛。
因为那些庄稼上，有父亲和二姐的目光，依然心疼地盯着我。
母亲一生最伤痛的，是看着二姐先她而去。女儿走了，她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一种疼痛。我知道她一难过，就摸着立在文化馆院子里的一块石碑，叫二姐的名字。她不知道，也不理解那是一块唐朝的名碑，她只是想从一块石头里，把二姐的魂叫出来。
她就这样活了一年，在县医院去世了。那是深冬的午夜，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我取来母亲的寿衣，叫来在药厂工作的堂哥耿涛，我们用一盆净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擦了身子。看着我过于悲伤，医院没有送母亲进太平间，专门腾出一间病房。此后至天亮，我两次去换母亲床头的蜡烛，每次都要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一边看着躺得安详的母亲，一边看着燃烧得安详的蜡烛。
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个去世的人单独在一起，内心没有恐惧。
我想，母亲不会给我恐惧，夜晚也不会给我恐惧。
第二天，沿着一路的大雪，母亲的灵被搬回村上。
我的悲伤也终于到了极点。跪在雪地里，我哭诉再也不回这个村子了。
埋完母亲，我用一把黄铜锁子，锁上一家人出进了几十年的大门，把钥匙交给大我七岁的三姐，转身走了。而且劝说自己：绝不回头。
我在路上想，我的几位亲人，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集体撕裂我对马坊心存的一脉温情？他们活到最后，用自身的一些信息，揭破了生命中的许多暗示，而性情一直忧郁敏感的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他们走了，走得那么干净，但并不轻省。因为他们把一生对粮食的敬畏，继续背在身上，还像活着时追赶一坡玉米那样，只是这一次，他们是迅速地隐退。
我此刻才意识到，人和大地，有时都很孤独。
我也理解乡村目睹过的死亡，永远和一个人的降生一样神秘，也一样平常。因为我从村子里走出来时，用泪眼看到的房舍、树木和道路，还是原先的样子，好像一点没有被触动。只是沿路的庄稼，有几棵借着微弱的风力，摸了摸我的衣襟。
但我在写马坊书的时候，终于悟到了大地，从不把疼痛放在外面。
因此我说，一个人的去世，一定会伤着大地的内心。
我还是向马坊回头了。这是多年以后，我想回来看看，我的几位亲人的去世，对他们劳动过的大地，伤着了内心没有。以此看看我的内心，被时间抚过的伤痕，现在还有多深。
6
棉花曾经离我很近，也离我很远。
离我很近，是它一个冬天都附着在身上，通过一件棉衣，用暗藏的发白的火焰，温暖着我。离我很远，是在马坊这块万物都能开花的大地上，很少看见棉花这种植物生长过。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只要能见到雪白的棉花，就想把手伸上去，就想把脸贴上去，就想呵着一口气，把头抵在棉花的怀里。
现在，走在长安城里，突然抬头，我会有一种连天的忧伤。
我问自己：这是你贫困温暖的家乡吗？这里有你守望过的麦田吗？
而我最想问：这里有你贴身体验过的棉花吗？
确实，棉花从我身上走下来，已有好些年了。现在想来，我在故乡脱去的不只是一件棉衣，是把母亲一心的温暖，也随着那个我要离开马坊的日子，毫无疼爱地脱去了。
我是穿土布长大的。这也是棉花，经过母亲的一双手，在很多日夜的纺织、裁剪之后，以衣裳的形式，走上我的身体。而我最为念想的，是每个冬天都要穿在身上的棉衣。
那时的马坊，冬天是很寒冷的。记着飘雪，是每天的事情。一个冬天里，只要出门，都会走在无边的雪地上。就是坐在家里的炕上，把目光从窗户放出去，也会被从瓦沿上挂下来的冰柱，割裂得横七竖八，看不到一块完整的院落。但穿着母亲一手缝的棉衣，我很少被冻过。就是一直处在雪地里，脸是冰冷的，身子上的每个关节里，却被棉衣释放出来的温暖，一处一处地滋润着。要是双手冷了，抬起来往棉衣的袖子里一塞，也会热起来。
我清楚地记得，等到麦收后的忙罢，也是一年最热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收拾我们的棉衣了。先是把上一年的棉衣拆了，把里外的土布洗净晒干，再在门口的捶布石上，一棒槌一棒槌地捶平展。最难的是收拾棉花，这是让母亲最费心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些穷苦人家，棉衣里的棉花，少说也是穿了几年的，除过少数新一些的外，大多像一把破絮。我看见母亲把它们搭在院子里，一遍一遍地弹着里面的土。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那是在一个冬天的时光里，一个穿着棉衣的人，要在黄土里穿行多久，那些细密的黄土，被风吹着，一部分打在脸上，更多的是打在身上，顺着土布的纹路，被密织进棉花里。因此，一个冬天里，可以说我们是穿着棉衣在行走，也可以说我们是背着黄土在行走。现在想来，才明白了我的每一件棉衣，怎么越穿越重，重到临近春天要脱下来时，母亲掂在手里总是心疼地说：“沉得像一块土。”
于是，她站在那么大的太阳下，要把这些压过她儿子身骨的黄土，一粒不露地拍打出来。
这个过程很漫长。
就这样，一个夏天的阳光，全被母亲搭在院子里的棉花吸收了。
而在那么冷的冬天里，棉花里才有这么多的温暖释放着。
我那时常常是抱着一本书，看着母亲这样劳作。真想走过去，从背后亲亲母亲，也亲亲棉花。但我往往在要抬脚的时候，会突然抬头，向村后的高岭山望去。因为我们一村的风和土，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一村的雨和雪，是从那里飘来的。我很想知道，看见母亲这样收拾我们的棉衣，下一个由高岭山主宰着的冬天，会减少一些寒冷吗？后来，我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一座歇在，高岭山下的村庄/也伸出手，要触摸棉花/一直藏在身体里的火焰。
这让我想起了/母亲的怀抱里，有棉花的温暖/也有大地的温暖。我穿得很旧的/土布衣裳，有她从心里/带血抽出的棉绒。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懂得，要替棉花喊疼。”
真的，我更懂得要替母亲喊疼。
那是在土炕上，母亲要装棉衣了。每年的第一件棉衣，都是给我装的，用的都是最干净、最绵软的棉花，而且在后背、肩胛、膝盖部分，要装得更厚一些，生怕被冻着了。第二件是父亲的，棉花要次一些，但细心的程度是一样的。第三件是她的，全是剩下的破絮。有的破絮，是蓝一块，黑一块，红一块，是我在衣服上擦露水的钢笔时，留下的痕迹。
唉，那些年我真粗心，在自己身上暖和时，竟忘了问母亲身上暖和不。
到现在，在我舍弃了所有棉衣，把被母亲一手缝的棉衣保养着的身子，交给机器制造的羽绒服后，才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新生活，不一定很幸福。
因此，一个人的时候，我一定这样问自己：我的母亲，她用一生的时间，握有棉花的沉重和操守。映在我身上，那些雪白的东西全是棉花吗？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
我想把母亲留在棉花上的叹息，再多写一些。
我说过，棉花也离我很远。其实，那是棉花离马坊很远，离母亲很远。
那些很贫穷的年月里，吃饱肚子很重要，穿暖身子也很重要，因此，父亲的叹息多在粮食上，母亲的叹息多在棉花上。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家添置棉花，从没敢用斤论过，只是用两来计划，今年添置几两，明年再添置几两。那一两棉花，就是用我们的很多粮食，从乾县、礼泉客人的手里换来的。等到我在常宁中学读书时，看到我们班上有乾县、礼泉的同学，想到的第一个词：
棉花。
为了棉花，母亲经常是一个人叹息着。
为了棉花，母亲从口中要省一些粮食。
为了棉花，母亲的头发也白成了棉花。
记得有一年，村上在村南最好的地里，试着种了一块棉花。母亲和村上的女人一样，一直在棉田里忙碌了一季，到头来，每家只分了一捆能当做柴火烧的棉秆，上面稀稀拉拉的几个棉蕾，就是不吐棉絮。一村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于棉花的希望破灭了。走在地头上，许多村人说，这么好的土地，能种小麦，能种玉米，能种高粱，能种谷子，能种洋芋，能种西瓜，怎么就种不出棉花呢？
我第一次在土地上见过吐出棉絮的棉花，是在我们村南，隔着一条沟的滚村。那是大姐嫁过去的村子，是一个吃着窖水的村子。奇怪的是，在她们村的河滩上的沙土里，能种出花生，也能种出棉花。有一次，母亲带我去大姐家，正赶上村里分棉花。多大的棉桃，有炸裂的，也有没炸裂的，我们坐在烧得很热的炕上，把剥出来的湿棉絮，一把一把地往炕席下面放。那个时候，母亲和大姐的脸上，堆满了和棉花一样的笑。第二天一早，我揭开炕席，满炕都是洁白如雪的棉花，激动得我把手、脚和头埋在棉花里，不想出来。
母亲和大姐，剥了一夜的棉桃，也没有多少瞌睡。只见大姐对母亲说，她要用这些棉花纺多少线，织多少布，缝多少衣，有多少是母亲、父亲和我的。
那时候，我才感觉出：善良的女人，天生都是爱棉花的。
我的印象里，棉花不仅洁白、软和、温暖，棉花的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超越洁白、软和、温暖的气息。这种气息，我是从母亲用来放棉衣的柜子里闻出来的。记得每次打开放在炕头上的柜子时，都有一种异样的气息，让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去，翻着自己的衣服。
这个时候，母亲总会站在我的身后，叮咛我小心一些，别把柜子翻乱了。
我知道母亲在一些衣服里，还藏着一些简单的银首饰。不知道她年轻时戴过没有，但我从未发现她戴过，也很少取出来看看。好像这些东西，比她身上的岁月，还埋藏得深。今天，我想起在母亲的柜子里，还藏有一些简单的银首饰，对母亲一生的遭遇，在难过之余，也有一丝高兴：至少，作为一位女人，母亲在贫穷的年月，也有过她的拥有。
因此，我会告诉你，棉花的气息，就是母亲身上的气息，间或，也有那些简单的银首饰的气息。
这些气息，应该还在母亲留下的柜子里，浸淫着每一道木纹。
现在，在马坊的大地上行走，面对大块的云朵，我很想见见棉花。
看它在母亲一直清贫的身体里，如何藏下温暖。
这是我对这块土地，仅存的一种要求。只是到现在，这里也不曾种过棉花。特别是今天，在这里生活的人，谁还像我一样，对棉花心存痴情呢？
没有了，绝对没有了。
高建群有一本小说，叫《最后一个匈奴》。我想，我应该是最后一个怀念棉花者，至少是在马坊。所以，我要亲亲棉花。
亲亲棉花，就是用我温暖的唇齿，亲亲母亲。
（《花城》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