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重点
举例说明阶段四和阶段五的差异
阶段四：概念和程序
阶段四的有效性条件
阶段五：概念和程序
阶段四的想法是借由检视几个相关场地，找出独特的系统关系；而阶段五的想法则是，借由社会/理论的模式，试着解释研究发现。除此之外，在阶段五中，现存的系统理论（如符应原理与文化回路模式）也常因研究发现而改变或修正。
在此，Willis（1977）的LearningtoLabor研究可作为范例来说明阶段四与阶段五之间的差异。Willis的研究包括了本书所介绍的阶段一到阶段三，仔细地重建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接下来，他以研究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的父亲在工厂的工作生活为观察的范围，并以此结果为基础，呈现出另一层面的文化重建。基于这几个相关场地的经验发现，借由找出此三处场地（包括学校中的同侪群体、工厂及家庭）的趋同（isomorPhic）关系，Willis接下来就进行阶段四的资料分析。Willis认为其研究对象“哥们”产生一个与工人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因此拒绝了社会流动的机会。同时，在此文化之中，他们也自行学会了完成异化的工作所需要的因应技巧。
接着，Willis思索他研究发现的一般意义。他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历经这么多世代之后，已经产生了相当牢固的异化工作的条件或制约。他也认为，劳工阶级的文化必然已经发展并传达这种条件的文化形态。有些文化形态，例如强烈要求体力的工作会连结到“阳刚或粗旷”的价值观，虽然与当代科技生产的新男人形象不相吻合，但是却仍然保留下来，而成为一种传统，如此呈现出的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差现象（culturallag）。阶段五的研究就是在做这种分析，其所探求的远超过Willis的田野发现，而更进一步运用既有的社会理论（例如：异化劳工的理论）来解释研究的发现，同时研究结果也有助于修正理论（例如：反对基础/上层结构模型）。
Willis也宣称，哥们的文化之中隐含了某些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洞见，同时也隐含了一些他自己在阶段五所运用模式的洞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哥们使用的这些文化形态，负载着劳工阶级文化的长期传统，如此他们似乎默会地意识到劳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劳动变成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从想象与创造产品的充分实践中，割裂分离出来。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无法规划自己的生产活动，他们只是去实行上级所安排的生产流程。因此，抽象化的工作只是片断而失去整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个别工作者对整个过程（如在装配线上）的贡献只是微不足道的琐碎劳动。工作的抽象化意义在于，工人乃是以出卖时间计价的劳力，而不是由劳力赋予意义的产物。在潜意识里，哥们似乎也知觉到这种资本主义下工作的特征，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工作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对于学校生涯辅导老师对他们所强调的工作形态与生涯选择提议，总是表现出兴趣缺缺的样子。
在此，我们发现分析的阶段五形式，和Willis应用于研究对象之经验与感知的社会学理论是相通的。这在知识论上是重要的，因其涉及对研究对象已建构的文化意义视域，并且扩展、延伸到超越该群体的文化视域上。不同于一般研究所持的机械论社会模型，以及不涉入其中的观察者角色与中立的立场，我们的研究是在批判的价值取向与研究立场之前提下，追求研究对象的文化与研究者的文化间意义视域的扩展与融合。
当然，Willis的研究在这方面并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实际上，在他的理论细节论述中并没有包含这些哥们的见解，他们没有阅读他的书，也没有受邀讨论其论述。这些哥们并不具有Willis的专业语汇，从而也就无法对这本书的理论部分发挥十足的贡献，而这一点也经常是质性研究的一个问题所在。对于某些特定的人们，唯有长期的教导与社会学研习，才可望帮助研究对象获得研究者文化的内部观点。有些群体缺乏动力来参与研习营，另外有些则是没有时间。不过，我们仍能理解理想的状况，并努力趋近之。阶段五的正确分析不仅可以使得研究者获得研究对象的内部文化立场，还能使研究对象获得研究者的内部文化立场。
阶段四：发掘系统关系
在阶段四中，我们要继续进行实证研究，以寻找在相关的特定社会场地间的关系。这些场地和文化群体（并不是如“阶级”般，非文化的社会群体）在阶段四中经常是分析的主要单位，这是因为场地和文化群体的概念是直接经验的。反之，像“阶级”的概念，并不是直接经验的，而是涉及社会生活中更高度的抽象化。高度抽象的概念能被操作而进行分析（例如：把“阶级”当成一种工作形态），但是，这种操作化涉及特别的社会脉络和文化群体的抽象作用，因此暂时保留到阶段五之后，再来进行分析。
阶级、种族和性别这三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范畴，在研究中常常同时被提及，例如Kinchloe和McLaren（1994）就把三种社会范畴当成“神圣的三位一体”（holytrinity）。但是，运用在分析时，阶级、种族和性别其实是不同形态的建构概念。性别和种族是个人最原初的文化经验，而且在特定的地点，将形成非常特定的文化意涵，其在阶段五也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与性别、种族相连结的文化形态，长久以来就跟阶级关系有着强烈的关联，而形成一些极为广泛的文化形态。然而，除了某些社会的文化，为人贴上区隔阶级的标签外（例如：英国社会借由口音特征来标记个人的阶级），在一般社会文化经验中，并不总是能够经验到阶级本身。一般来说，研究阶级的非文化层面最好是安排在第五阶段。
场地间的关系可能建立在人们的实际物理运动，或是文化商品与政治文件之上。这些关系可能是全然具有意图性（例如：法定的社会政策计划）、部分具有意图性（例如：广告），或完全不具有意图性（例如：Willis所发现的非受监控的文化回路）。
寻找场地间的文化趋同形态
Willis（1977）在LearningtoLabor的分析中首先聚焦在场地特定的文化，以及其他活动场地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他所发现的系统关系是非意图性的变异（unintendedvariety），这种关系在所有的系统关系之中是最微妙的。在此，有些指标有助于发现非意图变异的系统关系。
首先，质性研究者，应该检查阶段一至阶段三所获至的文化重建，以从中寻找出系统关系。阶段四必须探寻这些文化形态的来源。假如怀疑研究对象经常出现的地点可能是某些文化形态的来源，就必须在这些地点进行一些额外的田野工作。例如：教室互动的研究，经常需要去检视家庭、邻里文化和教师文化（教师休息室和教师会议）。
田野研究有不少程序对于阶段四的进行都有所帮助，善用消息灵通人士也是不错的策略。访谈父母和社区成员，观察公园、综合公寓、休息室、会议场和购物中心，在父母工作地观察和访谈，诸如此类的程序都有助于发掘非受监控的系统回路。以田野日志的方式记录这些观察，而不需加强厚描述（见第三章）；对于多地点的记录，时间的限制经常（但非总是）排除厚记录的方法。
这些新的资料应该加以重建分析，然后和已经完成的重建作比较。必须在两组重建之间寻找相似性，在发掘系统关系时，并不需要不同场地的文化形态完全一致，才可以进行；仅需要与彼此是趋同形态，亦即在形态上有互通之处即可。人们在运用文化形态时，通常会视场地而有所调整，因此当研究者在不同场地观察或访谈研究对象时，即使前景、角色和互动形态有所差别，仍然可以在看似有所差异，但是又具有不可磨灭之隐然关联的蛛丝马迹之中，找出其中可能参照的同一个文化形态。
为完成阶段四的系统关系之分析，你应该建立某些证明来支持你的主张，包括场地之间所发现的系统关系，或者某个场地发现的日常活动可能影响另一个地点的日常活动。以学校教育所带有的复制回路的例子来看，你必须提出强而有力的论证，孩子所建构的文化可以预测未来的职业选择与生涯。长期追踪的研究最适用于证明这样的研究论点；访谈未来计划则是另一种可行的方法。
在TRUST研究中的文化趋同形态
在TRUST研究中，我发现很多趋同形态的关系。Samuel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和白人母亲、祖母住一起，常常利用家里学到的形态，防卫自己在学校低自尊的感觉。在互动的过程中，他经常试图去转移Alfred所提起的学校教育的话题，而去谈论他“亲爱的阿姨”，或是他在家的烹调（Samuel喜欢食物，以及任何与食物有关的东西）。
当Samuel感觉教室情境压迫他的时候（如教师努力去解释理论概念），他就会设法转移情境，他时常诉求的是如同在家中的闲聊形态，这种形态对他来说比较自在而且有助于维护自尊。基本上，他会试图改变互动的基层结构，使其转变成为像家里一样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下，他比较能够主控互动的规律，有助于维持比较正面的自我认同。这样的做法隐含参照的是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乃是有所区别的。对于中产阶级且未被文化标记的孩子来说，他们是绝少经验到学校文化与家庭文化竟是有所差异的这个现实。Samuel在学校互动时，一再诉诸于家庭与学校差异的各种特有的表现，构成了一种趋同形态。Samuel在家里学到的一种有别于学校的文化形态，而他在学校里总是想办法复制或趋向类似他在家里的那种形态。
Samuel的这种趋同形态是非常复杂的，在这个例子当中，家庭文化比学校文化受到更高的重视，而且两者间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由于学校界定好坏学生的观点无法满足Samuel的自尊，因此维持自尊的策略，就是把自我从学校所定义的可能自我中分离出来。拜访Samuel的家，让我相信学校基本上是一个不相干的机构。他的母亲和祖母所受的教育有限，而且他们把学校视为必须忍耐之处，必须挨到长大可以工作时，才可望获得解脱。Samuel基本上企图转移互动情境的行动，就是内隐地诉诸上述的观点，而此一观点又在无数次的复制过程中，远远地连结到他对自我认同的看法。
Samuel非常敏感于他非裔美国人的种族，有时宣称自己是白人。他在教室的策略是想要Alfred分享他家里的价值。他希望Alfred正面的回馈，但他觉得在学校的文化之下，这些需求是很难获得满足的。
Ricardo是TRUST教室的另一个学生，他展现趋同形态则有些不同。他对于自己的种族感到骄傲，而且还很自我肯定地用种族来宣称自我的认同；他运用拉丁美洲的自我认同，积极地抗争学校文化。Alfred常常忙碌于处理Ricardo几近暴力的冲突形式，当违逆他时（如此的冲突几乎无从避免，因为Alfred握有赏罚大权），Ricardo经常就会开始说或唱西班牙语———他家里或邻里使用的语言。这种行为指涉的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关系，这在Samuel身上是很少看到的。Ricardo反学校的认同不只是基于他的家庭，同时也连结到美国社会低阶层的拉丁美洲裔。他并不试图诉求通过和Alfred共享的情境设定（如Samuel所做的），以获取Alfred正面的回馈。相对地，Ricardo所诉诸的是邻里的参照群体，他所追求的不是Alfred的尊重，而是来自其认同群体的尊重。
在这两个例子当中，我们理解到学生在家里和邻里间所学到的有关学校和社会的文化建构观点。学生在教室互动中的一些特别的例子里，引用这些文化形态来保护他们的认同。在引用这些文化形态以宣称自我认同的同时，学生们也复制了这些文化形态。在社会互动中，关于家庭与学校之间强烈对比的有效性宣称，就是自我认同宣称得以建构的基础所在。无疑地，Samuel和Ricardo这种认同的策略有助于他们对抗学校的生涯，如果他们继续采用这种策略的话，阶级及种族阶层的复制就很可能渐渐生根。
行为范型调查和阶段四
运用阶段四分析的另一个有待开发的方法是，借用Barker所发展的行为范型调查（Barker"sBehaviorSettingSurvey）（Barker1963，1968；Schoggen1989）。行为范型调查（简称BSS）乃是Barker于1960年代发展出来的，是有别于传统心理学理论的另类测量法，强调人类行为发生的脉络，并且提供一套严格的方法，以描绘和环境相关的人类核心（molar）行为（理想导向而且理性的行为）之特征。BSS调查可以揭露多种情境的典型核心行为与其发生的频率，并可以揭露发生在某个情境的行为与在其他时空相近的情境所发生的行为之间的关系。Barker和一些后继研究者发展出了一些系统概念，比如“目标回路”（goalcircuits）、“维持回路”（maintenancecircuits）和“否决回路”（vetocircuits）等，这些系统关系的概念对于阶段四提供了相当的帮助。
在像本书这样的批判质性方法论里带进BSS法，需要修改某些概念，包括：“行为”的概念改成“社会行动”的概念、一套统整的观点以整合核心行动（主要是目标导向的理性行动），以及表演性和规范性的行动。这个领域的发展是我的学生DorisGeorgiou发起的，目前还在起步阶段（Georgiou1994）。我提到BSS法是为了引起读者注意，鼓励大家共同探索此法与批判质性研究的融合应用。我相信，适切地修正某些概念之后，BSS法对于进行阶段四的分析，将能成为强而有力的一种架构（Georgiou1994）。
检验文化商品与回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