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流下潇湘去
湘西的凤凰城古色古香，恍如梦境。
沱江穿城而过，清莹澄澈。虹桥的倒影随波荡漾，变幻多姿。吊脚楼下，苗家少女赤足临江，洗菜淘米，清脆的笑声随风飘扬，宛若从《边城》里走出来的翠翠，沁人心脾。
烟雨中，江上薄雾缭绕，大山景物朦胧，好一派远离尘嚣的桃源仙境。
然而，当九岁的沈从文一觉醒来时，宁静被打破了。
几个叔叔全部消失，父亲脸色惨白地坐在太师椅上，两眼无神。
“爸爸，爸爸，你到底杀过仗了没？”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覆没，死了几千人！”
造反已然失败，杀戮刚刚开始。
我在道台衙门口的平地上看见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辕门上也挂满了。（《从文自传》）
清军将城内布置妥当后就下乡抓人，集中起来赶到河滩上乱刀砍死。每天杀一百个，持续了个把月才收手。
天寒地冻，也不担心尸首腐烂，陈列在河边正好“以儆效尤”。
鲜血淋漓的画面刺激着沈从文幼小的心灵。当他成年后来到北京，向亲戚解释为何背井离乡时，道：“六年中我眼看身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除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残忍的印象，什么也学不到。被杀的临死时的沉默，恰像是一种抗议——你杀了我的肉体，我腐烂你的灵魂。”
湖南的光复血雨腥风，概括起来就是：革命的杀了反革命，反革命杀了不革命但被当成了革命的，革命的杀了被当成反革命的不革命的……
归根溯源，要从巡防营统领（湖南武装警察最高长官）黄忠浩讲起。
黄统领带兵有方，人称其军“忠字旗”，唤其人为“小曾国藩”。
深受张之洞赏识的他官至湖南提督，退休后办起了实业，在士绅的拥护下做得风生水起，成为矿界领袖。
人望日隆的黄忠浩修治洞庭，资助教育，保路运动兴起时还率众反对铁路国有化，可见思想非常进步。
如果不是一念之差，死后定能和同乡黄兴一样变成铜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履新不久的湖南巡抚余诚格极为恐慌。
湖南是革命老区，出产了唐才常、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一批清政府的克星。况且，长沙刚刚爆发了抢米风潮，人心思乱，一点即燃。火药桶上的余巡抚只好返聘黄忠浩，让他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巡防营，至于新军，早已毫无悬念地被同盟会渗透，不抱希望。
黄忠浩刚换上军装，就见到了老相识——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恺。
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的谭延恺处世圆滑，被誉为“药中甘草”。谭延恺对黄忠浩大谈由巨家世族（咨议局）和军政长官（黄忠浩）联合的所谓“文明革命”，劝其“宣布革命，自任都督”。
黄忠浩略有心动，派亲信去汉口打探消息。回报说清军已大举南下，民军却无新的战果。
于是态度逆转，摆出一副要当中兴名臣的样子，准备佑我大清。
谭延恺只好退而求其次，也不管什么“文明革命”了，派人同革命党接头。
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焦达峰和新军排长陈作新浮出水面。
出身地主家庭的焦达峰是自费留日的。加入同盟会后不久，便因不满孙文只经营华南而无视长江上游的战略，同孙武成立了外围组织共进会，回国分驻两湖，策动起义。
咨议局代表跟革命党约好在福寿茶楼见面。当天，代表恭候多时，方见“有穿天青团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者，焦达峰也。次陈作新来，又次陆续而来四十余人，长袍短套，不伦不类”。
焦达峰的“小弟”成分比较复杂，有新军士兵，也有黑帮成员，被咨议局的代表鄙视很正常。
关键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咨议局较保守，主张光复后推黄忠浩为湖南都督，稳定人心；陈作新和新军士兵则坚持要杀黄忠浩。
最后不欢而散。
举事当日，由于事机不密，听到风声的余诚格预为布置，一时间哨岗林立，便衣四起，还有谣言说巡抚衙门已架起大炮，准备把城外的新军营房轰平。
按照教科书的论调，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动摇了。一个叫吴作霖的咨议局议员担心真打起来殃及池鱼，急得通宵失眠，大清早跑到单位求见谭延恺，要他出面主持大局。
结果门卫都没起床，哪有人来办公？
吴作霖越想越生气：都什么时候了，你大爷的还睡得着觉？
最后竟在咨议局门口骂起街来：
我是革命党，一向不怕死。我姓吴名作霖，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手下已有两千多人，分驻满城客栈。除各有小刀外，还能制造炸弹，只要人备火柴一盒，即能将长沙烧成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尖上，还不到局办公，要你们作甚！
门卫被吵醒，不知所措；路人上前围观，都以为是个疯子。吴作霖骂了个唇焦舌敝，无人理睬，悻悻地回家去了。
骂街加剧了谣言的传播，票号发生挤兑，巡防营全体出动。
焦达峰一夜之间活明白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在每人只有两颗子弹的情况下，领导新军一鼓作气冲进城。
居然就光复了。
余诚格摇身一变成了余则成，换了衣服，逃到湘江上的日本军舰里。黄忠浩则没那么好的运气，刚跨上马预备跑路，一个巡防营士兵故意高喊：“我们统领来了！”
新军士兵顺着话音方向一拥而上，将黄忠浩刺于马下，绑到天心阁的城楼上斩首示众。
一路上，有人拳打脚踢，有人用刀乱刺。这些同黄忠浩素不相识的士兵，是出于公仇还是私怨，抑或只是狂欢？已不得而知。
本是后山人，偶做前堂客
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为湖南军政府的正副都督，而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文告贴上街，长沙市民惊诧莫名——没人知道这个二十五岁的都督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于焦达峰和黑帮大佬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很快就口耳相传了。
更要命的是，一身江湖习气的焦达峰毫无管理经验。
一个青年跑来要官，他问对方会做什么，答以“会写字”，便道：“你去当书记吧！”
青年走出去，见桌上放着一大捆白带子，便随手拿了一条，写上“三等书记官”，往身上一挂，招摇过市。
不过他很快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
由于连长满街走，营长多如狗，杂货铺的指挥刀顿时卖到脱销……
谭延恺则对民政部长的任命嗤之以鼻：自己出身翰林，深孚众望，凭什么受一帮“丘八”领导？
他以“模仿英国立宪精神，防止专制独裁之弊”为由，将咨议局改组为议会，规定都督的命令必经本院议决盖戳后，方可发交各部执行。
焦达峰自然不满，在一帮同盟会会员的鼓噪下，起了杀心。
岂料谭延恺速度更快，趁焦达峰派两协军队支援武汉，长沙空虚之机，勾结新军管带梅馨发动政变。
当天，都督府接报，说北门外的和丰火柴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请求弹压。
陈作新单骑前往视察，刚走到文昌阁便被埋伏于此的叛军乱刀砍死。
素喜诗文酬唱的陈作新生前曾赋有一诗：
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最后还是死于名而非色。
焦达峰听到陈作新的死讯，不顾同志劝谏，坐等叛兵上门，结果被乱枪射死于照壁之下，鲜血溅到一旁的石狮子身上，触目惊心。
当晚，有人瞧见身穿蓝布长衫的谭延恺面如死灰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都督府，在梅馨等人的“劝进”下，欲迎还拒地就任都督。
对内，谭都督把梅馨擢为协统；对外，则诬陷焦达峰乃黑帮头子，冒充党人来夺权。
三天后，同盟会会员用行动扇了谎言一记耳光，在常德给焦达峰、陈作新开追悼会。讵料刚献完花圈，就被谭延恺派来的官兵抓获。
悉数被砍后，原址立刻举行了另一场追悼会。而这次，灵堂上悬挂的是黄忠浩的遗像。
杀人循环，至此结束。距湖南光复，还不到十五天。
革命的进程中，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存在于自由和平等之间。由于自由无法像平等那样给予革命者物质的奖励（打土豪、分田地），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便成为一个危险的趋势——甚至可能为了平等，选择同专制结盟，牺牲自由。
因此，东欧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中写道：
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情况下，某个集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集权制度的支持者。
而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认为自由之所以没能被坚持到底，盖因“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只是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故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后，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
最后得出一条结论：
谁在自由中寻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过渡时代的袁世凯，身处最原始的角斗场（群雄割据），面临最深沉的灾难（内忧外患），却要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治结构（民主共和）。
何其艰巨。
亡清的理想业已实现，站在云端的感觉却唯有空虚与孤寂。
他终于明白，清亡，并不是最终的答案，因为阳光仍未洒向大地。
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而在学海中游了一圈后，袁世凯悲哀地发现，问题更复杂了。
许多人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需要一些起码的社会条件，比如教育的普及、国民收入的增长。而这一切，辛亥之后的中国基本不存在。
不过，袁世凯认同梁启超的“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深信病灶绝不在此。
民主的基础是自由，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该靠理性生活，而不是戾气与武力。
没有建立起外部的秩序和共识，滥用自由便会成为常态，官民互不负责，都在扩大个人权利的边界，争各自的“自由”。
比如，当公开招标这一政府采购形式出现前，商人只需搞定部门一把手，拿单的胜算便在九成以上。
但当招标产生后，你不弄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名单逐一拜访，都不敢去竞标。
腐败的成本增加了，腐败的面积也扩大了，“立法愈峻，索贿愈频”成了一道永远绕不出去的怪圈。
而当人们的耐心消磨殆尽时，便会寻求彻底解决之道，直至革命再次降临。
对袁世凯来说，两难的选择在于：不终结各自为政的乱局，制度建设便无法落实，民主共和就难以兑现；而欲使从上到下令行禁止、运作有序，震住贪官、军阀和潜滋暗长的利益集团，又必须加强中央集权，授人以“独裁”的话柄。
困惑中，他想起了大哥徐世昌。
我不下地狱，谁爱下谁下
有些日子没见徐世昌了，听说他和一帮前清遗老跑去青岛当起了寓公。
传闻说他食君之禄不忘君恩，故拒绝当民国的官。
纯属扯淡。
袁世凯太了解徐世昌了，他带着翰林出身之人的鲜明特征——好名。因此，绝不会公然弃清投袁，给舆论留下口实，至少要走一走“不仕二朝”的过场，迂回一下。
但当袁世凯派人去请时，却只收到徐世昌的一张字条，上书：杀君马者道旁儿。
意即一匹好马跑得很快，路边的看客不停地鼓掌，马不停地加速，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累死了。
徐世昌借此提醒袁世凯：中外拥戴只是表象，民国大总统根本就是步死棋。
在转型的千沟万壑中，在这盘前无古人的新棋里，即使再高强的棋手，也只能像日本棋史上的赤星因彻那样下到吐血而亡。
形势比人强。如果非要卷入神也改变不了的形势，那么身败名裂的悲剧完全可以逆料。
徐世昌的看法是，自从西方价值观传入中国，一组无法调和的矛盾便浮出水面：小我与大我。
自由主义者追求小我的权利保障，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而另一方的观点则是“没有大我，何来小我”，个体的存在有赖于群体的稳定。
前者要启蒙，后者要救亡。
即便在和平年代，二者的斗争也如火如荼，遑论那个真的有境外势力的时代。
徐世昌料想民主政治再过一百年都未必能实现，十年内就更不用奢望。勉强仿行，君权下移，其结果只能是官员分了民主的好处，文人过了民主的嘴瘾，平民仍受专制的剥削。
久而久之，民国给国民的观感反倒不如大清。
1918年，思想家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观察了民国七年后，失望到连六十大寿都懒得过，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济在前清官职卑末（民政部主事），算不上遗老。他本人思想开明，并不敌视共和。之所以要跳湖，确实是对现实绝望了。
在《伏卵集》中，梁济记载了诸多令人心灰意冷的见闻。比如每逢召开国会，各党工作人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树起招牌，拉扯刚下车的议员去本党招待所，“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
议员们前呼后拥，先住甲党的招待所，得到红包后承诺投该党的票；又住乙党的招待所，再得一份红包并答应投该党的票。直到拿完所有好处，最后却投了自己的票……
七十年后，生命的尽头，梁漱溟依然记得父亲死前留给自己的那个沉重的疑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时任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没察觉出任何异样：“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能好就好啊！”
说完便离开了家。
康有为替张勋起草的复辟通电虽说反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乱象，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溯自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纪纲颓坠，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视私党为护符，以滥借外债为理财，以剥削民脂为裕课，已压抑良善为自治，以推折耆旧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
最后得出结论：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
佐证还有李宗仁的回忆。他说自己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觉朝野上下朝气蓬勃。可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后，却朝气全失，唯见满目漆黑，一片混乱。
其实，之所以酿出这么一个上下争利的蛮荒世界，盖因错把自私当自由，混淆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不知前者有权利观念也有责任意识，而后者则只追求利益与享乐。
正因官民都打着追求自由的旗号，各逞其能地扩大自己权利的边界，无视他人的权益，严复方才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告诉国人找到自由的界限比自由本身更重要。
徐世昌的悲观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两千年前，董仲舒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分析过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的现象。即法令越颁越多，罪案却不减反增；打击犯罪的力度越大，挑战法律的手段也就越高明。
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风气彻底败坏，人心极度糜烂，欲从根子上解决，必须“正人心”。
问题是人心已经正了两千年，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杨朱之学”（利己主义）还欣喜地找到了自由主义的面具，戴着登堂入室。
比政府腐败更严重的是社会的溃败。当共识破裂，所有人都对国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时，腐败便成了见怪不惊的常态。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的软弱使民众难以抵抗腐败的诱惑，从而不愿为共和做牺牲，反倒容易被权力所网罗，为一点小恩小惠就去当专制的帮凶。
平心而论，辛亥革命的胜利确实来得有些突然，根深蒂固的积习和俯拾皆是的腐败导致共和制度的设计难以开花，不易结果。
在舆论“中华民国已变成中华官国”的讥讽声中，杨度主动求见。
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数百人的专制。县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们在国内行动，不过是从一个专制区到另一个专制区，而权利保障什么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山西的煤，江西的米，中央一概无法调动，还谈什么建设农村、发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