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熙宁变法时，司马光的弟子刘安世是著名的反对派。他觉着没办法说服宋神宗，便画了一幅《流民图》，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老百姓抛妻弃子，辗转于途，最后死于沟壑的惨况，跪地呈上。神宗看后，震惊得哆嗦了几下都没站起来。夜里又在深宫灯下展读，看一眼流一滴泪，不久，王安石便被罢官。”
袁世凯颔首。
袁克文：“纵观整个鸦片战争，上上下下都在蒙皇帝。两广总督邓廷桢撒谎，两江总督伊里布撒谎，钦差大臣琦善撒谎，连道光最信任的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也撒谎。作为朝廷钦命的‘靖逆将军’，奕山一到广州便摇身一变成了‘抚远将军’，违旨停战，违旨谈判，违旨通商，违旨赔款，还在奏报中捏造‘一鼓荡平英夷，片帆不返’的‘战功’——”
袁世凯用手势打断了他，颓唐道：“历史会怎么评价为父？是耶？非耶？”
袁克文：“这个世上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袁世凯笑了：“你也乡愿了？不用讳言，外间都说我坏。”
袁克文：“因为父亲当了‘真小人’，想做皇帝就放手去干。殊不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伪君子可以当，真小人却万万不能做。政坛上的衮衮诸公都是一丘之貉，半斤八两，伪君子虽不称帝，其独裁揽权却比皇帝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还要伪装成‘元首’‘领袖’，以愚黔首。”
袁世凯看了看窗外，悲凉道：“终究是搞砸了。”
袁克文：“但生命的价值在于对命运的反抗，既然要同天命扳一辈子手腕，那么，怀疑自己就是一件奢侈的事。而作出一个选择，是为了获得这个选择的意义，而非选择本身。”
袁世凯：“中国有得选吗？两千多年前管仲就知道‘以商止战’，为了刺激经济，对外降低关税，对内鼓励消费，甚至在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妓院吸引商旅，而在税收方面则‘唯官山海而已’（盐铁专营），基本不与民争利。到了商鞅，走向另一个极端，奖励耕战，限制商业，用军爵和郡县制抹杀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人人都可通过战争获取功名富贵。同时，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资料，禁止贸易，农战立国。”
袁克文点头：“后世主政者莫不摇摆于二者之间。汉初天下凋敝，天子出巡配不齐肤色一致的六骏，‘放水养鱼’势在必行，故‘弛山泽之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繁荣工商，始有‘文景之治’。及汉武御极，连年征战，颁均输（统购统销）与平准（管制物价）二法渔举国之利，铸钱、煮盐、冶铁和酿酒相继国营化，甚至以‘告令’发动群众举报隐匿财产的富商大户。此令一出，中等以上商贾之家悉数破产，上林苑堆满了抄没来的民间财产。主管财政的大农令桑弘羊因此被时人斥为‘乱国酷吏’，某年天下大旱，对其恨之入骨的儒生甚至上书献策，说‘烹弘羊，天乃可雨’。”
袁世凯沉思道：“但我记得在盐铁专营政策的会议上，桑弘羊对质疑一一反驳，说如果不执行国营，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
袁克文：“不错，这正是中国的死穴之所在。”
袁世凯一惊：“死穴？”
袁克文：“大一统。人人都追求大一统，希冀安全感、治世犬以及恩赐的保障，但要维持幅员如此辽阔的帝国，势必豢养臃肿的官僚体系，直面惊人的军费开支。桑弘羊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赋税确实没加，但国有专营的清单却越拉越长。到了北宋，茶、盐、酒、醋、矾、香药、象牙……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之大，远超前代，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并造成权贵资本的泛滥。”
袁世凯：“但你也说了，是在管仲和商鞅的一松一紧中螺旋前进。”
袁克文：“没错。发展经济必须放活民间，实现繁荣。但时间一长，地方势力便会坐大，商人也会骄纵，中央权威受到挑战。此时，中央往往进行集权式的变革，强化控制力，后果就是削减地方，侵蚀民间，造成生产力的下降。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执政者又不得不放权让利，复苏经济，从而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因此，不管是紧是松，一个无声的金箍咒永远存在，那便是‘稳定压倒一切’。”
袁世凯叹道：“民主是个好东西。”
袁克文：“也是个难东西。一个四合院住了几户人家，投票决定把大门刷成什么颜色，红色、棕色抑或黑色。其中一人钟爱黑色，但他知道黑色不可能赢，因为喜欢的人太少。但他又极端厌恶红色，怎么办？最理性的方式是把票投给棕色，因为至少不是红色，勉强可以接受。所以，民意的选择结果不见得代表民意，而操纵和玩弄民意的空间也永远存在。”
袁世凯突然想到了什么：“公平和正义是否存在天然的对立？”
袁克文思忖片刻，道：“美国建国之初，以杰弗逊为首的民主派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论战，其争辩的的焦点便是政府应站在公平和正义的哪一端。公平论者认为，只要一个人最初的财产是清白的，在其后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也没有作弊，那他即使富甲天下，也无可非议；正义论者则认为，即使最初的财产清白，获取的过程也光明正大，但积累过多时，国家还是要以二次分配来调节。因此，两者都强调了初始与过程的正当，分歧是该不该由国家来平衡不均。”
袁世凯：“人生之初，即无公平可言，因为家世各异，起点不同。如果没有一个好政府来宏观调控，任由社会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滚动下去，必然导致富者恒富，穷者愈穷，直至爆发革命，重新洗牌，把大多数人推回到同一起点，开始新的竞赛。”
袁克文：“政府为维护正义以公权力对弱者进行后天补偿，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分寸极难把握。很多时候是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既破坏了公平，又损害了正义。”
袁世凯默然不语，半晌方道：“眼下的局势，你怎么看？”
袁克文直言不讳：“两千年的郡县制，耗尽了中国人的爱国精神。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高调地宣传忠君的思想，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随时准备推翻君主。‘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国之君总被推翻，其实是件很悲惨的事。”
袁世凯并不介意：“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导致其不用同海外贸易便能自给自足。而且，由于吃穿用度不愁，统治者常常对技术进步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因为任何技术的进步都可能对稳定产生威胁。”
袁克文：“所以长期以来，我国都不参与世界的‘公转’，而是在与世隔绝中‘自转’，”他顿了顿，又道：“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您的选择。我记得小时候您对我说过，要相信世间一定存在着善良，哪怕微不足道，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到底。因为总有一天，它会穿越重重黑暗，在未来的某个时空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袁世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居仁堂。
梁士诒看完连日来全国各地乞退、劝退、迫退乃至斥退的函电，默默地注视着御案对面的袁世凯。
时间在他身上汹涌地流逝了，除了那双还透着精光的眼睛，你实在无法将这个苍老的孤家寡人同国家领袖联系到一起。
袁世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涂画了半天，最后道：“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撤销帝制后，政事由徐菊人（徐世昌）、段芝泉担任。安定中原军事，交给冯华甫。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宧），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蔡锷）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撤销帝制令，袁世凯拟让张一麐执笔。
他把张调回内史厅，诚恳道：“予昏聩，不能听你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你作不可。”
张一麐安慰道：“此事为小人蒙蔽。”
袁世凯道：“是我自己不好，怨不得别人。”
一日，谈完正事，袁世凯对张一麐感慨道：“今日方知淡于功名禄位之人，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你在我幕府这么多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薪俸；严范孙（严修）与我相交数十载，也未尝提及职务升迁。你二人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侧而不能听从劝谏，我甚为羞愧。如今看来，那些推戴我的，真有救国的胸怀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者，比比皆是。梁燕荪（梁士诒）原不赞成，今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否则那些日夜盼望封官封爵之人便会解体，最后靠谁呢？有此忠言，还算不上首鼠两端。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可不惧！”
不久，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等一干政要被官复原职，召集到中南海开会。
袁世凯先认错，自承对国内的混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宣布即将取消帝制。
众皆不语，异常沉闷。
忽然，倪嗣冲起身大声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主效犬马之劳！”
袁世凯摆手道：“丹忱（倪嗣冲）别唱戏了！”随手把五将军密电递给他看，方才无语。
翌日，由张一麐起草、阮忠枢定稿的撤销帝制令公布。明眼人发现，申令是以“本大总统”的口吻写的，意味着袁世凯将退位而不退休。
从日本赶回来的孙文在上海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将讨袁进行到底；
广东督军龙济光，在徐勤、朱执信率领的民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宣布独立以缓解粤民“屠龙”的热情；
梁启超和陆荣廷把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拉了出来，在广东成立护国军的中央机构——军务院，表态说休战的前提是袁世凯下野，黎元洪继任总统。
浙江。台州镇守使联合两个旅起义，赶跑督军朱瑞，使浙江成为第五个独立的省。
断鸿声里斜阳暮
袁世凯尚希维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忧外患，相逼而来。如不考虑善后，撒手便走，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
显然暗指杀回国的孙文和他背后的日本。
段祺瑞取代徐世昌被任命为国务卿，袁世凯打算借助其在军界的威望，迅速稳定局势。
然而，段祺瑞要求恢复责任内阁，全权处理国事，否则免谈。
袁世凯答应了。
梁启超反应极快，当即给国务总理段祺瑞去信：
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
段祺瑞觉得梁启超想多了——自己想用徐树铮为助手，都不敢直接任命其国务院秘书长，而要请王士珍代为请示。
王半仙装黄老派装惯了，知道袁世凯最讨厌徐树铮，又不想得罪段祺瑞，故既不回绝也不转达。
见迟迟没有下文，段祺瑞又托斡旋达人、教育总长张国淦去说。
张刚提一句“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位秘书长”，袁世凯便问：“他想用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