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谋
罢工
我曾经在电视里，或者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很多的男男女女组成一支队伍，他们手里拿着旗子，打着口号的牌子，大声呐喊，嚷嚷着口号。
他们在反对，抵抗，排斥着什么，这叫示威游行。他们群情激昂，像潮水一样涌满了城市的各个街道。但大多时候，他们被统治者的队伍击散，同样的队伍，一方是临时拼凑的一堆散沙，一方是手握钢枪的铜墙铁壁，但他们同样是人，一样有父母亲人，但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他们成了敌人。结局大多数都是带头的几个被抓起来，进行审判。
在2001年的某一天，我也走上街头，成了游行者中的一员，我不是组织者，或者说带头的，我是随大溜的那种。在一家小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将近一年了，每个月我能拿到四五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每个月按时发着也让人有所期待。但这一次，有四个月没有出粮了，我只是上千人里微不足道的其中一个，我没有发言权，我说了根本没人听，很有可能连这四五百块钱也拿不上，我做了哑巴，最多在没人的时候发几句牢骚，骂几句娘。但上面听不到，听不到还好，听到了就麻烦了。我想，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都沉默着，敢怒不敢言。总有人沉不住气的，总有人会跳出来。我曾经很崇拜他们的勇气，但我却不敢尝试着做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我只知道是四楼车间的，他们的工作是做游戏机的手柄，把一楼注塑部压好的壳子，里面装上线路板，把键帽放进该放的地方，合上上下两个壳子，打上螺丝，一个游戏的手柄就做好了。我至今仍记得带头的那个男员工的样子，他很帅气，当他带着几个同事从四楼下来冲进我所在的二楼车间，我和我组上的同事还在打包装，把做好的游戏机主机、游戏手柄、火牛（变压器）、AV线、说明书装进保利龙（泡沫盒）里，进封胶机过胶，再装进花花绿绿的纸盒子，再装箱封口。他冲到我们组上，嚷嚷着，停下来，大家都不要做了，工资都发不出来，还帮他们做什么做，他叫嚣着跳上拉条，一伸手就关了一条拉的开关，整个拉停了下来，其余的和我一样沉默的大多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知所措。可能大家平时太累了，拉一停，所有人都不再动了，就算借此机会休息会儿也是好的，又不用担什么责任。有的人蠢蠢欲动，跟着闹起来。车间主管从办公室出来，看到这个景象，气势汹汹地往车间走，嘴里叽里呱啦地叫嚣着，谁让停下来的，都给我回去继续工作。说着还将一个放在车间中央的凳子一脚踹出老远。这架势让胆小的我不寒而栗，然后，沉默的绝大多数都又坐回到工位上，但拉关着，没有人动，所有人都无动于衷，带着消极的情绪，暗自较劲，心里有着抵触。带头罢工的几个人并不妥协，继续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鼓动大家反抗。有一小撮人动了，跟着站了起来，车间的拉长们、组长们、助拉们默认了这个事实，都不作回应。他们也是打工的，他们也想要应得的那份工资。所以他们不反对，也不参与，置身事外。
直接管理自己的领导都不作声，这似乎暗示了配合。给了沉默人群以动力，在一小撮人群不间断的鼓动下，人群终于汇集在一起，离开了工位，组织成了一支熙熙攘攘的队伍，带头的在前开路，带着大家离开工作车间，离开厂区，走上街头，我混在人群里，跟随大溜，我不知道这场闹剧会以何种方式结束。我只是追随着，我没主见。
我们从街道上走过时，引来许多人惊奇的目光，很多的过路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都站在原地，看着，有些热心人也跑上来问这是做什么，有人就说我们有四个月没发工资了。最后我们去了居委会，一大堆人黑压压地站立在居委会并不大的院子里，居委会领导出来和领头者协调，我们在后面壮壮声势，偶尔喊一嗓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厂里的人事经理过来站在前面讲话，说什么我不记得了，无非是找一些堂皇的理由，并保证在多少天里给大家发工资之类的。居委会领导也向大家保证，一定监督厂里按时发放拖欠的工资。并劝大家都散了，事情算是这样处理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厂里发了四次工资，以前没按时发放的工资都补发了，但带头罢工的几个却不见了，有人说他们是自己辞工走的，有人说是被炒了。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待不下去了，他们付出了个人失业的代价，换来了所有人用血汗得来的工资。这是值得的，也是伟大的，是一种壮举。我无法像他们那样，做个伟大的人，不谙世事的我，只能向现实一次次妥协，佝偻地继续埋头在工业的流水线上，我以我为耻。
待关
2001年，我在南方的一家电子厂做普工，拿着每个月四五百块微薄的工资，我对此并不甘心，那和我刚出来时的目标相差一半，因为我来之前在村口的墙上看到的公告上说是工资八百块，管吃管住。和我同样不甘心的是我的一个老乡叫红兵，他来这个厂比我还早一些，现在，我在这个厂里都做了近一年了。鉴于此，我和红兵商量着出去找份收入高些的工作，我们利用休息的时间去了附近镇上的一家职介所，掏了十块钱门票进入了招聘专场，后来一家用人单位要搬运工，我们俩去和人家谈，人家看到我们俩的个头还行，就说可以，谈了一下待遇，说了一下工作性质，说是从码头的船上往下搬货的，累是累点儿，但忙就一阵子，不可能每天上班不停地搬货，工资最少也有2000多，我和红兵没有多说什么，便跟着用人单位的两个人坐车去他们公司，准备试工。
本来一切顺顺当当的，但坐车到了关口我们下了车，原因是我和红兵没有边防证，入不了关，我们的工作地在关内码头。于是，在带我们的那个人指示下，我们要一人出八十块钱，他立马可以找人来帮我们办理边防证。我们在关口的一个小商店门口交涉着，等帮我们办证的那个人到来，正准备交钱办证的时候，有几个人围了过来，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找工作，要我拿身份证出来，拿边防证出来，我意识到可能是遇上了便衣，边防证我拿不出来，我拿了厂牌，但他们根本不看。就被三四个推推掇掇地押送上了停在不远处的一辆车上。那个时候幸好红兵上厕所去了，等他转回来，看到我们几个正在被拉上车，他机敏地逃脱了。给我办证的，和带我过来的也被同时带上了车。这些都是某派出所的便衣警察，专门整治边防安全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上囚车，不是坐，是站。里面黑暗，窄小，有股怪怪的味道，后边的门关上后，只有一个钢筋的小窗，透着微弱的光。我有些怕，但我唯有默不作声。车子里装满了人后，向前开去，我不知道会被带去哪里，听别人说起过，如果没有证，没有人担保，几天后会被集中起来送到另一个地方，通过一段时间的劳动来换取回家的车费，然后被安排遣送回老家，那可算是丢人丢到家了。
车子走了一些时间，七转八拐，进了关口不远处的某派出所，我以这样的方式被送进了监狱。我惶恐，不安，躲在监狱的一个角落，靠着墙站立，一间小小的牢房里，关着很多人，男人，女人，老的，少的，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蹲着，有的趴在监狱的钢栅上向外面望着，进去前，皮带全被抽掉了，鞋子也全被脱掉了。我现在成了一个犯人，我的罪名是待关，也就是没有边防证，在关口晃悠，想要入关。法不诛心，我现在才明白这句话是个什么意思。但在当时，我完全蒙了，我不知站立了多久，直到腿疼得受不了，才蹲了下来。有人在抱怨，说他好好地走在路上，就被抓了进来，我听不太懂，但我知道我没有边防证，没有边防证就不可以来关口。我完全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人要上厕所，有人要上厕所，被无理地辱骂，我怕被人辱骂，所以我使劲地憋着，为了最后的一点点狗屁尊严。后边的事，我没有想过。我现在只想出去，离开这个鬼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