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大众的传媒素养还是具有一定的水平。由于城市大众接触传媒较多，所以对于传媒自然就有一定的认知度及利用度。但是，由于城市人口构成比较复杂，传媒素养的水平也有所不同。我们把城市居民分成社会精英、中产阶级及一般市民三类，对他们的传媒素养分别做一些论述。
二、社会精英的传媒素养
我们在第二章中对大众已经做过界定，精英是构成社会不可缺少的群体，精英在一定意义上和大众相对立。本书主要是论述大众传媒素养，按照逻辑推理，可以把社会精英的传媒素养排除在外。然而，狭义上的大众，是指现代社会中除了精英及另类人物之外的最平凡、最普通、最常见的大多数人群，而广义上的大众，即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大众，还是指所有的社会成员，其中也包括社会精英。换言之，我们在把现代社会成员和传统社会成员相比较、从而得出现代社会成员就是大众的时候，其中的大众就包含着社会的所有成员。我们在论述大众社会的时候，曾经讲到过大众是从传统社会的成员变化而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孤立的、原子式的存在，这一大众的定义不能不包括社会精英。当然，这是从历史的观点审视得出的结论。因此，我们首先还是分析一下社会精英的传媒素养。
所谓“精英”是社会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指社会中的有杰出才能的人。在任何社会中精英都是规模很小的群体。虽然精英群体人数很少，但是其能量巨大，特别是政治精英，往往对于全社会甚至对于一个时代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精英人物特别是政治精英人物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巨大。这可能是因为自秦代以来的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具有超强的管理功能，并由此形成了具有深厚根基的精英文化所造成的。社会精英阶层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多元且广博的视野，他们的媒介经验是成熟深刻的，对于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信息传播作用有着充分认识，对于媒介的环境监测、协调社会、传承文化及与提供娱乐功能有着深刻了解。各种媒介的特点是不同的，受众对于不同媒体的选择与其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一般来说，电子媒介如电视比较适合传播表象信息，电子媒介信息对于思考的要求较低；而印刷媒介如书本比较适合传播本质信息，书本媒介信息对于思考的要求较高。社会精英阶层更倾向于选择印刷媒体，以便在阅读文字时使自己的思考能力得到有效的发挥。
就社会精英接触媒介的方法来说，大致有这样几个特点：
其一是目的性。社会精英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不管上图书馆查阅资料还是到电影院观看电影，他们都有特定的动机和目的，或是为了工作需要，或是为了消遣娱乐，或许是为了社交活动，或许是为了兴趣爱好。
其二是自觉性。社会精英接触媒介非常自觉，没有人强迫他们读书看报上网聊天、没有人指示他们收看电视收听广播，但他们都非常自觉地接触媒介。社会精英把接触媒介作为一种生活的需求和习惯，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三是积极性。社会精英接触大众传播媒介表现出主动的积极态度，努力地去接触尽可能多的媒介信息。如果社会精英到了一个信息传播相对不发达的地方，他们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媒介以便获取信息。使自己得到更多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其四是时效性。社会精英懂得新闻的价值在于真实和迅速，因此，他们接触媒介的方式具有时效性的特点。他们希望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便马上判定这一事件和自己的关系。一旦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都在第一时间利用媒介获取信息，特别是在突发事件例如地震、海啸、动乱、战争等等的最初阶段，尤其如此。
其五是广泛性。这里包括两重意思：一是社会精英接触的媒介比较广泛，从传统的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到当代的多媒体他们都有涉猎；二是社会精英接触媒介信息比较广泛，对专业知识一般知识都有兴趣，他们不断地利用大众媒介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
社会精英具有较高的对于媒介信息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们能够对各类媒介信息进行甄别和检验，清楚地判别其本质和真伪，即对接收到的信息的品性、性能等进行理性的思考；他们还能够驾驭不断出现的信息并为己所用；他们对于新闻信息的时效性、客观性与平衡性有着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即新闻虽说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客观真实性是它的基本属性，但是新闻报道是由人写出来的，而每个新闻工作者的新闻报道，不光根据事件本身的情况，同时也必然还要受到个人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偏见以及所服务新闻机构或上级认识方法等等因素所左右。同样一条新闻，由于选材的角度、文字手法、播报的语调及语气等因素的不同，给受众感受和印象也是可以完全不同的。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认识与理解使得他们对于新闻公正性、真实与客观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媒介的社会控制问题尤其是媒介同政府管理的关系在认识上也是比较清醒而深刻的。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东方社会，政府都要对公众信息实施管理控制，抽象的信息传播自由、不加限制的信息传播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然而，由于社会精英对于大众传播媒介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对于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很强，他们对于媒介信息的利用程度很高，因此，一旦社会精英缺乏道德自律的话，较高的媒介素养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使媒介和媒介信息成为自己牟利的工具，甚至利用媒介和媒介信息犯罪。利用互联网犯罪的不可能是对于互联网一无所知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对于互联网的特性了如指掌的网络精英。社会精英沦落到社会罪犯，这种例子在中国社会中已经不少了。防止社会精英利用媒介特别是现代高科技媒介犯罪，这是中国大众传媒素养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三、中产阶级的传媒素养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经济地位上，他们都是中国城市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群体。所谓中产阶级，是社会学上的一个名词，有着明确的定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中产阶级远非总是表现为严格确定的一望可知的群集，他们散落在各种职业、部门、文化和其他共同体的复杂结合之中，但他们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在经济上，他们一般拥有中等财产，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比较优雅的、比较自足的生活方式。二是在职业上，他们的职业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许多职业。在现代社会里，劳动分工体系中的各种职业都具有特定的技能。这种特定的技能既带来了收入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公职人员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并且利用自己的知识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优厚待遇。三是在思想上，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一般持有较为民主较为自由而且较为开放的价值观。同时，因为在行政、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直接掌握生产力和文化设施，因此他们对于公众的议题比较关心，有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希望通过改良来消除社会中的弊病。
应该说，中产阶级的出现也是大众社会的产物。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不存在中产阶级的。西方国家经过了数百年的工业化孕育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从而使他们的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的“金字塔型”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橄榄型”结构。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处在“初级阶段”。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由此带来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如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加快了社会结构的自然演变过程。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形成过程中除了具有一般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较富、学历较高、声望较好等特征之外，还表现出自己的社会特性。首先，中产阶级的职业构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行业垄断性。即目前我国的高收入行业主要集中在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例如媒体行业、金融行业、公用事业行业等等。这些行业往往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他们依靠国家赋予的一定的垄断地位，再加上自身的努力，不仅获得超额利润，而且也为收入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其次，中国当代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主体是所谓的“新生代”，他们主要由一个25～35岁上下的年轻群体所构成。他们或是在“文化革命”中出生，正好遇到“文化革命”结束时开始接受教育；或是在“文化革命”以后出生，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成长。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几辈几经社会动荡几经政治折腾的遭遇不一样，他们没有蹉跎岁月，他们没有浪费青春，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一些还有过留学海外的背景。再次，中产阶级和某些生活富裕者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不能把所有在经济上比较富裕的人都称之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本质上说，是指那些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并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来参与市场竞争，并因此而取得竞争优势的人们。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一般而言较为向上、积极，具有正面意义。而那些投机商、暴发户、利用权钱交易的权势寻租者，利用权力地位取得财富、地位等稀缺资源的人们，严格地说，并不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及社会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大众传媒素养的水平。应该说，中产阶级和社会精英相比较，有着很多的共同点。两者的大众传媒素养没有质的差距，只有量的差距。我们可以从总体上对这个社会群体的媒介素养做个概括。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具有比一般中国大众要高的传媒素养。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中产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媒介的监测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提供娱乐等功能、作用及运行机制都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在他们的媒介接触动机中，“了解社会”、“了解生活资讯”和“学习知识”的比率远远高于“寻求娱乐或刺激”，表明其在接触媒介时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体现出较强的理性色彩和功利色彩；他们是社会生活中思维活跃的群体，对于媒介信息同样有着较好的判别能力，尤其是在其所熟知的领域，他们的观察和判别会相当的敏锐和尖刻，常会对媒介信息表示不满或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意见，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认同感较强，具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并不把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所发出的信息都看作是权威的，常常会对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做信息来源分析，从而判别其可信度；同样由于所受的教育的原因，他们对新闻的特性、新闻的偏见有着一定的认识，很清楚中国媒体的基本属性，因而对于媒体所播报的新闻，往往采取审慎的态度，不会照单全收，会从不同的媒体包括国外媒体了解相关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判别和形成认识；他们受过良好教育并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作为“软资本”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既有相对富足的金钱也有相对富足的时间来享受精神生活，影视在其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不仅以此娱乐，更会对影视内容产生深层次的思考，他们对于影视作品的画面语言、声音语言、色彩语言等传播性能有着较好的认识，往往能够理解和汲取影视作品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并能动地进行审美判断和审美享受。
然而，中产阶级的传媒素养并非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局限。一般来说，由于他们接受了大量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而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发端于西方，在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他们对于西方文化霸权的认识却存在着普遍的不足。而在文化传播方面，不存在绝对对等的情况。强势文化借助于先进的传播技术更加显得强势，弱势文化也因传播技术的落后而显得更为弱势。然而文化的强势和弱势并不代表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因地域特征而形成的独特民族文化置身于全球文化的交融之中，在现代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不同民族文化因语言障碍、时空障碍难以交流沟通的局面大大改观。人们对非本民族文化的接触比以往要快捷得多，理解深度也大大增强。本民族文化的自身形态必然因受到多方影响而产生变异。传播是文化的生存形式，但是，文化得以传播的代价是变形，文化的不同传播方式，就意味着文化不同方式的变形。调查表明，人们对“文化冲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在“文化冲击”对民族文化的利害关系上也各有各的看法。但是否认“冲击”的力度，至少能够说明，即便是处在社会较高层次上的中产阶级，在媒介同文化关系方面的理性思考还有所欠缺，在目前的国际互联网时代，媒介信息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互联网对民族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对此缺乏足够的前瞻性认识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四、一般市民的传媒素养
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般市民，是指社会精英和中产阶级之外的城市人口群体。他们分布在城市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占据城市人口的最大多数。这些人以城市中的普通工人为代表。普通工人是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直接操作生产工具，生产物质产品，提供劳务服务或者为这些生产、服务提供辅助帮助，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属于后者的群体。与投资阶层拥有的资金资源、职业经理阶层亦即管理阶层拥有的经营管理才能资源、专业技术阶层拥有的知识技术资源相比，普通工人所拥有的资源显然不足。以普通工人为代表的一般市民和社会精英及中产阶级相比，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下列特征：
其一，资源的边际生产力低，即所能承担功能的类型和所能解决问题的层次较低，单位资源投入对经济组织总收益的作用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