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农业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排除影响学大寨运动的拦路虎问题。
山西省昔阳县被认定为全国首个大寨县，当时的口号是：学大寨，赶昔阳。
昔阳遭遇大旱灾。陈永贵提出口号：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后来又加了一句：没见过的大丰收。
再后来别人又加了一句：没见过的大骗局。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昔阳，后在北京举行，
主题是：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
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主题仍是普及大寨县，只是增加了批判“四人帮”的“三反一砍”罪行。
当时已建成的几百个“大寨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一般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农民生活仍很贫苦。
“穷过渡”不得人心。
大寨公社一动手做这件事，马上就遇到各种形式的抵制。
1.北方农业会议
1970年，农村局势开始趋于相对稳定。各级农业领导管理机构相继恢复或建立；一些在“文革”初期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技术人员陆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使农业生产的领导管理工作逐步恢复和开展起来。为了扭转1967年至1969年农业生产连续三年下降、停滞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国务院恢复和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1970年5月，国家农林部成立，6月开始进行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筹备工作。
8月25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会议的有北方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地、县级领导和部分公社、大队的代表，南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一级和解放军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到会的共有1259人。会议第一阶段在大寨、昔阳“参观学习”。9月1日转到北京继续举行。会议第二阶段主要是开展“革命大批判”，总结和交流各地农业学大寨的经验。9月14日，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着重分组讨论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各项农村经济政策。1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会议针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动乱、农村的一些重要经济政策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下降等情况，明确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重申：《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现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对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在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既要批判“分光吃尽”的错误倾向，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影响社员的当年收入。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的前提下，要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不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生产资料和其他物资，不得加重社员负担。目前有些社、队，随意增加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开支，降低社员收入，影响社员积极性，各地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另一方面内容是强调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提出要解决农村干部中“五种人”掌权的问题，并推广了昔阳县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经验。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排除影响学大寨的拦路虎问题。会议认为，昔阳县工作搞得好，首先是抓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果，是因为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的结果。会议提出，要排除妨碍学大寨的拦路虎，就要解决走资派、民主派、老好人、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等五种人掌权的问题。这五种人里面，走资派是从“四清”运动开始后就在党内清理的阶级敌人，是一个极为模糊、随意性很强的概念。而民主派，陈永贵在汇报提纲里作过描述：“入党早，资格老，白天干，黑天跑，开口想当年，闭口打土豪，没有功劳有苦恼”。
北方农业会议提出的“五种人”，给农业学大寨运动蒙上了更加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强调“大批促大干”，在全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产生了一篇叫做《北方地区14省农业会议纪要》的文章，肯定了“想新的，干大的”和“一年一个新套套”的思路与做法。
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个是各地农村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二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向“左”发展。
1970年冬和1971年春，各地农村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国共有近百万名干部、1亿多农民群众参加。除普遍兴修小型水库、水渠、塘堰和打井外，还修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如黄河下游的引黄排灌工程，经过大规模开挖排水系统之后，又逐步恢复引水，先后修建引黄涵闸70多处，加上虹吸管及抽水站的建设，引提水能力达到4000多秒立方米，灌溉面积达10670平方公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淮河流域广大人民，在多年治淮的基础上，又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建成了一批大型和中小型水利工程，兴修了一批蓄洪工程，并整修了河道，开辟了新沂河、新沭河和苏北灌溉总渠等入海出路。这些工程的建成，使淮河流域抗御洪、涝、旱灾的能力大大加强，灌溉面积迅速扩大，使多灾低产的淮河流域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农业基础工作，加之1970年全国的气候条件较好，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成灾面积仅有3.3万平方公里，比1949年以来成灾面积最少的1951年还少4800平方公里。特别是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使得1970年的全国农业生产摆脱了连续三年下降和停滞的局面，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基本实现了国民经济“三五”计划规定的各项生产指标。
1970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716.3亿元，比1965年增长21.5%；粮食总产量达到23996万吨，比1965年增长23.3%；棉花总产量达227.7万吨，比1965年增长8.5%。其他如猪牛羊肉、油料、糖料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北方农业会议强调学大寨要坚持“大批促大干”，给山西省造成很大的压力，为此，在省革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决议。决议提出“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的问题。强调学大寨要“学根本”和解决基层领导班子中“五种人”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更加打乱了山西省的农业生产秩序，影响了农业生产质量。中共山西省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当时农村的经济政策，被践踏无遗了。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大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社员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割掉了，把发展多种经营和集体工、副业的路子堵死了，把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批掉了。有的县还搞过没收社员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小平车、缝纫机的所谓“五大革命”，对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破坏很大，出现群众缺粮外流的现象。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都在贯彻会议精神，纷纷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即由省、地、县、社领导参加的会议，做了各自的学大寨决议。许多省、直辖市、自治区在检讨中都谈到，自己原来只是把大寨看成是生产典型，把学大寨当成增产的措施，没有看作是方向、路线的问题。有的地方把学不学大寨提升到“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的高度来认识，还有的地方把学大寨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把学大寨和“一打三反”结合起来，和整党建党结合起来。
这年11月9日，山东省为贯彻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歪门邪道。”“反对学大寨，就是走资派。”这个报告在11月19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更加提高了学大寨运动的调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学大寨的问题上也逐步实行了拨乱反正。1980年7月9日，《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的文章，其中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学习推广先进经验时，如何正确对待先进经验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文章指出：“先进经验不等于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把先进典型的经验同党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两者的关系搞颠倒，用某个先进典型的经验代替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人们在总结了学大寨运动的深刻教训后得到的认识。
2.全国首家大寨县
1967年，陈永贵担任了晋阳县主要领导人。此后，他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大寨模式，使晋阳县迅速成为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并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被认定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
应当承认，昔阳在学大寨运动中，通过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农业生产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县主要几条河川，经过几年的治水治山，控制水土流失，在宽广的河滩上打坝填土造平原，全县增加了5万亩既能机耕又能浇水的良田。1970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超过200公斤，提前两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到1972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的目标，用3年时间，使全县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
但是，昔阳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除了粮食生产之外，其他各业都受到严重冲击。昔阳县领导推行的一些极左政策，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昔阳县以打击“黑市”为名，严厉限制集市贸易。按照当时的说法，人们将集市贸易称为“自由市场”。在限制集市贸易的同时，昔阳县还基本取消了农民的家庭副业，一家农户只准养几只鸡和一两头猪。昔阳县赵壁公社有两个村子，历史上人们习惯用麦秆编草帽辫，这种家庭副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但1967年以后，县领导规定，草帽辫只准集体组织编织，个人业余时间编织要受到批判。昔阳的山上有一种白草，农民原来常常割些拿到市场上卖，换点零花钱；昔阳县是深山区，有的山洼里可以开小块地种，农民就自己开了地种点蔬菜、瓜果调剂生活。但后来这些都被禁止了，谁要自己割草卖，或去开小块地种，要受到严厉批判。当时“白草、黑市、小块地”，在昔阳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不仅如此，昔阳县还通过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严格限制了各社队的工副业生产。
在昔阳县，还有一条不成条文的规定，就是干什么工作也不能超过大寨。城关有一些大队在发展工副业方面，本来具备较好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能力，但就是因为怕“压”了大寨，始终不敢放开手脚去发展。无论什么工作都只能说是学大寨、赶大寨，不能说“超大寨”。就昔阳范围来说，大寨在林牧业生产方面不如白羊峪大队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学习并推广白羊峪发展林牧业的经验；大寨在发展队办企业方面不如李家庄公社搞得好，但也不能提倡学习并推广李家庄发展队办企业的经验。结果使得有的社队偷偷到邻近的阳泉市搞副业。他们为了不挨批判，借的是相邻的寿阳县一些社队的户头，不敢说自己是昔阳人。后来，昔阳人将那时的政策概括为：“光种玉茭（玉米），甚也不要”，还有人将其称之为阻碍经济发展的“自杀政策”。
昔阳县农村原来大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本来是符合当时党的农村政策的做法。但从1967年上半年起，昔阳县普遍推广大寨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并把这作为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学大寨运动中，昔阳在全县范围内“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而且由于怕农民成为“暴发户”，怕他们“掉进资本主义泥坑”，县里决定把社员房前屋后栽种的树一律收归集体所有。所有这些政策措施，都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民生活。
1967年4月，昔阳县革命委员会把仍在全县大多数生产队实行的劳动定额管理制度，斥之为“修正主义、经济挂帅”的劳动管理制度，同“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是“明明显显的两个对抗的东西”，“是劳动管理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批判中，一方面指责实行劳动定额管理是搞“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使“强劳动力肥得不得了，弱劳动力生活不下去，导致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把大寨“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制度说成是“突出了政治，突出了人的因素，反对了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反对了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是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道路”，是农业“经营管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这就使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很快在昔阳县推开。
完成以上的几项变动后，在昔阳县境内，实际上就把《农业六十条》所赋予农民的一点私有、自由权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革命”，又割了一段“资本主义尾巴”。
由于大寨村的房屋、窑洞在1963年的洪灾中大部被冲毁了，此后，他们依靠集体力量重新建设起大寨新村。在建设“大寨县”的过程中，昔阳在全县推广大寨建设新村的经验。于是，各个大队都集体盖了一些新房子，不少社员迁入新居。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可是有些大队在修建新居的时候，拆了社员的一部分旧房，对拆了的旧房作价偏低，有的甚至没有作价，等于无偿剥夺了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社员住新房仍要出一些房费，虽然费用不是很高，但农民也有意见。有些大队的集体经济本来就不厚实，也要拼命建设新村，好像不这样就是不学大寨，结果是对农民的旧房不管户主愿意不愿意都要拆除。而修建成的新村，也都学着大寨的样子，一没地方养鸡，二没地方喂猪。农民感到没有原来住的四合院适用。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生活资料的一种剥夺。农民群众有怨言，许多基层干部也有意见，但是不敢向上讲，怕被说成是破坏学大寨运动。
在1970年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昔阳被确认为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为了表明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在这次会上还点名批判了昔阳县著名的劳动模范张老太。
张老太是昔阳县刀把口大队党支部书记。刀把口是老解放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张老太因领导群众发展畜牧业成就显著，被誉为太行老劳模。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是昔阳原来的“三枝花”之一，与白羊峪和大寨的党支书齐名。在这次会议上为了把张老太打成对立面，就给他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将张老太定性为民主派、走资派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