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怡
摘 要 李劼人的幽默风格，既有自由主义作家的幽默特征，又有左翼作家的尖锐与严峻。李劼人继承了巴蜀地域特有的幽默传统，并将这一传统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喜剧艺术的宽大场域中加以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喜剧艺术追求。
关键词 巴蜀调笑 讽刺幽默 戏剧效果
李劼人小说的幽默风格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喜剧艺术的角度加以讨论，也可以从巴蜀幽默传统的向度予以分析，前者表征着李劼人行走于世界文学领域的广阔视野，后者暗寓着作家生存的区域个性。从总体上看，李劼人继承了巴蜀地域特有的幽默传统，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喜剧艺术的宽大场域中加以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自己丰富的喜剧艺术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的幽默艺术大体走过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五四时期鲁迅小说《阿Q正传》首先突起了现代讽刺艺术的第一座奇峰，鲁迅、叶圣陶的小说，丁西林的喜剧以及鲁迅的杂文是第一个十年幽默讽刺艺术的主要代表；在第二个十年，左联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共同造成了这一艺术的第二次浪潮；40年代中后期是现代讽刺艺术的第三次浪潮，陈白尘的喜剧、袁水拍的山歌、张恨水的新章回体小说，以及师陀、钱锺书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创作的实绩。鲁迅、左翼文学的尖锐讽刺及自由主义作家的调侃幽默构成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左联作家主要是有力的鞭挞和讥讽，为了“有力”，他们文笔尖辣，描写夸张，往往从大处着手抓住事物的极度扭曲之处进行解剖，突出其行为、事件在整体上的尖锐矛盾和巨大偏差。正如鲁迅说：“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是谁。” 自由主义作家主要是轻松的调侃和幽默，因为“轻松”，他们感情温厚，描写精细，注意从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里开掘笑料，显得意象丰富：“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个中心，这是初买来摄影机的办法，到处照像，热闹就好，谁管它歪七扭八，哪叫作取光选景！” 这便保证了描写的细致性和自然性，保证了讽刺与追踪日常生活习俗的统一，同时，幽默又被看做一种心态，并与讽刺有意识地区别开来：“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为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是宽厚一些，它可以讽刺，也可以不讽刺，一高兴还可以什么也不为而只求和大家笑一场。”
那么，李劼人小说的幽默讽刺是属于哪种类型呢？我认为，从整体上看，这里既有自由主义作家的幽默风格和对日常生活习俗的关注，又有左翼作家的尖锐和严峻，将批评否定与自己高悬的社会理想相结合，继承与转化的秘密都在其中。
从“凤歌笑孔丘”的李白到恃才傲物的杨慎，戏谐调笑的张船山、李调元，巴蜀的幽默可谓源远流长，也深深地影响了现代四川作家。李劼人在他的《暴风雨前》里就讲了一个苏轼在考场上与考官开玩笑的故事：“北宋朝苏轼投考时，在文章中捏造说，舜见了罪人，老是说赦了罢，皋陶见了罪人，老是说杀了罢。后来考官问他见于何书，他笑说，想来会是样的。”
巴蜀的幽默传统更常常见于民间。巴蜀居民的龙门阵诙谐风趣，正如《通典》云：“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荡佚”。巴蜀人是不是少愁苦这当然还值得商榷，但善于说笑却是事实。一般说来，民间文学更直接地传导着大众的情感、志趣和俗尚，来自民间的川剧就以其喜剧艺术而名播海内。在巴蜀民间故事里，也流传着大量的“调笑”故事。或者是主人公机智狡黠，捉弄他人，或者是主人公愚笨如猪，被他人捉弄，无论是捉弄他人还是受人捉弄，都演叙出了许多闹剧，笑料不断。在巴蜀民间的茶铺酒店、街头巷尾，是这样的调笑为人们增添着乐趣，调剂着生活的寂寞，也继续培育扩散着巴蜀人的幽默趣尚，比如，张官甫、安世民的故事。巴蜀幽默的民间性体现着巴蜀地域的传统风格：它并不一定追求什么样的社会意味或政治趋向，而更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笑料，在人际关系间自由穿梭，插科打诨，调弄他人。这样的风格不仅塑造了四川作家的个性气质，更影响了他们的文学思维。李劼人的幽默性格和他的小说艺术的喜剧特征都可以在这样的传统追问中获得解释。
巴蜀调笑的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正是李劼人小说在与自由主义作家选择相似的区域根据。巴蜀调笑的显著特征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笑料，李劼人小说的嘲笑型讽刺都比较注意在生活自身的自然秩序中进行，较之张天翼那样意气浮露的挖苦，其讽刺艺术要含蓄得多。这可以有多方面的表现。
有的讽刺并不着意堆砌对象丰富的笑料，它们往往只是截取某一个细小的片断，甚至点到即止，把更多的空间留给生活的逻辑，让读者去填充。如《天快亮了》写乡场“舵把子”陈大爷在解放前夕的窘迫，李劼人对他的恶行很少追叙，仅仅在最后别出心裁地缀上一句：“至于陈大爷本人，如其真个‘再世当个好人’是属实的话，他应该九岁了吧？”真是巧妙含蓄之极！
有的讽刺在提取了对象的荒谬之后，又有意识地将荒谬融化在生活“正常”景象中，甚至有意识地说服读者人生本也如此！《好人家》讽刺四川土财主的贪婪和腐朽，那别有意趣的“引子”就是竭力让我们相信，以下的叙述毫无夸张，纯属生活的真实，因为“这个好人家，是我家的老亲。他们的姓氏名号，我当然晓得，但是月前回成都，尚无缘无故多谢过他一顿空前未有的便饭，我们的亲谊如此真笃，似乎不便把真名实姓给他们表彰出来”。
有的讽刺并不仅仅把荒谬集中在讽刺的反面角色身上，而且在他们的生存环境中也穿插不少的荒谬事实，构成一个浓厚的“荒谬环境”，当人人都在充当荒谬的角色，于是荒谬似乎增添了不少“正常”特征，讽刺也就同样的含蓄自然起来。李劼人之所以被我们称作四川现代文学中的讽刺大家，就在于他除了开掘几个反面角色的荒唐之外，还着力描绘了一幅荒谬的社会生活场景：混乱无序的四川社会，大波起处，出现的却是各阶层的愚昧和非理性，这里有当权派，也有在野派，有旧军队，也有革命党，有乡绅，也有袍哥，有市民也有知识分子，可笑的不仅仅是四川封建政权的执掌者。
有时候，幽默讽刺效果也直接出于作家对巴蜀式调笑场面的描绘。李劼人笔下出现了不少惯于饶舌打趣的川人，以及互相取笑逗乐的情景：巡防兵管带吴凤梧油嘴滑舌(《大波》)，刘三金通过与顾天成调笑，让他乖乖中计，被“烫”了毛子(《死水微澜》)。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调笑场面有大有小，大则连续不断，你来我往，攻守齐备，小则零星片语，却都生动地表现了巴蜀调笑的广泛性和趣味性，人们似乎不分场合、不择对象，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嬉皮笑脸，插科打诨起来。调笑已经成了四川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正是受这种巴蜀调笑氛围的影响，现代四川的幽默讽刺也就对主观理念有所抑制，有意缩短主客距离，让讽刺变得更加的自然、含蓄，从而往往与生活习俗的表现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讽刺与京派文学不无相同之处。
但是，李劼人并不单是满足于调笑，更会作出超越调笑的理性思考。换句话说，作家并没有在调笑中遗忘自己的理想，没有终止从自己理想出发所进行的否定和批判，对生活习俗的关注不时流露出川人的诙谐幽默。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文学还是应当归入“讽刺”一类，这种喜剧艺术追求又与左翼讽刺文学走到了一起。
从日常生活的调笑出发，又超越调笑进入到深刻的讽刺当中，这就是对巴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转化之后的讽刺品格与巴蜀式的调笑传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认为，从李劼人的创作来看，就是对调笑的喜剧性因素做了重新设计和征用，具体说来，就是充分利用巴蜀式调笑的生活味、自然性但又不止于饶舌打趣，而是将这些生活的嘲弄纳入到一个更大的理性框架中去，生活的调笑最终指向作者对人生深刻的把握和思考，或者，局部的人际幽默也成了作者整体构思中的讽刺对象。这，可以说是一种“对调笑的调笑”吧。
在李劼人的文学作品里，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日常生活的喜剧性细节往往被作家利用起来，构成揭示人格本质或社会本质的基础。用同样是四川作家也善于运用讽刺艺术的沙汀的话来说，就是“从朴素、孤立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和规律，从一点而联想到与此有关的广泛的事物”。在李劼人笔下的赫公馆里，几位旧官僚在讨论世界上有哪些国家，一忽儿想起“牙齿国”，一忽儿又扯到“脚爪国”，贫乏得可笑的见识证明的是他们精神世界的陈旧和封闭(《死水微澜》)。赵么粮户家的早饭也是乱成一团，“大人小孩一窝蜂抢去，抓住菜饭就向嘴里掏。前几分钟，只听得见饭筷嘴巴响，过此，必有两个小孩为了争菜而相打，而相骂，而号陶大哭；四个大人——有时是三个，也必因小孩而叱吼，而责难，而口角”。放在另外一个场合我们对这样喜剧性的混乱景象也就一笑置之了，但有趣的还在于，李劼人却把这场喧闹放在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家庭，于是，对比之下的反差倒更显出了赵么粮户一家生存方式的腐朽和空虚(《好人家》)。
就日常生活场景的丰富性来说，自由主义作家的喜剧艺术长于左翼文学，就讽刺主题的尖锐性来说，左翼讽刺又长于京派幽默。而李劼人的文学却似乎将这两者有所统一，较之于张天翼对“典型”的挑选和对人物言谈举止的夸张、放大，李劼人取诸生活的巴蜀调笑更加丰富、更加“本色”，较之于老舍有时候因没入生活而略嫌轻软，作家对调笑的再利用也更为锐利和具有批判力量。
四川人是惯于调笑的，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自己的调笑竟也被收容到了四川作家李劼人的讽刺世界里，成为另一层价值观念审视的对象，调笑行为本身再一次为他人所戏谑。
在《暴风雨前》里，李劼人写留过洋的田伯行在赫又三面前取笑新学考试：“不管啥子题，你只顾说下些大话，搬用些新名词，总之，要做得蓬勃，打着《新民丛报》的调子，开头给他一个：登喜马拉雅最高之顶，篙目而东望曰：呜呼！嗯嘻！悲哉！中间再来几句复笔，比如说，不幸而生于东亚！不幸而生于东亚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不幸而生于东亚今日之中国之啥子！再随便引几句英儒某某有言曰，法儒某某有言曰，哪怕你就不通，就狗屁胡说，也够把看卷子的先生们麻着了！”“引外国人说话，再容易没有了。日本呢？给他一个啥子太郎，啥子二郎，俄罗斯人呢？给他一个啥子拉夫，啥子斯基，总之，外国儒者，全在你肚皮里，要捏造好多，就捏造好多。”看得出来，这位田老兄颇为自己的机智而自得，他完全陶醉在自己的幽默中了，而读者呢，恰恰是在这样的打趣里，目睹了新学在近代中国的喜剧性命运，也目睹了最早的留洋知识分子竟是如此的苟且、油滑，如此的游戏人生、游戏文化，这是不是一种喜剧？
对调笑的调笑，从整体上造成了一种特别的喜剧性效果。当调笑的话语第一次撞进我们的感受，我们获得了一次喜感，这喜感来自对此情此景的某种滑稽意味的敞露，紧接着，当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知识，从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念出发对调笑行为略加思索，又会再次感到这种行为本身的荒诞性来，于是我们再笑了一回。这样的喜剧是“立体型”的，它内部包涵了多个层面，李劼人总在引导我们从一个较浅的层面探入到较深的层面，所以说，巴蜀调笑传统的现代性转化造成了现代四川幽默讽刺文学的深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