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
1996年8月在中国长春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与文化的距离”，各分议题也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了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1997年莱顿年会筹委会在关于大会主题“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的有关说明中指出：“1997 年莱顿会议的主题之所以选择‘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是因为想借此来凸现文学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事实上，文学的这一功能似乎极为显而易见，但是由此而引发的许多复杂的问题都被忽略了。这些问题包括：确切的说，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在文学中，去通过文学去由文学保存下来了呢？文学是偶尔，还是经常，还是总是充当一种歌颂传统、秩序、甚至永恒的媒体呢？这是一件好事吗？还是正好相反，这成了控告文学（抑或一般意义上的美学）的理由？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换言之，文学和记忆都跟过去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关系，它们对它们所纪录的材料都是有所选择、加工，甚至改变、扭曲，以至纪录的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如果文学和记忆果真以其不同的方式如上所述地记载历史的话，那末，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又保存了什么样的‘真理’呢？此外，文学不但保存了文化，而且它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创造文化。”显然，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种学术范式的跳跃与转型，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化和比较文学科学品位的提升，旨在超越文学的“表层的事实价值层面”和“内在的意义追究”，迅速向“普遍的文化价值层面”推进，使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价值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当国际学术界普遍将90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认定为“文化研究”时，中国比较文学界突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功能无疑是对国际学术潮流的一种积极应答，从此，作为学术背景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逐渐走向前台，成为研究重心，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
最近，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先生在一篇题为“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文章中首先勾勒出了比较文学研究当下的学术背景。她指出：“随着后殖民阶段的到来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正在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预示着未来的更大发展。西方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新的国际性；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地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更重要的是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邮件等等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通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已往任何一次都更其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以为无可置疑的默然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乐黛云教授看来，以跨文化研究为其根本命脉的比较文学正处于后殖民阶段，由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广泛影响、西方中心论的隐退，遂使快捷的跨文化传通成为可能，这种深刻的文化转型势必构成比较文学当下的学术背景，即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乐先生认为：“在后殖民状况下，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各民族文化的新的繁荣。这就使非西方民族有可能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加以新的诠释，使之为其它民族所理解，对人类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但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多元文化的共存应以罢黜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为前提，交融耦合的基础是平等对话，因此保持一定的文化距离也是上述学术背景赖以存在的重要前提，当然，毋宁说这也是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对此，某些西方学者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查尔斯？伯恩海默在“世纪转折点上的比较文学”一文中就特别强调“比较学者应对所有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保持敏锐的体察，因为正是这种差异为比较研究和批评理论提供了基础。”他还要求要更多地考虑“一种母语在创造人的主体性、构建认识论的模式、幻想、群体生活的结构、锻造民族性的特质、表达对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抵抗和接纳的态度时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来讲，值得注意的倒不仅仅是像伯恩海默这样的西方学者所表述的观点，而是他们在表述类似的观点时所采取的态度，因为正是这种态度标志着西方中心论的隐退或者说是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在后殖民状况下的消解，没有这种隐退或消解就不会促进多元文化的繁荣，而文化民族性的湮灭就会导致跨文化研究大厦的崩塌，比较文学就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了。
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外学者都在进行严肃的思考，而思考的焦点自然就是文学或比较文学的非殖民化这个问题了。意大利著名比较文学学者阿尔蒙多？尼希曾经指出：“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欧洲学者来讲，它却代表一种思考、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生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显然对于已经习惯了“文化殖民化”的欧洲学者而言，要让他们接受比较和“苦修”的逻辑，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的确很不容易，因此尼希教授特别强调：“对于一个欧洲知识分子来说，这确实是今天最迫切、最重要的精神任务和批评任务。”尼希教授的意见显然代表了欧洲大陆比较文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对此乐黛云教授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她明确指出：“从曾经被殖民或半殖民地区的视角来看，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她认为正确的做法应是摒弃“极端的民族情绪”，在“文化部落主义”的道路上迷途知返，在互补、互识、互用的原则基础上达到异质文化的交融与共摄，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新的国际性的基础”。在乐黛云教授看来，除了心态的调整，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什么方式交流？她认为文化应是动态的“将成之物”，而不是一堆化石或陈迹，作为“既成之物”记载着既往的历史，因此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化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用什么方式交流的问题，关键是要有相互沟通的话语，因为文化接触首先遇到的就是用什么话语沟通的问题。“所谓话语，也就是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语规则”。乐先生认为：“在这种寻求解答的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
令人欣慰的是，回顾近二十年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我们看到这种具有高度文化通约性的中介话语通过理论形态正在逐步形成。对此，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教授综观全局，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比较的焦虑”一文中指出：“受福柯的影响，与权力的控制相联系的话语分析，替换了感到过于独立自足的修辞研究；受巴赫金的影响，语言更多地被视为一套套差异巨大的话语，它们是在社会差异和冲突中产生，而且就是社会差异和冲突的产物，而不是索绪尔所说的自足的结构；受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本亚明的影响，物质社会实践被视为复杂的心理诗意功能的表现；而较年轻的批评家们也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它们表明了文学形式如何植根于总体历史与意识形态之中，这里仅举几位杰出者：爱德华·赛义德、G·斯皮瓦克，触发了人们对目前正迅速发展的殖民和后殖民研究的兴趣；F·杰姆逊表明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富有成效地把后结构主义的洞见运用于文学与文化批评；斯蒂芬？葛林伯雷让学生搜索档案，以寻求能为文学文本提供新的惊人的历史语境的材料。”毋庸置疑，上述理论形态都是处于不断建构过程之中的新的中介话语，它们都能为对话的双方提供异质文化所不能提供的能够相互认同与理解的言谈规则。当然，除上述话语系统以外，近年来美国学者以文学理论为核心、法国以形象学、心态史为重点，都在致力于建构跨文化的学术话语，为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