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搞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人想到他们的行动会刹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列车。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使人们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许多理论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在权威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上，开始接二连三地发表对学大寨不利的文章。
尖锐批评昔阳县的一些做法，舆论向大寨模式发出严峻挑战。
陈永贵感到压力很大，邓小平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
调整领导班子以后，昔阳县委抓紧进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
中央作出正式结论，历时十五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终于划上句号。
1.凤阳花鼓唱神州
安徽省凤阳县以花鼓戏闻名，这种花鼓戏就被称为“凤阳花鼓”。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使凤阳闻名全国的却不是这种花鼓戏，而是这个县的小岗村搞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秋天，这个村的村民秘密聚会，对天盟誓，一夜之间就把土地、牲畜全部分到各家各户。当时在全国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载明了的内容，小岗村的行动也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无法无天”行为。但出于人的求生本能，杀头坐牢村民们都认了。他们写下盟誓，按下手印，约定如果事情败露，带头的人被抓被杀，全村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活到18周岁。
小岗村的行为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人民公社把这个村子已经逼上了绝境，1958年搞人民公社，紧接着就是三年经济困难，这个村里饿死了60口人，有几户死得灭了门，绝了户。后来国家松绑，《农业六十条》给人们留了条活路，但接下来的学大寨运动又把人们要往死路上逼。全村成年男子能当干部的都当过了，但集体经济一点指望都没有，1978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
小岗村不大，当时他们的行动是极端秘密的，包括小岗村的村民在内，没有人想到由他们发起的这个行动会扳倒大寨红旗，会冲垮人民公社的堤坝。
包产到户最早发端于安徽，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穷则思变，从60年代初安徽省的许多地方就搞过包产到户。开始这一行动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责任田成了农民的“救命田”。但人命一旦救过来了，毛泽东又坚持要他们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次包产到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留给人们的记忆是深刻的，使农民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认识：天无绝人之路，只要包产到户，就饿不死人。小岗村的人们敢于铤而走险，完全是出于人的求生本能。
当然，如果没有大的政治环境的改变，没有中共安徽省委的默许，小岗村的行动可能也弄不出名堂，至少也不会成大气候。从全国的形势来说，粉碎“四人帮”也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不能不给人的思想以极大的震撼。尽管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还坚持“两个凡是”，但实际上已经很难说得通，行得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在是太明显，农业学大寨实在是搞得太不像话了。拨乱反正成为人心所向，非一两个人所能阻挡，尽管这一两个人还手握大权。
中共安徽省委的态度也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是第一个向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
万里是1977年6月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到安徽后，他拖着一条伤腿，走遍江淮大地，行程1500公里。安徽的贫穷令万里震惊。在金寨深山区一户农家访问时，万里竟发现一个老人和两个姑娘连裤子都没有，只能在严寒里蹲在锅灶口取暖。万里感慨道：“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老百姓还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万里于1978年2月4日大胆提出了“以农业为中心”的思想。他说：“农业生产有其固定的特点和规律……一定要自觉地把农业生产作为中心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进行。凡是有利于生产的事就干，凡是妨碍生产的所谓任务都要改变。谁耽误了农时，谁就会犯新的错误。”万里在这里也提出了“两个凡是”，但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完全不同。
在万里的直接倡导与支持下，1977年年底，安徽省委制定了一个《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即后来所说的“省委六条”。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和搞正当的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万里还对当时正在全国进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出质疑。1978年春天，万里在安徽省委党校的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这是从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次由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对大寨说“不”。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后来，在这年的秋天，万里在听取滁县地委书记汇报农村工作时，又说起大寨。他说道：“你大寨那套我们学不了。”还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我们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正因为万里有这样的看法，又有这样的勇气，使安徽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带头省。他们带头反对搞大队核算，反对取消自留地，反对取消自由市场，反对实行大寨搞的那种“神仙一把抓”的记工法。
从后来披露出来的资料我们得知，偷偷摸摸把地分了的，并不是只有一个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在小岗村村民秘密开会、写誓言、按血印的同时，在陕西省米脂县一个叫孟家坪的生产队，也悄悄地把地分了。这样干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结果，他们在经济上全部翻了身。
2.真理标准大讨论
从1978年春天开始，各地就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口号下，开始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养猪、养鸡，要求重新恢复定额劳动管理制度等。这些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和自由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现在人们又重新拿起了《农业六十条》这个武器。这种说法合乎法律，合乎党的政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党中央也从未公开否定过《农业六十条》；即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最热闹的时候，尽管《农业六十条》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但也没有谁公开说可以不执行《农业六十条》。于是，人们就抓住了这一点可以利用之处，开始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发表了记者写的关于安徽“省委六条”的新闻报道；3月，新华社播发了万里《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章，成了当时的重大新闻。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对安徽“省委六条“给予了热情肯定。邓小平表示，我们现在需要有些新概念，不能老是原来的老框框。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
新闻界总是最敏感的。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回忆，1978年的年初，他从大寨回到北京，就听到有人对新华社国内部的领导人说：“你们新华社再向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是一个信号，虽然还不正规，但却十分明确。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如日当空，但一种向其挑战的力量已在形成。此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电台，陆续以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为总题目，报道一些地方纠正极左的做法。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理论支撑点就是“两个凡是”，只要“两个凡是”不倒，大寨红旗就不会倒下去。
最早批评“两个凡是”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已经在1977年4月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5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全党上下对“两个凡是”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
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全国各界的关注。文章先是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随后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5月1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并由此揭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多少年来，现代迷信盛行，“最高指示”成了人们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如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就意味着连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是时代赋予了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以鲜活的社会涵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确实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各地都有争论。当然，支持者众多，而且理直气壮，反对者较少，而且除了给作者扣顶“砍旗”的大帽子以外，也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
以往凡有重大理论问题，或者又要批判一个什么新的人物，新的观点，总要有人找大寨的领导干部们表态。但这一次是个例外，没有人去找他们，没有报纸报道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他们也就没有参与这件事。虽然这场讨论关系到大寨在这个社会上的“定位”，但在讨论过程中，他们完全是局外人。
陈永贵对于中央的动态应该说是清楚的，但这一次他也显得有些迟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到了这个时候陈永贵才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说三道四了，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在农业经济和农村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对于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也不是不可以检验的；既然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那么搞了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有必要检验一番。这一下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惨了，那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大批促大干”的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批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验，等等，一个个全都给检验下来了。算来算去，只有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给总结出来的那三条经验能够站住脚，其他都被否定了。
今天回想起来，一个小山村能够为一个拥有几亿农民的大国提供三条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经验，已经相当了不起了。但由于大寨人曾经头顶过太多的光环，出了太多的经验，现在几个书生写了点文章，人们七嘴八舌地一讨论，那么多大寨经验一下子就只剩这么一点儿了。还有那些“大寨县”，竟连一条经验也没剩下来。在这种历史的大转折中，他们真是感到了失落。有人后来说，那时他们就像是做了一场梦。
3.拨乱反正新气象
1979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遍大江南北，中华大地到处春意盎然。
《人民日报》刚刚报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消息，记者就来到了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采访了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李顺达与陈永贵原本同为劳动模范，李顺达比陈永贵当劳模的时间早，但陈永贵后来居上，从1964年起就超过了李顺达成为“中国农民的代表”。毛泽东去世后，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随后中央部署在全国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本来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好机会，但在山西省却有人利用这次清查工作，又制造了一批“反大寨”的新的冤假错案。在1977年的一次大会上，山西省委的一位负责人说，李顺达是“反大寨”的代表人物，晋东南地委书记也跟着指责李顺达在“四人帮”对大寨“三反一砍”的活动中，充当了可耻的角色，于是晋东南地区就大抓以李顺达为头目的“反大寨帮派体系”。晋东南地委还派出工作组到西沟查李顺达反大寨的罪行，大喇叭天天对着李顺达家叫，搞神经战。还撤了李顺达的山西省人大代表资格。
这是山西省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制造的一个大的冤假错案。在办案过程中，再次使用“文革”手段，牵连无辜，无情打击，仅平顺县就牵连100多人。有个曾给李顺达当过秘书的人，在清查中，因被逼供李顺达的材料，惨遭折磨而死。阳泉市下章召大队，有个叫王进军的老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前些年主动回乡务农，带领家乡群众三年改变了落后面貌。他也被说成是“反大寨”的急先锋，理由之一是，他去大寨参观以后又去西沟参观了。
有了这样的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日报》记者对李顺达的采访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虽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顺达并没有公开批评学大寨运动，但他说的要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因地制宜搞好农业生产，还说在山区要重视发展林业，不能一味地搞黄土搬家等等。这些话，人们不难听出其中的话外之音。
《人民日报》刚报道了对李顺达的专访，又在1月12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是甘肃省张掖地区农机局的史荣福，他反映的是各地组织到大寨、昔阳参观的问题。他说：
“去年十月，我参加了统一组织的赴昔阳、大寨参观团。这次参观是第二批，共800人。第一批是上半年，也是800人。参观的时间，不计路途往返，都在6天左右，现在就此算一笔经济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