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队干部和社员中既然有依赖国家买化肥的思想，就很少积农家肥。学大寨以后，大家决定自力更生，依靠双手大积农家肥。大部分劳动力还到榜墟街上担回大量的人粪尿。1965年种下71亩早稻，平均每亩施了基肥25担，还追了两次农家肥。早稻因此大幅度增产。晚稻也由于施肥多，生长良好。同时，他们还发展了一些集体副业。
3.大寨经验与三沟经验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西部风沙干旱地区，荒山秃岭占全县面积的一半，森林覆被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全县有一半以上的耕地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加上人少地多、耕地粗放，粮食产量很低，1964年前平均粮食亩产只有七八十公斤，是辽宁粮食单产最低的一个县。合作化以来，全县各族人民曾经采取修水库、截山沟、打深井等办法，蓄水防旱，控制水土流失。但由于没有进行综合治理，收效很差。他们也曾试图通过发展畜牧业，以牧促农。由于缺乏统一规划，牛羊头数增加了，农林牧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增加一些粪肥，远抵不住流失的土壤肥力。因此，农业生产一直发展很慢。
从1964年2月，阜新县委以大寨精神重新分析了全县农业生产面临的形势，认真总结了本县一些先进生产单位的先进经验，特别是重新总结和评价了“三沟”经验。
所谓“三沟”经验，就是阜新自治县的三个生产队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分别是：七家子公社毛岭沟大队的封山育林控制水土流失的经验；招束沟公社后拉格生产队治理坡耕地连年增产的经验；蜘蛛山公社塔子沟大队营造护岸林保田增产的经验。县委认识到，“三沟”经验是实现全县农业稳产高产的方向性经验，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三沟”经验。他们的口号是：外学大寨，内赶“三沟”，建设稳产高产农田。
阜新县委发动群众将大寨精神与本地实际相结合，改天换地，治理坡耕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曾经历了一场大的争论。一部分人学大寨以后，主张一次修成水平梯田，一劳永逸；另一部分人认为水平梯田是好，可是太费工，还是推广招束沟的经验，修水平撩壕，省工，见效快。他本扎兰公社按照招束沟治坡的原理又创造出一种“过渡式水平梯田”的新形式。修这种梯田和修撩壕工程的区别在于，修撩壕是从上往下取土培埂，修“过渡式水平梯田”是从下往上取土培埂。因此，修这样的梯田用工少，成本低，收效快。县委对这种形式进行了全面分析：水平撩壕，是一种既简单省工，又能够迅速控制水土流失的好办法；“过渡式水平梯田”，是适宜土层较厚的15度坡以下丘陵地区大面积治理，并逐步达到水平梯田的一种好办法。水平梯田的增产幅度很大，可是它的工程标准高，用工量大，修一亩水平梯田要四五十个工，坡度大、地少人多的地区可以修，在地多人少地区短时间难以完成。经过分析比较后，县委确定从本县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先“过渡化”后“水平化”逐步建成“大寨田”的方针。对当前治理坡耕地提出了“一为主、两结合、三配套”的综合治理方法：“一为主”就是以“过渡式”水平梯田为主；“两结合”是“过渡式水平梯田”和水平撩壕相结合；“三配套”是工程措施、生物措施、耕作措施配套。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治坡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推广“三沟”经验，开展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中，阜新自治县还注意全面安排，重点突出，集中力量，努力提高工程效益。在治山、治水、治坡工程中，各个社队都采取统一规划、集中治理的方法，一个山头、一面坡、一道沟、一条河地集中成片治理，治一坡是一坡，治一沟是一沟，沟坡兼治，沿河两岸都造林。对几个生产队都可以受益的较大工程，由大队统一规划，实行“联合协作，等价换工”，各生产队一齐出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施工方面，实行春秋两季突击，常年维护的办法。每年春季解冻以后和秋季封冻以前，搞两个大的战役，突击治理；平时组织专业队进行工程养护和维修，把群众性的治理和专业队伍的治理结合起来，做到了当前生产和长远建设两不误。为了打好春秋两个治坡、造林的歼灭战，事前注意从各方面做好准备。
阜新自治县在推广“三沟”经验中，认真接受过去几年农林牧各自为政，农牧挤林，加剧水土流失的教训，贯彻“以粮为纲，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林业先行”的方针，在全县范围内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对农林牧进行了全面规划，统筹安排，重新调整了农林牧业生产的布局，划清了农田、牧场、林地的界限，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为了尽快增加荒山坡地的覆被，在大力进行封山育林、植树造林的同时，全县合理固定牧场和实行划区轮流放牧，并适当调整和控制了羊群的发展，坚决淘汰了危害山林的山羊，积极改良和发展绵羊。为了补充山羊减少带来的粪肥不足和加强积肥基本建设，各地大抓了“三种”（种草苜蓿、紫穗槐、甘薯），建立和扩大绿肥基地。1964年和1965年，全县种草苜蓿70000多亩，紫穗槐47000多亩，甘薯70000亩，办起粉坊896个，大大发展了养猪事业。全县1965年的猪只头数比1963年末增长了98.8%。
4.学大寨，搞副业
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各地的学大寨运动也主要是学习大寨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搞各种增加粮食生产的措施。但也有的地方是用大寨精神发展社、队工业。这在当时叫做“副业”。意思是农业是农村的主业，社、队工业只能是副业。但不管叫什么，发展了社、队工业，毕竟可以活跃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可以增加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入。因此，对这些经验我们也就应当格外重视。
辽宁省海城县东四公社红旗大队，在1964年遭受严重涝灾以后，发扬大寨精神，依靠群众智慧，广开门路，发展队办工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5年虽然多灾，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好收成。这个重灾队在短短一年间就变成了富裕队。村民们说：自力更生搞生产，腰板子越干越硬。
红旗大队是个平原产粮区。除了粮食生产外，人们一向认为，这里没有发展社、队工业生产的条件，5个生产队过去基本上没有集体工业。1964年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全大队粮食生产只有3成收成。灾后初期，有些村民外出打鱼摸虾，有的蹲在家里等待救济，有的干部也很发愁。这时，大队党支部响应公社党委组织社员开展生产自救的号召，首先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学习了《大寨之路》的小册子。通过学习，他们逐步消除了悲观畏难情绪，坚定了生产自救信心。生产队长徐新甲说：“咱们不能挺着脖子吃，得向大寨学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人家愚公一家能移山；咱们红旗堡一千几百口人，还不能生产自救！”干部的思想提高后，接着又通过开展“两摆”，即摆劳动力和副业门路，“两算”，即算政治账和经济账活动，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摆了劳动力情况和副业门路，使村民们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算了政治账和经济账，使村民们懂得了以国为怀、自力更生地进行生产自救的重要意义。一些村民说：人是活的，有人就有一切。只要咱们大家抱成一个团，拧成一股绳，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克服暂时的困难。于是，他们便把国家给的500多元救济款，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国家，下定决心：农业丢了，要从副业找回来，自力更生渡过难关。
他们这也是因祸得福。如果不是遭了灾，就不可能想到办集体工业，即使有人想到了，也可能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如今遭灾了，粮食减了产。通过办集体工业搞生产自救，总比伸手向国家要救济更符合大寨精神。于是，他们就坚定了信念，动手干了起来。
在发展队办工业生产时，他们碰到了没有资金、没有原料、不懂技术等一大堆实际困难。大队党支部认为，要战胜困难，除了鼓起群众的革命干劲外，还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才能闯出一条路来。于是，便组织了40多人的骨干队伍，分成几个小组，群策群力，分头寻找门路。通过研究，他们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发展队办工业生产。这个大队有个小自然村，叫蚂蚁屯。那里的很多村民会用玉米皮编套包，套包是一种车马用具。编套包虽然收入少，但可积少成多，特别是这种手工业有现成的原料，技术又简单。于是，大队领导便普遍推广了蚂蚁屯的经验。不久，全大队80%的妇女、老人和少年儿童，都参加了这一手工业生产。1965年一冬，就收入6200多元，部分归集体，部分归农户。
头一炮打响后，群众精神大振，信心增强。接着，干部便因势利导，进一步发挥群众的智慧，办起苇席、筐篓、草袋、草绳等编织工业。编织苇席的技术比较复杂，他们就请从产苇席的邻乡嫁过来的7个妇女带徒弟。一些心灵手巧的姑娘，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她们掌握了这门手艺，再带徒弟。就这样，半年内有90多名妇女学会编苇席。她们共编席子1200多领，收入5000多元。编织筐篓、草袋、草绳，也都是这里从来没有搞过的营生。织草袋子，买机器得300多元。木工组长彭学谦建议自己制造机器，他说：“既然人家能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学着做呢？”大队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到海城镇附近的合办村学艺。彭学谦不辞辛苦地跑了两三趟，终于把造木制草袋机的技术学到了手，为大队仿制成功了5台草袋机，节约了200多元开支。安装草绳机时没有厂房，大队就腾出了部分办公室当车间。
这个大队在抓大宗工业的同时，也不放松小宗工业生产。一个会做笔帽的村民，看到编苇席剥下来的短苇子扔掉很可惜，便建议利用它来做笔帽。大队根据他的建议，组织了6名村民，开办了一个小小的“笔帽加工厂”。虽然每个笔帽只值3厘钱，但积少可以成多。到1965年年底，他们已生产了17万个笔帽，收入数百元。
这个大队在开展队办工业生产中，贯彻了“三结合”的方针，即：农业和“副业”结合，以农业为主；农闲和农忙结合，以农闲为主；集体和个人结合，以集体为主。这样，就使队办工业生产常年坚持下来，增加了集体收入，支援了农业生产，巩固了集体经济，改善了村民生活。为了给今后发展队办工业生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个大队1965年种植了120亩水稻，栽植棉槐30亩、大叶杨1万棵，并培植芦苇20亩。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它表明在我国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蕴藏着发展经济的无穷活力和创造力。只可惜，在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严重扼杀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创造精神。
5.用大寨精神修水利
1965年9月上旬，全国水利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谭震林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报告。
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各地水利部门讨论和总结了建国以来16年间我国水利建设的经验。这次会议集中了各地讨论的意见，交流了经验，研究了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建设的方针和任务。
各地提供的材料表明，解放以来我国的水利建设事业，依靠广大农民的集体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已经建设起来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和许多大、中型骨干工程，以及部分机电排灌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从而使不少地区提高了防洪、排涝和防旱、抗旱能力，灌溉面积比解放前成倍增加，出现了一部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
会议指出，当前各地正处在水利建设的新高潮中，保证和促进这个高潮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于发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保证作用，战胜水旱灾害，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充分运用已有的经验，认真贯彻“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特别是要十分重视调动5亿农民的积极性，发扬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继续兴修适合生产需要的水利工程，并且管好、用好现有水利设施。会议认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水利建设，应坚持以兴修小型工程为主，大、中型工程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兴建。会议特别强调水利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从各地不同条件出发，要因地制宜地坚持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征服大自然，变水害为水利，使江河湖泊为人民服务，为农业生产和其他国民经济服务。
这次会议以后，一个群众性的冬修水利的活动就在全国各地农村广泛展开。广大干部、群众在这场冬修水利的活动中，认真学习大寨经验，自力更生办水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从规模上讲，这次冬修水利比往年都要大。各地都在努力建设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争取农业生产更快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到1965年11月底，全国各地参加冬修水利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达到3200多万人。冬修的内容很广泛，水利方面主要是现有工程的配套工程和多种多样的小型水利工程。此外还包括除涝治碱、水土保持、改良土壤等等。北方大部分地区还在抓紧进行打井、淘泉等开发地下水的工程，以及平整土地工程，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提高防旱抗旱能力。淮河、东北松辽平原部分地区，主要是修排水工程。山东、河北、河南和苏北、皖北的洼涝盐碱地区，主要是因地制宜地修建台田、条田除涝治碱。西北黄土高原区在修水土保持工程，大修梯田和坝地。山西各地在大力整修原有的水地和建设大寨式农田。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在大搞铺砂田。南方各地除继续发展小型水利和配套工程以外，还在进一步健全排灌系统，消灭串灌串排，适应水稻高产的要求。改造烂泥田、冷浸田等低产田，也是南方各地冬修的内容之一。西南地区主要是大抓蓄水保水工作和蓄水、引水、提水等各种水利设施的整修和建设。
1965年受旱严重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北京、内蒙古等地，秋收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开始冬修水利。南方各省秋收结束得晚冬修开始也较晚。但入冬以来，各地冬修水利的活动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1965年冬修水利的特点是：依靠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兴修小型水利工程和配套工程。各地还注意了把长远建设和当前受益结合起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地多修对来年生产发挥实效的工程，真正做到修一处、成一处、用一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