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高度概括大寨经验。
毛泽东在他的生日宴会上，告诫陈永贵：“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
周恩来在大寨详细询问了水利建设情况后说：“你们这里十年九旱，不解决水利可不行呀！”
冷静分析：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即使是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不是没有严重缺陷的。
1.大寨之路
关于大寨事迹的新闻宣传和经验介绍越来越多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市的新闻媒介都大量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大寨成为中国官方媒体中宣传最多的村庄，陈永贵成为被宣传最多的农业劳动模范。
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赞扬了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就是这份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报纸首次就学习大寨精神发表社论，它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见解对以后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社论向全党和全国各界提出了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要求，并把这种学习概括为学习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社论在总结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时指出：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的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大寨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下中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集体，而且看到别的集体，看到我们整个的国家及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们对于自己的集体，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正是在这种远大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的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在总结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时指出：大寨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建设山区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很大的。大寨人既敢于藐视困难，又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失败也没有使他们后退。正是这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强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成倍地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同时使林业和畜牧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仍处在困难之中，国家的财政状况还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社论也就特别强调了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社论指出：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社论还采用了陈永贵关于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中的一些说法，指出，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信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
《人民日报》的社论最后强调：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文章系统介绍了大寨的创业历史，并总结了大寨取得光辉成就的几点主要经验，对于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份长篇通讯和社论，还有个故事。
1963年的秋天，大寨收成不错，《山西日报》记者郝战敖去大寨采写了一篇大寨战胜灾害获得丰收的报道。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冯东书将发表在《山西日报》上的这份报道删短了一些送给分社副社长马明审发。马明看了以后，马上叫来四五名记者，一起议论这篇报道。大家七嘴八舌，都说大寨这么好的典型，光发这么一条消息，可惜了，应该派人到北京去向总社和《人民日报》介绍，做突出报道，还应发社论。于是，冯东书就与另一名记者范银怀一道去总社做游说工作。
冯、范二人到了北京，就开始在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社有关领导中做鼓动工作。先后说动了新华社国内部农村新闻编辑组组长穆家军，新华社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穆青，《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庄和副主任何燕凌。其中何燕凌还去过大寨，也对大寨很感兴趣，他又是《人民日报》分管农村社论的人。写社论的事就由何燕凌承担了。
在太原，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些人在考虑长篇通讯的题目。他们每人出一个题目，宋莎荫提出：“我们就写大寨这条道路。”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这就算把主题定下来了。最后，分社派宋莎荫和范银怀二人去昔阳、大寨搞写作，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初稿。穆青看了初稿，立即带上福建分社社长孙明从北京乘飞机到了太原，指示宋莎荫该怎么修改。定稿后，就与何燕凌写的社论同一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2.大寨经验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前，有一次还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此前，中共山西省委、国家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曾对大寨精神作过概括。自从周恩来作过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后，关于大寨精神，全国就都统一到这个报告的表述上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也实事求是地讲道，大寨大队“并不是一切工作都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的。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他强调，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报纸上和书籍中引用毛泽东的原话，都要用黑体字，以示格外重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被用黑体字突出出来，没有什么人怀疑毛泽东曾经说过这句话。但至今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准确说出毛泽东究竟在什么时候说过“农业学大寨”这句话。
如前所述，毛泽东第一次赞扬大寨是在1964年3月底，但那只是边听汇报边谈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同年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插话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以后毛泽东又几次讲到“农业要靠大寨精神”，但从没有说过“农业学大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四清”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有这样的话：“全国所有社、队的生产建设，都要像大寨那样，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这个文件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草拟的，如果当时毛泽东已经讲了“农业学大寨”这句话，文件里应该写进去。同年11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开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精神》。这篇社论也没有把“农业学大寨”当作毛泽东的原话。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也提到了学大寨的问题，公报说：“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这也不能说明“农业学大寨”是毛泽东的原话。
后来许多《农业学大寨展览》都用了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五个亲笔字，但是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写过这五个字。
3.毛泽东宴请劳动模范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陈永贵终生难忘的事情。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里安排了三桌酒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他很重视那次宴请客人的生日酒会，就连哪位客人坐在哪个座位上，他都亲自列了单子，交给汪东兴等人去办。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大会刚刚开过，陈永贵像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在背后喊他的名字：“永贵同志！”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周恩来也快步走了上来。周恩来告诉他：“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
周恩来没有告诉他去哪里，他也不便多问。随着周恩来七拐八折，就到了毛泽东休息的地方。这时周恩来才对他讲：“今天是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特意把你请来。”陈永贵一听是毛泽东请他吃生日酒席，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周恩来接下来又介绍说，今天应邀参加毛泽东诞辰宴会的还有大庆工人代表王进喜，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知识青年的代表邢燕子、董加耕等人。
他们来得早了一些，席间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就绪。周恩来便领他到刘少奇的办公室。刘少奇是个大忙人。当时在北京正开着两个重要的会议，一个是中央工作会议，一个是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前一个会议上，作为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副主席，他要唱主角；在后一个会议上，他是国家主席的候选人，自然也是主角。而且会外的大量中央日常工作也要由他来下达批示，正在全国进行着的“四清”运动他也是总指挥。陈永贵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审阅一份关于“四清”运动的材料。周恩来向刘少奇简单介绍了陈永贵，但刘少奇工作太忙，而且他又是一个说话办事十分严谨的人，没有考虑好的事从不轻易表态。对于陈永贵的到访，他除了礼节性地问候外，没有再多说什么。
周恩来又将陈永贵领到毛泽东那边去了。此时毛泽东已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客人了。毛泽东对于陈永贵表现出了充分的热情。毛泽东边与他握手，边说：“永贵好啊！”然后毛泽东又与王进喜、钱学森等人一一握手，请他们坐在自己身旁。
在与陈永贵、王进喜等劳动模范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是轻松的。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