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出，Kinchloe和McLaren关于能指与所指（即是记号与其所代表之物）的论点，乃是立基于Derrida的作品与其他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研究之上，只是进一步将Derrida的作品重新定位于一套批判知识论内。记号与所指并不是通过普遍性的知觉经验彼此相互关联的，两者反而是受到权力关系的“中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中介的权力关系可以借由真理的标准予以揭露。针对资本主义权力关系而言，有“好的”理论，但也不乏“有缺失的”理论，而批判知识论就给了我们一套判断的标准。
PattiLather（1991）的著作GettingSmart，就在企图调和后结构主义的观点与批判研究的理想，巧的是她也使用“反抗的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并将自己的研究计划归为此类。RichardQuantz（1992），如同大多数试着刻画何为批判社会研究的作者一样，他也试图去综合后现代思想与批判理论。而NormanDenzin则发展出“诠释互动主义”（interPretiveinteractionism），从文化研究的观点出发，重新订立一套互动理论，与“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可说是不谋而合（Denzin1989，1992）。
这里的重点在于：Derrida很有说服力地抨击传统中将当下这概念用以作为真理的基石。平日通过视觉所认知、经验到的确定性，实在不该被视为知识论中理所当然的基础。然而，主流对于效度、信度与诠释资料的概念却是立基于这种确定性之上。批判知识论并不使用知觉作为其根本的隐喻，而这也就成为其众多优点之一。
跳脱修正的知觉意象
目前，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另类研究方法学纷纷对传统的知识论提出强烈的批判，特别是针对他们素朴的信念，相信所看到的即是对象本身这一点。不过，这些另类方法学最后居然还是借用了单纯的修正的知觉意象（simPlemodificationofPercePtualimagery），来建构他们自身的知识论立场！虽然，建构主义者及一些自以为专业（却素朴）的后现代主义者会有这样的倾向，但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批判知识论绝对不会陷入这种错误。
EgonGuba就是建构主义阵营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Guba应该名气够大也够有智慧，以至于对他的批判已不会为他造成任何困扰，所以我就选他作例子来阐述我的论点。还记得刚才所引用Guba对批判研究的描述吗？在那一段文字中，他宣称我们批判研究者，如同他自己与其他建构主义者，都认定所有的观察都会受到价值的影响。而在其他论述中，Guba使用从视觉知觉意象推导出的隐喻来说明价值对于观察的影响，他认为在研究中，“价值视窗”（valuewindows）、“理论视窗”（theorywindows）都是无法避免的部分。
这样的想法即是：我们的信念与价值深深影响我们所见所闻。依照Guba的说法，批判学者乃是先接受这样的事实，接着就是单纯地“选择”“正确”的价值来从事研究。既然，所有的研究都无可避免价值视窗与理论视窗的左右，因此当我们一开始选择所要研究的对象时，批判主义者就会耸耸肩膀，公开表明我们选取的研究对象一定会有所偏袒，并且是偏向我们所认为最好的方法。那什么又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呢？偏袒的研究，如此好让被压迫者能被赋权（emPowered）。
喔！当我读到这样对批判研究的描述时，我是多么地无奈！光就价值偏向这个层面来说好了，这种叙述就会让传统的研究者认为，批判研究会受到偏好影响而有所偏误。于是，批判研究者所极力铺陈的研究方法论述也都被指控为草率、不可取的烂研究的借口。我们只看到我们想要看的东西，并且是用方法学上繁密而难懂的字句来证明这种“冒牌的研究”。如果说，Guba对批判研究者的叙述是正确的话，那我想我将会是第一个支持上述这些批评的人。
不过，先让我们更进一步地检视Guba的意见。依照他的想法，批判研究者确实是相信单一的社会实在（asinglesocialreality）。我们只是认为所有对这单一实在的描述与说明，都将会受到研究者价值视窗的强力着墨。保守的研究者只是单纯地解释既有的现象，实际上呈现的只是已经遭受伤害的被压迫者的现况。而批判研究者的研究与解释方向，却是朝着揭露现实并足以赋权被压迫者。
相较于此，对他所钟爱的建构主义学派，Guba提供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立场。Guba认为，他们不只相信我们所见到的是受到我们已经相信的影响，且认为我们看到的即是由我们相信的建构而成。因此，建构主义学者主张有“多重实在”（multiPlerealities）：没有单一的实在，有的只是由个体与/或文化“建构”而成的多元的实在（Pluralityofrealities）。
若是从建构主义的立场出发，就会出现一大堆逻辑的问题。马上面临到的困境即是：对于任何一项特定的实在，建构实在的主体（agents）究竟是个人还是文化团体？如果答案是个人，那么个人又如何能主张自己能够理解他人所理解或建构的世界？更大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个体之间的沟通行动如何可能发生。
即使建构实在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文化团体的话，那么前述了解与沟通的问题还是一样会出现。比方说，圈外人如何获得圈内人的想法？这获得不同团体间想法的过程是否意味着存有跨文化情境中人类彼此沟通的原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建构主义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因为有这些跨文化情境中的沟通原则，就意味着存有一个跨文化的单一实在。
但或许多元实在的想法是一个人永远无法达致另一个文化实在（culturalreality）的圈内人观点。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又何以能够知道其他文化实在的存在呢？这难道不是由单一实在衍生出的想法吗？如果说，这想法在于我们只能获得对其他文化实在的部分理解，那么还是必须有一些跨文化的标准存在，然后通过这些标准，才能判断出这些部分的理解是确实如此的。
建构主义的主张闪躲了上述人类沟通与了解这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过，对于这项指控，本书中由于没有充分的空间来阐明，并没有对建构理论中一些更为深奥的思想进行比较公平的论断。在此我仅指出建构主义使用的核心隐喻有赖于修正后的知觉意象。
由于建构主义者并未完全与主流研究中知觉隐喻分道扬镳，因而建构主义者无法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Derrida对当下的解构就足以瓦解掉所有使用知觉意象的理论。即使这些理论经过价值视窗、理论视窗等的修正，其结果仍然不足取。批判知识论并不如此依靠“视窗”之类的想法。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或什么形式，视觉知觉无论如何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真理观的基础。无论对当下意象加以多么精致复杂的修正，任何依赖视觉知觉的真理观，都会有所缺失。
迈向前分化经验与人类沟通
批判知识论者说：“忘掉你的视觉知觉，好寻找一个建立真理观的根本隐喻。事实上，视觉知觉是一种衍生性（secondary）而非原初性（Primary）的经验。”
在这里有个另类的意象提供你作参考：想像你走在廊道上，看到我正向着你走来。好心情的你看着我，并微笑着对我说：“嗨，Phil，最近好吗？”我盯着你看了好一阵子，足以让你相信我显然已听到你所说的话。但我还是皱着眉头，大声咕哝，然后像是对你视而不见地转头就离开。通过这样的反应，我传达了什么样的讯息给你呢？
嗯，为了把我们复杂的沟通情况说得更清楚些，就让我们来想像一下，接着你就停了下来并且把我叫回来对我说：“Phil，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下就是从这个情境继续发展出的情节，三种可能出现的沟通方式：
A.我回头说：“我今天心情糟透了！你先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明天我再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谅我的失礼，不过我真的受够了！”
分析：当你看到我起先皱眉头与喃喃自语的行为时，你通过这些前景（foreground）的印象，问我哪里出错这个问题，从而得出一项有关我的主观参照（subjectivereference），以作为你理解我的主观状态（subjectstate）（这部分是我的经验，而你无法直接体验）。我说是因为心情不好，向你解释我内心的状态，以解除你的疑惑，现在你就能理解我刚才为什么会有
那种反应。
B.我回头说：“喔，对不起，我刚才没看到你啊！”你回答说：“可是，你应该看到我吧，因为你刚才明明就盯着我看啊！”我解释说：“不是啦，我刚刚有点恍惚，因为我刚才一直在想昨天研讨会上有个呆瓜说的话，所以还请你多多包涵。”分析：一开始你因着我对客观参照（objectivereference）事实的挑战，而感到十分讶异，你相信这些客观参照的事实是我们之间都有相同认识的：即是你在走廊上，还有你向我打过招呼这件事。你确信这些事情是“真的”，而这个事实的基础就在于预期我们之间有一系列共同的经验：认知到走廊、走廊上的人，还有在走廊上用感官可获得的其他事。现在我告诉你，当你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你。对我而言，你并非是客观参照的一个点，因为刚才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看不到你，也听不到。不过，现在我完全接受你内隐（implicit）的宣称，你刚才确实在那里。因为我相信既然我现在看到你的人，也听到你的声音，这么推论回去，在我回过神之前，我刚才应该真的有看到你，也听到你才对。就我来说，你起初的不在场应该被解释为一个幻觉，一个错误的表象。但是，我的解释显然没有完全说服你。你接下来就质疑我所说的话，问我说没看到你的这些话到底是真是假。你指出我刚刚像是有盯着你看过。于是，你现在正在求证我的主观宣称，而这样的宣称是你无法直接接触的。因为我宣称自己说刚才没有看到你真的是实话，而你又无法直接了解我目前的主观状态，于是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不是有“藏了什么事情”没告诉你。不过，我的后续反应却说服你，刚才或许我真的没看到你，而我说的就是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