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瞿鸿禨当上军机大臣，却始终无力帮张百熙外放两江总督。以至于在生命的尽头，张百熙仍不无遗憾道：“别说两江总督，看来连一个巡抚都当不上了。”
由此不难想见川督一职在赵尔丰心中的分量。
当然他也清楚，比起边区的秣马厉兵，已如一锅沸水的成都无疑更加危险。
因此，在星夜兼程往回赶的路上，他密切同已经下台的王人文通信，获取信息。其中一封写道：
此事盛（宣怀）之乖谬，固不待言，所异者盈廷不乏明哲之士，竟无一言，何也？公（王人文）所陈者皆为国至计，岂仅为争路争款哉？乃不蒙见谅，阁部过矣！
8月5日，抵达蓉城的赵尔丰不顾舟车劳顿，直接赶往川路公司，参加正在召开的股东大会。
他当场承诺：“必代川人尽能尽之力，倘有棘手之处，仍望大家来讨论，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
话音刚落，就有一比《寻枪》里的刘结巴还急躁的人冲上台，对全场高喊道：“如若我们四川的股东、四川的人民并未死心，并不是全无心肝，大家起来，争争争保路呀！破约呀！”
原来是股东之一，后来的民盟创始人张澜。
尴尬的开场已经预示了悲剧的落幕，但赵尔丰并不灰心，也未遵照“切实弹压”的朝电，而是耐心地向北京汇报情况，劝说中央接受川民的请求。
怀柔的姿态却无法阻挡愤怒的雪球越滚越大。由于同盟会趁乱渗透，运动开始向有组织无纪律的纵深方向发展。
店铺一夜之间集体关门，各种临时搭建的席棚在街头出现，里面供奉着光绪的牌位。前来跪拜的绅民络绎不绝，怒容满面，搞得赵尔丰非常被动，只好电请中央，问在拆棚的同时能否焚毁牌位？
对此，经常陷入意识形态悖论的天朝又一次选择假寐，不作正面回答。
受此启发，写有光绪名号的木牌在成都卖断了货，标准格式是：中间一列写“德宗景皇帝（光绪庙号）”，两边写光绪生前承诺过的“庶政公诸舆论”和“铁路准归商办”。
川民人手一块这样的木牌，顶着满街乱走，也不喊口号，碰到熟人就交换眼色，表示一切尽在不言中。
赵尔丰顿感压力山大。他再次致电朝廷，说“兵警难恃”（兵警多为本地人，同情绅民），建议将“借款修路”一案交资政院讨论，以塞汹涌之民意。
北京的回电措辞强硬，没有任何转圜余地。赵尔丰两头不讨好，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思前想后，只有发动“联署”这一条路可走了。
于是，一封内容基本不变，但由四川总督、成都将军、成都副都统、四川提督、布政使、提学使、提法使、盐运使、巡警道和劝业道等四川所有高级官员联名的电文火速发往北京。
赵尔丰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在逼近，它来自于两双窥伺的眼睛。
血案惊天下
任命端方为铁路大臣，表面看合情合理，毕竟他曾在湖南巡抚任上协助张之洞办理过废约赎路之事。
深究下去，便经不起推敲了。
端方是在署理直隶总督任上下台的，原因极其搞笑——作为摄影爱好者，给慈禧的出殡大典拍照，结果被参。
因此，在复出的端方看来，当个四川总督都委屈他了，遑论铁路大臣？
当然你会说，可以先捞钱嘛。
但这真不是他的爱好。
作为学者型官员，端方死时包袱里只有一本《红楼梦》，身无余财，可见的确志不在此。
然而，这恰恰铸就了他和赵尔丰两人的惨剧。
袁世凯一再劝说自己这个亲家，就在汉阳待着，不要急于入川。端方不听，反而积极行动起来，目标很明确：扳倒赵尔丰。
同他诉求一致的是四川布政使尹良。
四川不设巡抚，作为总督的左膀右臂，按理说尹良应当为督台大人分忧解难才是，但尹藩司不这么想。
站在他的角度，上有总督遮风挡雨，不会为政治风浪遭受朝廷怪罪；下有司道属官具体办事，少了承担行政过失的风险。
但无危意味着无机，风平浪静了很多年的他，做梦都想抓住一把晋升的天梯。
给王人文打下手时，尹良就大耍无间道。表面上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跟王大人共商大计；转过身去就跟盛宣怀暗通款曲，秘陈“隐情”，把王人文卖了个干干净净。
赵尔丰上台后，尹良依然同邮传部保持密切联系，向盛宣怀汇报赵的一举一动。
议事时，又总爱与赵尔丰耳语，故作神秘状，招致同僚种种非议。赵尔丰当面申斥多次，仍不改旧习。
同时，他还经常给端方发密电，对处置川民争路提出自己的见解。
而端方在积攒了足够的弹药后，以老辣的文笔发起了弹劾：
赵尔丰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遗患，作茧自缚。警兵不毕命而衔泣，是谓无警；军队皆本省人而不可用，是谓无兵。无警无兵，四川大势已去，虽百赵尔丰无益！且光天化日之下，街衢席棚何以能任其搭盖？头戴万岁牌，何以能游行自如？省府为何地？督臣所司何事？无法无纪，造此怪象，尚复成何世界？！
次日，迫不及待的端方又电奏北京，申请派重臣赴川查办赵尔丰。
他的算盘是：如果朝廷允其所请，查办人选肯定是自己。因为上面那帮人最怕民乱发酵，从中央派人下来缓不济急。
果然，朝旨很快下达，命端方赴川查办。
谁知他并不着急启程，而是坐地起价，要求朝廷先划定他与赵尔丰的事权关系……
载沣极为窝火，给赵尔丰下了最后通牒，命其必须平息乱局，否则严惩不贷。
赵总督被逼上了华山一条道。他私下获知，即将赴川的端方已和盛宣怀联手，将以“有意庇民”为借口，谋取他屁股还没坐热的川督之位。
另一方面，同盟会又大肆印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为武装起义造势，而各地也相继出现抗捐抗粮之事，肝火上冲的赵尔丰终究在煎熬与挤压中丧失了理智。
9月7日，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同志会代表在尹良的邀请下，到布政使衙门会谈。
众人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着省长大人的面。忽然，上房仆人过来传话，说总督署打来电话，请各位即刻过去，阅看新到的邮传部电报。
总督署的官厅里，又等了三个小时，直到中午才见有人来传，说大帅有请。
到了另一厅堂，只见正中坐着的却是尹良。他环视了众人一番，宣布说奉大帅命，将尔等拘押。
软禁了群龙之首，赵尔丰当即着人查封保路同志会和川路公司。同时，一张告谕遍贴四方：
只拿首要，不问平民。速即开市，守分营生。
然而，在同盟会的煽动下，当天下午，成都市民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地从四面八方齐集到督署门前，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
外面，荷枪实弹的巡防营（新军成立后淮军、绿营缩编成的地方部队）与激愤的人群紧张地对峙着；里面，一众官员惶然无计，坐立不安。
赵尔丰命人传话，说可以派代表进来谈，只要答应开市，立即放人。
人群不听，冲破卫兵的防线，涌入辕门。
赵尔丰警告道：“不许再冲，否则开枪！”
人群仍不听，又涌进一道门。
赵尔丰踱来踱去，焦灼的目光落在昨日端方拍来的一封语近恫吓的电报上。内称庚子年裕禄当直隶总督时，因不听他（端方）速速拿办之言，袒护拳匪，最后酿成大祸，连命都丢了。
赵尔丰一再被激，终于举起了屠刀。
一声令下，枪声大作，当场击毙三十多人。马队也得令出击，冲散人群。左突右撞中，踩踏致死者又有十多人。
四川巡防营统领（四川武装警察最高长官）田征葵杀红了眼，竟灭绝人性地下命士兵开炮轰击。眼见炮弹上膛，瞄准人群，成都知府于宗潼号啕大哭，扑到炮口跟前，以肉身阻挡，方才避免更大规模的杀戮。
五十多名死者，最大的73岁，最小的不过15岁，职业多为工匠、裁缝和店铺学徒，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无一公知，无一绅商。
死路
血案过后，赵尔丰立刻发布戒严令，封锁城门与邮电，切断成都同外界的联系。
同时，电奏朝廷，诬称川人图谋独立，幸亏自己弹压及时，才弥乱于始萌。
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人经过密议，连夜赶制出数百块木牌，上书“赵尔丰先捕蒲（殿俊）、罗（纶），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涂以桐油，投入锦江。
顺着纵横交错的河网，木牌四散开来，形成一张辐射全川的“水电报”。
各县同盟会及其发展的“袍哥”接到警讯，立刻组成同志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成都，攻打清军。
袍哥虽说是黑帮，但纪律严明，决不拉稀摆带，有违反军令者，必须当众自裁。自杀前还要在大腿上捅三刀，黑话叫“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
同志军不需要扰民，甚至不用自带粮草。每到一处，自有当地的饭馆酒店招待，老板还会主动把钱放到各个军官的房间。
心虚的赵尔丰发布了替自己辩解的白话告谕：
争路是极正当的事，并不犯罪，何至要拿办？此次所拿，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想犯上作乱，故意借争路的名目，煽惑全省的人。煽惑既多，竟至抗粮抗捐，明目张胆，反对朝廷……
所拿首要，非为争路，系为悖逆朝廷，本督堂奉密旨办理，我们百姓要听明白，切勿误会。此次非但不株连我们百姓，且不妨碍我们争路。就是从前误入该会（保路同志会）的，只要能立刻改过自新，也便不追问。
仅仅两日之间，形势的剧变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川民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起义军瞬间激增到几十万之众。
在这个公平从未实现，正义自古难见的国度，冷漠与麻木才是国民的常态。而能让革命热情如此高涨，则基本意味着大势已去。
通过其他渠道，清廷了解到成都血案另有隐情，而原本催逼赵尔丰强硬的端方又突然改旗易帜，参他鲁莽行事、戮民欺君，气得赵尔丰仰天长叹道：“平生未受人弄，乃为端四（端方）所弄！”
对赵尔丰失去耐心的朝廷直接电令成都将军玉昆，要求彻查乱由。同时，真心意识到必须派一个深孚民望之人去四川收拾烂摊子了。
载沣首先想到的，是在丁未政潮中被庆袁搞下台的岑春煊。
以“官屠”查“民屠”，确实令人期待。可岑春煊刚出来讲了几句“一定为民做主”的场面话，四川就传来吴玉章率同盟会打下荣县、宣布独立的消息，于是停在武昌不走了，打探观望。
被撤去川督之职、重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胆寒万分。他必须“护印”到继任者的到来，但荣县的示范效应已经推动广安等地的独立，自己坐守空城，性命堪忧。
载沣比他更急，见岑春煊不好用，又把希望寄托在端方身上，任命其为署理川督，从湖北新军第八镇中带两标人马入川平乱。
端方不顾袁世凯的警告，同弟弟端锦率三十、三十一标乘“楚同”号沿江而上，抵达重庆。
剩下的路只能步行，但各府县都在闹独立，连成都附近的龙泉驿都起义了，端方一行，步步惊心。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端方发现士兵看他的眼神明显变了。
想想也是，如果在湖北好好待着，这会儿都成“首义功臣”了。结果来了个端方，投胎似的赶着要去成都，还拉上弟兄们送命，将来革命要是胜利了，大伙全成反革命。
端方理解大家的心情，一路上竭尽赤诚，同士兵们称兄道弟，努力打成一片。
当有人抱怨脚痛不能行军时，他给对方雇轿子；每遇士兵患病，端锦必亲入营中，熬汤伺药。
行至资州，不敢再走，颇有悔意的端方一度想辞职不干，却耐不住朝廷一再电谕，只好自吞苦果，继续死撑。
赵尔丰的日子更不好过。武昌枪响刚一周，四川保路同志会就发表了声讨他的檄文：
炮毙恳恩之民，并碎先皇神位。以臣轰君，非叛逆而何？
搂民之财，奸民之女，更焚毁民房，不下百千万户，全蜀寒心，人人切齿。我朝历二百余年，凡全国督抚，间有不臣不子者，至赵逆而已极！
“赵逆”成了朝廷的弃子。诛赵以息川省之潮在中央达成共识，大理院提请把赵尔丰解京审讯。
然而，形势变化之快，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各省纷纷独立。
舆论的矛头又对准“激成川变”的盛宣怀。在资政院杀盛以谢天下的呼声中，该“误国首恶”终于被罢，永不叙用，在四国使馆的保护下出逃日本。
民心离散。危殆中，清廷颁布《十九信条》死里求生，承诺皇族不入内阁，皇权不逾宪法。
历史的剧变眼花缭乱，赵尔丰也只有自求多福。他亲自入狱放人，并在督府大设酒宴，款待蒲殿俊等人。
席间，赵尔丰摊出一堆电报公文，诉说连月来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都是盛宣怀和端方撺掇朝廷逼自己干的，非其本心。
蒲殿俊见他所言非虚，也担心暴力革命演变成杀富济贫的打砸抢，便组织人手宣发《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一文，乞求大家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不要再给动荡的中国添乱了。
问题是独立风潮已在各省拉开序幕，而自古就有“天下已定蜀未定”的说法，川民岂肯善罢甘休？
赵尔丰丢掉幻想，一面将巡防营调驻城内，一面把几百万库银收集起来，打定主意：兵钱在手，扛过乱世。
深谙进退之道的他同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签署了《四川独立条约》，将行政权交给蒲，军权交给心腹——新军第十七镇镇统朱庆澜。做完这一切，赵尔丰如释重负道：“我以前对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对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坏了，只盼你们赶快替我补救。”
11月27日，大典隆重举行。赵尔丰将四川总督的大印毕恭毕敬地交给蒲殿俊，“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
一时间，锦官城内遍树白旗，上书一个大大的“汉”字，迎风飘舞。乍看之下，似乎刚刚完成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奢侈的人牲
资州。
武汉和成都皆已变天，端方带着一支进退失据的军队，如坐针毡。
小恩小惠已不起作用，但凡智商正常的，都开始设想自己的处境：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要跟革命党干仗，腹背受敌。
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加之军中革命代表的煽动，拿端方的人头当投名状在官兵中间基本达成共识。
哗变一触即发，端方和端锦愁坐屋中，相对而泣。
不久，士兵涌至，持枪怒目，叱令二人出门。
两人被挟持到资州城内的天上宫，坐于条凳之上。端方心存侥幸，对士兵道：“我本姓陶，是汉人。现在想改回原姓，可以吗？”
端方所言，源于一条流传颇广的秘闻，说他母亲原是湖广总督陶澍的婢女，因跟主人私通，被陶妻赶了出来，后流落到托忒克家，嫁给端父，生下了端方。
为了保命，把丑闻都搬出来了，可惜经不起推敲。
陶澍死于1839年，端方1861年才出生，时间根本对不上。
其实，即使对得上也已经晚了。
一个士兵喊道：“端方不要巧言！武昌起义，天下汉儿，必当响应。今日不杀你，我辈就是附逆之人！”
端方：“一路入川，我待兄弟们不薄，能否刀下留情？”
一下级军官道：“这是大人待我们的私恩，今日之事，是为报国仇！”
言毕，一士兵趋前挥刀。两颗人头，应声而落。
成都。
大汉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蒲殿俊和朱庆澜，一个书生，一个武夫，皆是短视之人，相互争权夺利，完全无法控制四川的乱局。
起义军和朱庆澜麾下新军里的兵痞个个以“革命功臣”自居，持枪拥械，花天酒地，为争夺妓女、抢占地盘大打出手，成为地方公害。
为了显得有所作为，蒲、朱二人突发奇想，准备搞一场大规模的阅兵，凝聚军心。罗纶力谏不可，认为局势很乱，人心各异，阅兵只会适得其反。
蒲殿俊不听，同朱庆澜在东校场演武厅阅兵。
训话后，他提出要给士兵发一个月的“恩饷”，登时引起骚乱——之前明明许诺发三个月的。
吵闹间，有人趁乱鸣枪，校场内顿时子弹横飞。蒲殿俊和朱庆澜仓皇逃走，士兵们一涌而出，四处劫掠。商店民宅，损失惨重，天府之国再次陷入血雨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