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地方的公共食堂都搞起了敞开肚皮吃饭，大寨人的日子仍旧精打细算。
各地都在放“高产卫星”。有人劝陈永贵：只要把产量报到1000公斤，就可以保证他进北京。可他却不为所动。
在普遍闹饥荒的年头，大寨人虽然不能保证吃饱饭，但饿死人的事情确实没有发生。
大寨人反对“投机倒把”既发自内心，也赢得了上级的好评。
大寨坚持超额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并尽力帮助困难社队，赢得各级领导的大力表彰。
1.敞开肚皮吃饭？
作为一个翻身农民，陈永贵对于共产党是有感情的，对于党的每一个号召他都从心里拥护，都要积极响应，坚决照办。他没有多少文化，据熟悉他的人估计，他能够认识的字不超过1000个，能够写下来的字就更少了。这样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理性判断，使他不可能懂得更多的理论是非。但农民的朴素感情告诉他：凡是上级提倡的，就是对的，就应该照着去办。这成了他的一个特点。他作为大寨村的一村之主，在以后做的许多事情，并不是首先来自大寨村民的意愿，而是来自上级的号召。他认为，上级号召的肯定就是大寨人所需要的，即使一时大寨人得不到实际利益，甚至承担一些牺牲，但那肯定也是为了世界革命，为了亚非拉美人民的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1958年，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年代。从1957年秋天起，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反冒进”。所谓“反冒进”，就是指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在1956年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发表的一些批评性意见，采取的一些纠正性措施。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就是“反冒进”的一大成果。但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在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1958年1月，他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提出：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样东西。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反冒进问题，说就是要和反冒进对立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指责，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这种气氛下，“大跃进”的宣传调门越来越高。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无论是从当时人们的理解，还是党中央所赋予它的确切含义，都是强调高速度。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号召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958年的8月，骄阳似火。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的部分农村。在视察途中，他多次赞扬各地在“小社并大社”基础上新成立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并认为这种组织的名称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他在河南省新乡县赞扬了七里营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他还特别赞赏七里营公社的“一大二公”。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公社的消息传到了昔阳。毛泽东的赞扬就是对陈永贵的号召，他听了这一消息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到了邻村武家坪，接着又鼓励几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联合起来创办人民公社。当时人们的热情都很高，上面对于先进集体又是一路绿灯，也不用搞什么试点、论证。于是陈永贵便一呼百应，几天时间就串通了7个村的几十个代表，成立了昔阳县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公社建在武家坪，后来又改称为大寨人民公社。它包括了7个高级农业合作社，809户人家，1370口人。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提倡的“一大二公”。
几乎在大寨成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季，北戴河虽属避暑胜地，但火热的气氛却一浪高过一浪。会议作出了两个对于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一个是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决定，决定要在全国全面推广建立人民公社，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另一个是关于全民大炼钢铁的决定，号召全党为在当年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这就意味着1958年要比1957年的钢产量整整翻一番。
华夏大地热浪滚滚，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发达起来，一些原来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就要实现了，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在中国一国首先实现，而且在一个国家中一些敢想敢干的地方也可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当时，河北省的徐水县就开始了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工作。还有些地方，更是急不可待地宣布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跃进规划。保守一些的是十年八年，中间的是五年三年，心急的是几个月，还有更着急的今天开会宣布，明天就“共产”。湖北省的一个叫跑马乡的地方，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结果会一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个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也不分你的我的了。有人问：老婆还算不算自己的？党委书记吃不准，说要请示上级。
对于大多数地方来说，所谓“共产”，首先表现在吃食堂上，把农民自家的粮食集中起来办公共食堂，搞“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实行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此时头脑也很热。在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时，他曾提倡过为了让农民多吃些粮食可以实行一天吃五顿饭，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提倡过实行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搞“义舍”。在这种风气下，全国许多地方都搞了吃饭不要钱，搞了随来随吃，吃完就走的“流水席”。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这些号召，对昔阳县和大寨村的工作影响很大。大寨也办起了公共食堂。难能可贵的是，农民出身从饿饭中长大的陈永贵，容忍不了人们浪费一粒粮食。他不相信靠着大寨各家各户的那点存粮就可以搞“敞开肚皮吃饭”。因此，即使在那些沸腾的岁月里，大寨也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没有搞“流水席”和“义舍”，更没有实行一天吃五顿饭。
1958年8月“大跃进”高潮中，中共晋中地委书记王成旺在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的陪同下，在大寨住了四天四夜，总结大寨的经验。那时候，干部下乡吃派饭，还到陈永贵家吃过两次。饭后，王成旺非要如数交钱和粮票，陈永贵笑着怎么也不肯收，张怀英在一边解围：“大寨粮食多，算了吧。”可见大寨粮食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在陈永贵的控制下，大寨人还是苦巴苦结地过日子。他们实行的是一种以人定量的办法，即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是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一至三岁定四成，四至六岁定七成，七岁以上定十成，一个劳动力要分到0.5公斤粮。全村1959年的平均口粮为202.5公斤，其中基本口粮占80%，每十成为171.5公斤，劳动粮占20%，每个劳动日多吃0.565公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实行这种办法，既保证了社员的生活，也节约了粮食。对此，大寨村民确实应当念陈永贵的好，因为是他使得大寨在全国各地普遍闹饥荒的时候，仍能大致吃饱饭。这在那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年代里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1960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陪同在太原养病的国家化工部部长彭涛到大寨，彭涛在战争年代曾任太行特委书记。那时全国各地的集体食堂还没有解散，池必卿陪着彭涛在大寨食堂里与社员们一起吃了顿饭。饭后彭涛高兴地赞扬说：“大寨的饭不错，比我在省里机关食堂里油还多！”可见大寨当时食堂的伙食还真搞得不错。
2.不放高产卫星
搞“敞开肚皮吃饭”、吃“流水席”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粮食已经多得没办法处理了，因此才有了一天吃5顿饭的必要。那时各地都在追求高产，开始是亩产几百斤，接着是两三千斤，后来就是放“卫星”。能算上卫星的至少也要达到亩产万斤。这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但对于搞所谓“耕作革命”，实行所谓“科学种田”的人民公社社员和一些头脑昏昏然的农业科学家来说却是敢想敢干的事情。
大寨不乏种田能手，陈永贵就是个公认的种田高手。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通过艰苦奋斗，那一年亩产达到了270公斤。这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只能搞到亩产50多公斤的穷山村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这样的产量与别人的“卫星”相比，就有些不足挂齿了。当时陈永贵已经是山西省的特级劳模了，据后来有人回忆，那一年上级本来是准备推荐到他进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的，但他却不识实务，不搞浮夸，不吹牛，不撒谎，这使得领导也很为难。
那一年秋后，在太原召开了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陈永贵与昔阳县的几名著名劳模张老太、王殿俊、张银周等人一道出席了大会。在那次会上，陈永贵与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前列就座。李顺达是老劳模了，在合作化初期就因成绩突出而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这次会议的这种安排本身也说明，中共山西省委对陈永贵是非常看重的。在会议讨论中，不少人都在谈论炼钢的事，讨论放高产卫星。陈永贵对此都不热心，他有一个坚持不改的观点：农民就是要种地，把地荒了去炼钢铁，就是不务正业。因此，这也是当年大寨的一大特色。全国几千万人大炼钢铁，大寨居然没有什么动静。
说到高产卫星，陈永贵与人们争论起来。他叼着旱烟袋，脸上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说：“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打那么多，我就请他们去大寨吃拉面！”拉面那时是昔阳待客的好饭食，但别人好像并不领他的情。有人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里吃拉面。陈永贵又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浮夸当时已成一种社会风气，非一两个人的行为。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位领导在会上摸底，先问李顺达：“你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李顺达对浮夸风也极为不满，他回答说：“我的产量上不去了。”领导又问陈永贵：“你的产量还能不能上？”陈永贵笑笑说：“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省领导对这两位国家和省级劳模的回答很失望，也有些情绪地说：“看来你们是落后了！”
为了做通劳模的工作，上级还派晋中水利局的一名干部到大寨找陈永贵谈话。那人劝陈永贵：只要把产量报到1000公斤，就可以保证他进北京。陈永贵不为所动，他说：“我没有打下的，一斤也不多报，打下的，一斤也不少报。”因此，陈永贵失去了这次进京当劳模的机会，但他的这种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品格在后来也受到了人们更多的称赞。
还在陈永贵在太原开会期间，昔阳县的一些地方已经为提高粮食产量瞎折腾起来了，而且大寨也被裹挟其中。大寨人管那种做法叫刨穴窝竞赛，即刨一个大坑，装进切碎的秸秆，然后再用土埋起来，大概这是要“深翻土壤”吧。为了将这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县里还弄了一面流动红旗，红旗总是在先进村里飘着。如果先进村被更先进的超过去了，就要敲锣打鼓地把红旗送给人家。陈永贵的会刚散，本来想在阳泉住两天，但村里的人眼看红旗保不住了，也怕他回来发火，赶紧派了团支书贾害和到阳泉去找他。
要说阳泉城也不小了，在这里找一个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大家都知道，他肯定是住在最便宜的旅社里。于是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果然，就在一个澡堂里找到了他。
贾害和告诉他，大寨由于没有刨穴窝，流动红旗恐怕保不住了，三天以后就要敲锣打鼓把红旗送给别的村子。陈永贵主动承担责任：穴窝是我不让刨的，丢了红旗我来送，一杆红旗也没多重，我一个人就可以扛着送给他们。别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眼下就是第一搞土地的里切外垫，第二是组织劳力把秸秆切碎沤肥。
陈永贵原打算在阳泉住三天，因为担心误了送红旗的时间提前一天回到大寨。在路上他看到沿途许多人都在刨穴窝，担心大寨也跟着起哄。回村后他没有进家，直接来到地里，看到大伙都在切秸秆沤肥，心里总算踏实了。他是个农民，农民都明白一个理：人糊弄地，地就要糊弄人；人在地里瞎折腾，土地来年就不肯长庄稼。要想多打粮食，就要多施肥，勤管理。
第二天，陈永贵去给厚庄送红旗。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随行人员。当他把红旗交到厚庄领导人手里时，倒是对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彼此都是庄稼人，谁也明白这种干法对于种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能够顶住瞎指挥风，坚持按部就班种田，当时还真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3.支援困难社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