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遂端茶送客……
一切为了倒袁
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西墙两旁，挂着一副雍正题写的对联：
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
对于雍正，联语表达的是一种踌躇满志和对集权的渴望；但对载沣，却充满了一种莫名的讽刺。
权力制衡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人掌权的同时，要对权力的效果负责；而有人拥有权力，却从不负责。
隆裕扮演的就是后一种角色，不承担权力的责任，却有监管权力的权力。
因为西太后留给侄女的这份遗产，载沣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也许，退位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1911年10月16日，载沣交权归藩，神色淡定地回到府上。
他更衣用茶，并淡淡地对哭泣不止的瓜尔佳氏道：“这下可好了，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退休后的载沣自刻印章两枚，一为“闲园”，一为“天许作闲人”，并自书一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天天躲在书房看书、听曲，研究天文学。
比起浩瀚无垠的宇宙，地球上发生的这点破事算个屁。
每到夏日的夜晚，载沣就给孩子们指点天上的星座，把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哈雷彗星、五星连珠用笔画下来，夹在日记里。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当孙文这样重量级的人物登门拜访后，载沣在日记中也只是以“孙文来晤谈，江朝宗（时任步军统领）在座”一笔带过。
张勋复辟时，前清的遗老遗少不断上门请安、求官，载沣无动于衷，一概挡驾。
以宅到死的决心，总算安然活到建国后。
如果说载沣身上还能找到一条明确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倒袁。
明确到连他两岁的次子溥杰都懂得看到袁世凯的照片就爬过去剜他眼睛。
舆论本来非常有利。
宫里的流言，有玩悲情的，说光绪临死前拉着载沣的手让他杀袁世凯；有搞悬疑的，说隆裕整理光绪遗物时，发现砚台盒里有“杀袁世凯”的御笔。
海外的配合也非常到位。
早在1907年，康有为就批示梁启超和麦孟华将反袁作为今后的首要任务，并杀气腾腾道：“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
康南海之所以好用春秋时的典故，在于时刻提醒别人他是研究《春秋》的专家。
此处用典，意在指示弟子：必要时可对袁世凯实行暗杀。
两宫殡天，“南海牌谣言制造机”又开足马力造谣了。
说袁世凯趁太后病危，买通内侍，鸩杀（毒死）光绪，并密召直隶提督姜桂题率军入京自卫，谋弑新帝篡位。
不知情节如此荒谬的宫斗秘闻远在日本的康党是怎么编出来的，反正梁启超就据此致电各省督抚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以伸公愤”了。
其实，现代科学的检测表明，光绪死时，头发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一百多倍，基本可以证实死于砒霜中毒。
敢毒杀皇帝，除了慈禧，没有第二人。
让光绪死在自己之前，以免其上位翻案，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此机密之事，估计只有李莲英、小德张几个清楚，外廷根本无从得知，与大头何干？
康有为也知道剧情不太接地气，自撰讨袁檄文一封，把戊戌以来中国所有的坏事都算到袁世凯头上，呼吁“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du，害虫）”，遍寄满朝文武。
梁启超则走内线，很早便同善耆和度支部尚书载泽建立了远程联系。
关键时刻，两大内线联袂吓唬载沣，说袁世凯的党羽已遍布内外，而唯一能制约其的太后也死了。他日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证明，这帮人纯属杞人忧天。
诛袁对载沣而言，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几十年的吐丝结网、润物无声，大头已将朝廷内外布置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铁甲钢拳。
反观载沣，只掌握了君权的二分之一，离生杀予夺还很遥远。
因此，他不敢急于动手，反而趁改元宣统之日，加袁世凯与张之洞太子太保衔。
大头从慈禧殡天那天起就保持低调，成天躲在家里补写尚未完稿的回忆录《戊戌纪略》，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北京一夜，替自己辩解。
“谭复生夜访法华寺，袁慰庭拒当李多祚”也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回。据历史学家杨天石多年来的考证，梁著刻意隐瞒了许多事实，而《戊戌纪略》则基本可靠，只在少数问题上有所掩饰和美化。
比如，袁世凯曾对谭嗣同表示“杀荣禄如杀一狗”。后来可能觉得有损形象，且易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故纪略中只字未提。
再比如，《纪略》里的大头，动辄高喊“人臣之大义”，搞得自己跟五道杠似的。这一点，中国读者笑笑就行了，没人会当真。
杀青后，袁世凯将《戊戌纪略》郑重交给幕僚张一麐保存，并嘱咐他说：“万一哪天遭遇不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本书公开，以正视听。”
君要臣病，臣不得不病
载泽早就料到载沣下不了手。
从他首次以摄政王的身份召见军机大臣那天起，载泽即有预感。
当日，寒风凛冽。为了表示谦抑，载沣将会议地址选在相对偏僻的文华殿，并商定：今后凡发布谕旨，皆由摄政王盖印，军机大臣联署。
此举意在收买人心，却给自己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令载泽等人痛心疾首。
当然你会问，载泽也是立宪派，为什么非扳倒袁世凯不可？
这就是中国问题的复杂之处——政见也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除了身为太子党要夺权的“使命”之外，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盛宣怀曾进贡白银七十万两，并以自己在洋行的人脉，帮载泽洗钱。
条件只有一个：倒袁。
于是，作为清政府的财政部长，载泽不把心思用在理财上，一天到晚盯着外务部，终于抓到了袁世凯的小辫子：联美制日。
即接受美国的示好，与之结盟，将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
这是光绪在世时，袁世凯力推、慈禧拍板，定下的国策，因顾虑日俄的干预，一直秘密进行，不为外人所知。
直到载泽来挖坟。
连这样利国利民的外交政策都要去黑，可见此人最大的能耐是颠倒是非。
他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地向载沣汇报，并挑唆道：“日本到中国，在三日之内；美国援助中国，在二十日以外。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是与谋大臣居心不良。”
不懂远交近攻也就罢了，载泽还跟家庭主妇似的算起了账：“那，每年费用增加好几万，只得到一个大使的虚衔，能是上策吗？”
载沣心想：“还有这事？”赶紧命人调查大使和公使的区别。
回复说：大使可以要求同驻在国元首面谈。
满清皇族，向来恐洋，载沣更是患有社交恐惧症。动不动就得接见外使，他宁可提前办退休。
问题是唐绍仪已跟美方谈妥，大头不甘心功亏一篑，入对时仍极力主张，结果惹得载沣震怒，当场推翻御案。
袁世凯悚惧不安，默默地退下。
载沣杀心已起，磨牙吮血，拟好诏书，内称袁世凯“跋扈不臣，万难姑容”，要将其革职流放。
不要小觑流放，在没有编好杀头的理由前，这是最给力的惩罚。
多少流放三千里的政治犯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祖国的边疆，如张荫桓、载勋。若袁世凯真被发配，赐死的朝旨指日可待。
因此，当载沣拿着诏书请奕劻裁断时，对方毫无悬念道：“此事关系重大，请王爷再加审度。”
载沣隐忍不发，趁一日军机处散值，召张之洞和另一个军机大臣世续入内。
又摸出那封捂热了的诏书。
本以为世续是满人、张之洞跟大头颇多抵牾，当无异议。
谁知两人以大局为重，怕袁世凯去职会引起中外震动，坚决反对。
事实证明，并非多虑。袁世凯被罢官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顿时炸开了锅。《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将大头定位于“伟大的政治家”，替他抱屈道：“就是这样一个官员，居然被政府用侮辱的方式放逐了。”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
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太子党的逆袭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
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四人里，孙宝琦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一向高调。
早年任驻法公使时，兴中会叛徒汤芗铭偷了孙文的公文包，拿着里面的会员名单跑去使馆告密。
结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孙宝琦扭头就派人给孙文传信说“危险速逃”……
此外，杨士琦的农工商部侍郎、严修的学部侍郎以及杨度的四品京衔全是大头一手争取来的，三人岂能不感佩于怀？
大树既倒，载沣再接再厉，着手剪除袁党。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阅历的载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
后者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除了正面打击，罢官贬职外，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绍仪、赵秉钧和严修等相继去职，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接替其东三省总督一职。
锡良一到任，就严参袁党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的贪污案，将其革职查办。
不久，杨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隶总督。
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一件荒诞至极的事被革。
当时正逢慈禧梓宫移陵，由端方负责相关事宜。从紫禁城到清东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给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历史记录，便举起相机，一路狂闪。
结果，没过几天便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长孙）给参了。
李国杰是个混混，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写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应下来，却因故未能践诺。
李国杰记恨多年，终于逮住这个机会，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说：“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隆裕见识短，心想自己刚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杀一儆百，树立威信。
于是，摄影爱好者端方因勇于尝试新鲜事物而被开除公职。
载沣则继续其揽权大计。
早年出洋的见闻让他看到，德国皇室从幼年起就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因而国势强盛。
有心效法军国主义的他开始日夜思索如何集中兵权。
得出的答案是：国之利器，岂可予人？
说干就干。
先裁撤练兵处，再加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郡王衔，分管海军与陆军，完全无视慈禧遗折中“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的劝诫。
载洵把持着新成立的海军处，与其兄载沣性格迥异。以海军大臣的头衔出访欧洲时，一路颐指气使，纨绔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