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奇
戏说似乎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种时髦，戏说历史，戏说历史人物，戏说本不该也不能戏说的事物，如今影视剧又开始戏说文学名著了。新版25集电视连续剧《死水微澜》就是对文学名著的一次典型的戏说。之所以指明是新版，是因为十多年前，曾有谭兴国先生改编、四川电视台拍摄过一部比较成功的同名连续剧。而新《死》剧给人强烈的感觉不是在改编文学名著，倒像是戏说一部蹩脚的言情剧。其突出的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脱离原著，编造情节。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是“大河三部曲”的第一部，故事发生的时间在1894年至1901年之间，而新版剧则将故事的时间跨度延伸到了1911年，这实际上是整个三部曲的跨度。这个时间跨度已经不该是“微澜”，而应该是“大波”的历史范畴，所以从片名上就已经初显漏洞了。正是在这个随意拉长的时间跨度内，编剧随意抽取了《暴风雨前》和《大波》中的人物，又随意编造了故事情节，比如把郝达三和葛寰中扯成亲戚，生编了他们许多戏，葛寰中受贿、郝达三竟然娶了九房姨太太。这些都是《死水微澜》原著中没有的。葛寰中、郝达三是《大波》中的人物，而且葛寰中不是什么华阳知县，虽然曾任过班知府，但他出场时已经是机器局提调；郝达三是谘议局议员、铁路股东会代表，也没像剧中那样娶了九房姨太太。娶九房姨太太的人，李劼人先生在《大波》中的确写过，那是华阳县知县史九龙。他是为了印证他名字中的“九”字，所以要娶九个老婆。编剧如果非要安排九房姨太太的戏，直接照搬史九龙不好吗？何必那么费事！
其次是片面追求故事圆满，胡乱安排人物结局。在原著中，罗歪嘴被官府追捕，逃离天回镇便没再出现；蔡大嫂为了营救狱中的蔡傻子，的确是嫁给了顾天成；而顾天成作为一个土绅粮，在《大波》中还以新繁县团总的身份出现过；蔡傻子并没有死，土盘子只有14岁，更没去当什么革命军；招弟被顾天成在东大街弄丢了之后，被伍太婆卖进了郝公馆，在《大波》中与郝达三的跟班高金山私奔，终于在黄公馆与顾天成父女相认了；妓女刘三金以后也没再出场。可是在新《死》剧中，这些人物都有了“圆满”的结局，罗歪嘴最后死在刘三金的温柔怀抱中；蔡大嫂落了个人财两空；蔡傻子死了；顾天成也被枪毙；招弟上了吊；刘三金居然成了郝公馆的女主人；土盘子竟当上了革命军司令，最终为蔡傻子报了仇。
由于以上两点，于是形成了第三个更大的思想艺术缺陷，那就是消解原著的审美品质。新《死》剧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改变，不是对原著的深化与完善，而恰恰是一种审美的破坏和消解。对原著中人物所胡编滥造的结局，不仅仅是违背了原著，而且在现实层面上违背了“真”的美学原则，在艺术层面却丧失了审美想象空间。原著中那些不知下落和没结局的人物，并不是作家的疏忽，而是有意留给读者的审美空白。他们就像断臂的维纳斯，会时时勾起人们的想象。著名作家周克芹生前曾对我讲，他曾想就刘三金续写一部小说。他说刘三金这么有个性的人物在《死水微澜》中后来下落不明，太遗憾了。可正是这个遗憾，才勾起了作家无尽的思绪，使他萌生了续写的冲动。不过周克芹先生直到去世也没去填这个审美空白，作家心中一定明白，任何想给维纳斯接手臂的人，若不是画蛇添足，就是无知者无畏。
剧作改编是一种再创造，增删原著的人物和情节是改编者的权利，但无论怎样改如何编，不能过分离谱，可娱乐而不能“化”，人物命运必须遵循其性格发展的逻辑，像新版《死》剧这样随心所欲编排故事与人物，简直近乎打胡乱说。以蔡傻子的徒弟土盘子为例，姑且不论他是否是猴精，最后竟当了革命军司令；也不论一个多世纪前的农村小镇怎可能有洋行，只问土盘子是否与师娘蔡大嫂有深仇大恨，他有什么理由让师娘家破人亡？杀顾天成，没收蔡顾记洋行的财产，完全是编者想当然耳！新《死》剧中的土盘子是个十足的公报私仇的小人，哪里配称革命军，而且还是司令？革命军如果都像土盘子那样草菅人命，像辛亥年这样震荡裂度并不十分大的革命还能推翻清王朝专制吗？
画虎不成反类犬。新《死》剧最大的败笔是对蔡大嫂这个人物形象的毁损。在新文学人物画廊中，蔡大嫂是个不可重复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她的一切言行都是那么富于个性，包括她与罗歪嘴的畸形恋情，和最后为“一肥遮百丑”而嫁给顾天成，都体现出她那个时代的女性不可复制的叛逆的个性。蔡大嫂是一个具有悲剧魅力的美学符号。然而在新《死》剧中，她却仅仅是个贪图肉欲且一心追求金钱的庸俗小妇人。为了证明蔡、罗恋情的合理性，编剧竟然编排了媒婆为罗德生与邓幺姑合八字的情节，意为邓幺姑与罗德生原本就是一对，蔡傻子反倒是个捡了大便宜的多余人。这样的蛇足，不仅无助于突出蔡大嫂反叛传统伦理的性格特征，反而削弱了她的思想艺术价值。对蔡大嫂这个文学形象的庸俗化重塑、实际是对《死水微澜》这部名著的消解和毁灭！
其四是细节失真，矛盾百出。剧中的蔡大嫂原本目不识丁，罗老表打信回来，蔡傻子把信递给蔡大嫂，她明明说自己不识字，不料到了蔡顾记洋行，蔡大嫂是又看账本又打算盘，而且还在外面煞有介事地看布告。蔡大嫂真是摇身一变，转眼就从文盲变成了知识妇女，这种角色的转换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合理性。另一处矛盾是，蔡大嫂重振兴顺号，罗歪嘴送了三百两银子给蔡大嫂，虽被官府查获，但由于顾天成作证，差官当众就将银子退还了蔡大嫂，可蔡大嫂还是说没有进货的钱，观众实在弄不清楚这小杂货铺是在卖当今的高档茅台还是金银珠宝？三百两银子，别说在清末，就是放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也不是个小数，居然不够一个乡场上的小小杂货铺进货，由此可见胡编滥造到了何种程度！
其五是语言不伦不类。公车（jū）上书被演员说成公车（chē）上书，意思虽没变音却大异，这出自一位晚清绅士之口，实在是笑话，给人很是滑稽的感觉。做了司令的土盘子自称是“保路同志革命军”。同志军和革命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志军是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兴起的民间武装，成员主要是袍哥和普通民众；而革命军则主要是由同盟会领导的新式陆军。从土盘子的军装来看，显然他是陆军，可又把同志军扯到一起，不知是编者的故意还是无知？此外蔡大嫂说的成都话也不地道，比如她说她妈“咸吃萝卜淡操心”，这“咸”字在成都话中的发音应该“hán”，可演员发的却是普通话“xián”的音。诸如此类尽管是小问题，但却严重影响到作品的地域色彩。
以什么样的态度改编文学名著，是一个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严肃问题；虽然任何艺术形式的改编都不可能与原著保持一致，但至少不应该背弃原著精神，随意戏说。什么叫文学名著？就因为它叙述了独特的故事，创造了独特的形象，并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精神，能够给读者带来独特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所以真正严谨的编剧，都会对文学名著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既与原著保持平等的对话视觉，又对原著保持充分的景仰。唯有如此才不至于糟蹋了文学名著。
但愿戏说文学名著之歪风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