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三人被分别冠以“虎”“豹”“龙”的称号。和西部片《虎豹小霸王》所不同的是，北洋之虎与北洋之豹历来不和；北洋之龙则一直很低调，清廉自守。
三杰在武备学堂时就以成绩优异而著称。
段祺瑞毕业后被派往德国深造炮兵；冯国璋两不误，考取了秀才功名，出来后一直跟聂士成混，编过兵法操典；王士珍揣着学位证跑到山海关当炮队教习，被叶志超看重，跟着上了前线，参加平壤保卫战。
在那个发足狂奔的雨夜，要不是细心的王士珍带着一张朝鲜地图，叶志超就是长跑冠军也跑不回中国。
在武备学堂总办荫昌的力荐下，段祺瑞当了新建陆军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冯国璋任督操营务处总办，王士珍任右翼第三营帮统兼步兵学堂监督。
袁世凯的特点是爽快、公正、认实力。只要你是块金子，哪怕不是足金，在他手下干事，永远都不怕被埋没。
新建陆军逢升（提拔）必考，段祺瑞是炮兵专家，却不擅长经史。为了助他上位，大头事先私下向段祺瑞漏了题，在不破坏程序的同时保证了唯才是举。
武备学堂投奔小站的杰出代表还有曹锟、段芝贵、张怀芝、陆建章、靳云鹏、田中玉和王占元。再加上故交里的张锡銮、雷震春、江朝宗以及言敦源，足蹬马靴、斜挂佩刀的袁世凯扬扬得意地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突然放声大笑。
余音绕梁中，镜头切到了紫禁城东北角的箭楼。
阴晴不定，黑云压城。
再微弱的光，也是对黑暗的拒绝
广东。
孙文领导的广州起义因叛徒告密，一枪未发便宣告失败。陆皓东被捕处死，陈少白、杨衢云、郑士良等亡命海外，全成了职业革命家。
横滨。
看到日本报纸上有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报道，孙文对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自《易经》之‘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
自此，四方势力（清廷、康党、孙文和袁世凯）活跃于棋盘之上，一切都像布朗运动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大头首当其冲，挨了一记闷棍。
小站附近有许多商贩，经常跑到军营里同官兵做生意，时间久了，不仅扰乱训练、破坏军纪，还产生经济纠纷，麻烦不断。
袁世凯三令五申皆不见效，毕竟老油条们又不是第一天在这开店了，类似的官样文章以前盛军统领发过不知凡几，却从来没有执行到位过，这愈发助长了商贩们明知故犯的气焰。
谁知大头下定决心要斗硬，抓住一个跑得最勤的当场砍了，兵营秩序从此井然。
问题是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人民子弟兵把人民给杀了，绝对是耸动的新闻头条。再加上这帮商人并非你想象中的弱势群体，一番活动下，御史胡景桂参了袁世凯一本，说他“营私蚀饷，扰害一方”。
半年不到，就出了问题，光绪高度重视，责成荣禄赴天津彻查。
新建陆军由督办军务处直辖，荣禄又是兵部尚书兼慈禧门下走狗，派他去看个究竟，各方面都放心。
随行的还有兵部员外郎陈夔龙。
鉴于我国官员应付检查时登峰造极的表演艺术，圣旨严厉道：“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
这事在东方基本算痼疾。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公爵战功卓著、聪颖过人，一次，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波将金干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事：下令把自己治下贫困肮脏的村子装裱一新，打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西方人少见多怪，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称为“波将金村”。
深谙此道的荣禄当然不会上当，他决定搞突然袭击。
到了天津，跟直督王文韶照了个面，旋即轻车简行赶赴小站。
事实证明，在实力面前，关系和权谋都是浮云。整齐划一的身高，气宇轩昂的士兵，操法娴熟，声震云霄，看得荣禄颔首赞许。
他忽道：“你觉得新军与旧军比，如何？”
陈夔龙：“卑职不懂军事，何敢妄加评论？但看表面，旧军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倒是别开生面。”
荣禄：“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以策后效。”
问题是胡景桂的参劾虽多属空穴来风，但“诛戮无辜”这条却不假。如果据实复奏，大头必然交吏部议处，最轻也是撤去督练一职，到时候翁同龢顺水推舟又整一个洋人练兵，刚有起色的国防事业就中道崩殂了。
于是，荣禄大胆回奏光绪，说查无实据，请从宽议处，以鼓励将来。
大头虽侥幸过关，却颓废了许多，将近一个月没缓过劲来，在给徐世昌的信中幻灭道：“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水。”
与此同时，康有为却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嚣张的时刻。
强学会的成功促使他南下游说张之洞，希望能拉到一笔赞助创办上海分会。张之洞答应得很爽快，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康有为必须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如此，则一定竭力供养。
康有为偏执症发作，道：“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一个区区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
于是，还没步入正轨，张之洞就撤资了，理由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刊物《强学报》抛弃“光绪纪年”而采用“孔子纪年”，有敌视现政权的嫌疑。
不久，北京强学会也因御史杨崇伊的弹劾被慈禧查封。
可能你会觉得康有为很有气节，但只要对比一下公开出版的《孔子改制考》和戊戌年进呈光绪的版本，光环立刻荡然无存。
给皇帝看的版本作了大幅删改，原版中“议院”“民权”等字眼统统消失，而代以“孔子立法，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之类肉麻的吹捧。
气节？气死豪杰罢了。
纽约。
下野的李鸿章乘坐“圣路易斯”号邮轮抵达美国。为了迎接他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克利夫兰总统特地赶回。
欢迎仪式被《纽约时报》称为“史无前例的礼遇”。迎宾彩船和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在港口列阵相迎，当圣·路易斯驶入时，舰队发出了十九响礼炮。
二十层的高楼，李鸿章从未见过，但更吸引他的还是楼上楼下的美国青年。那一张张没受过欺负的脸，时刻洋溢着自信和欢笑，冲李鸿章拼命挥动星条旗、黄龙旗，又跳又叫。
在记者招待会上，李鸿章回答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提问。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那样敢讲真话，也没有你们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
李鸿章跑到墙外显然不是为了体验言论自由，事实上他肩负着朝廷授予的一项秘密任务——联俄制日。
光绪已经数不清第几次被同一场噩梦惊醒。
梦里，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婴儿串起来，故意举向高空，让人观看。一男子失足跌倒，被日兵擒住。一个美国记者走上前示以臂上的红十字缠带，欲救之。日兵不理，以刺刀连插男子颈项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
这是旅顺大屠杀的残酷景象，幸免于难的，全城仅三十六人——任务是留下来收尸。
光绪的眼眶湿润了，昏黄的灯光下，他写道：
奉旨。环球之大，惟俄国与中国为三百年旧好。
熊的盛宴
这是对俄国抛出的橄榄枝的回应。
1896年9月，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方提出，为表示对俄国的感谢（帮清廷讨回辽东），中国应派重臣亲临致贺。
项庄舞剑，意不在此。
沙俄的远东政策和日本的大陆政策都是扩张性的，彼此水火不容。现在朝鲜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俄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它要趁战后弥漫在中国上空的仇日情绪尚未衰退之际拉拢清廷，以缔结军事同盟的形式，名正言顺地进入东北，并在时机成熟时据为己有。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光绪圣旨里的“三百年旧好”都像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作为中国的头号威胁，俄国最擅长“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总是在清廷被列强打蒙时从天而降，威逼利诱，趁火打劫。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不废一兵一卒，就凭《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割走了半个东北，刷新了世界历史上土地割让的纪录。
近代史上，被俄国巧取豪夺分出去的土地，占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虽然严复和黄遵宪早就指出包藏祸心的俄国才是中国之大患，但清廷已无路可走。鸦片战争以来，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夷制夷”再到“结强邻以自保”，可供转圜的外交余地已然不多。
从光绪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刘坤一，都被俄国的“仗义执言”和主动示好所蒙蔽，以为可以托庇，危机时不致孤立无援。
抵达圣彼得堡后，沙皇对李鸿章优礼有加，除隆重接待外，还授之以勋章，许之以重贿，一切能满足清廷面子的排场，无不做到极致。
于是，《中俄密约》签订。
其他条款倒无所谓，致命的一条是：中国允许俄国修筑一条横贯东三省的铁路，直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中国境内的铁路应由中国自己修。
俄方以中国财力不足，恐怕十年都修不好为由，威胁说“若坚拒俄国好意，则不再相助”，李鸿章只好服软。
开门揖盗的联俄使东北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是李鸿章终身无法弥补的大错。
甲午战争后，日本短期内并无再次进攻中国的企图，反倒想结好清廷，对抗俄国。而中俄同盟，逼迫英国不得不在亚洲大力扶持日本，使其借此东风奠定了世界五强的地位。
李鸿章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失误实在令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因为《马关条约》对他刺激太大，使之决心压制日本，不惜一切代价；有人说，这是赌徒心态，死马当成活马医，孤注一掷。
其实原因很简单，三个字：没，得，选。
为专制国卖命，怎么卖都是错。因此，与其将错就错，不如亡清改制。
回国时，美轮抵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初离开马关，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但此番换船必须先上码头。
为了不让自己同日本国土发生一丝一毫的联系，李鸿章说什么也不上岸。侍从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进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不久，德国跟风，也索要“还辽”报偿，被李鸿章拒绝。年底，又提出租借山东半岛胶州湾的要求，再次遭拒。
于是，曹州教案爆发了。
如果不是人为安排，那一定是墨菲定律（越担心出错的，终将会出错）。
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的两个盗贼跑到教堂行窃，杀死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清廷非常紧张，责令山东巡抚李秉衡限期破案，并派大员亲赴巨野督办。
两名案犯迅速落网，被判死刑，清政府也答应赔偿一切损失。可德国又岂会放弃大做文章的好机会？
1897年11月，德军出动兵舰强行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港。
英国马上跟进，要求在长江流域的特权；法国盯上了广西、云南；日本则看中福建；连意大利都想分一杯羹，要租浙江的三门湾。
瓜分狂潮风起云涌，《时务报》转载了日本的新闻，《中俄密约》昭然天下，一时间舆论大哗。
按照康党的说法，《时务报》是由康有为指挥创办的，与夭折的上海强学会具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
这又是不知所谓的梦呓。
《时务报》的创始人是进士出身的著名报人汪康年（1860—1911）。在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的帮助下，他拉到了原本打算资助上海强学会的余款。
梁鼎芬和康有为是至交。但康南海这人吧，你不跟他共事，是看不清其真面目的。从《时务报》开始，梁鼎芬对康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直至成为康党的反对者，明言“长素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可谓一针见血。
本来，汪康年邀请妙笔生花的梁启超担任主笔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由他撰写的社论最受读者欢迎，成为报纸的品牌栏目。据后来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回忆，当时苏州一带的青年学子争读《时务报》，对梁启超奉若神明。
其结果就是，又让康有为盯上了。
他想让《时务报》变成康党的舆论阵地，宣扬自己那套“尊孔维新”的怪论，梁启超的存在则是渗透报馆的重要棋子。
在他的运作下，麦孟华、徐勤等康门弟子陆续进入报馆，大有鸠占鹊巢之势。
不久，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指使下向汪康年提出：报纸应当采用孔子纪年。
汪康年怒了：拜托成熟一点好不好！刚搞垮了上海强学会，又来这套？
在报馆高层的一致反对下，康有为没能得逞。于是，梁启超有情绪了，开始玩忽职守，以探亲为名跑回了广东。
本来约定四十日返回，并答应文章寄回上海，不误报期。结果汪康年一篇文章都没收到，返期也一推再推。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两次致电汪康年，诉说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请他转告《时务报》投资人之一、刚被任命为驻德公使的黄遵宪。
没过多久又有梁启超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的传言，汪康年几近崩溃。
梁启超最终未能成行。回到上海后，他加紧了夺权的步伐，组织康门弟子群殴了汪康年高薪聘请的新任主笔章太炎（1869—1936）。
成功，只需像坏人一样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