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唐五代时期盛行佛教，宋代产生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强盛。福建诸府中位于东南沿海平原地区的兴化府（治所在今莆田市，辖有莆田、仙游二县）科举文化最为发达，有大量文献存世，宗族遗迹亦复不少，是中国宗族史上值得注意的地区。长期研究福建特别是兴化府地域史的学者郑振满、丁荷生，编纂有《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大型资料集，目前已出版兴化府分册，该书收集的资料全面而且系统，具有权威性，祖先崇拜问题是其中的一类资料。编者从田野调查、金石集、文集、族谱中，收集了现存的五代十国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大量有关宗族祭祖和祠堂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借此了解到兴化宗族祠庙祭祖的演变以及在明代的形态。
因此，我们以该书作为基本史料，结合其他文献，将福建兴化府作为研究明代宗族祠庙祭祖问题的一个个案。
明代以前的宗族祠庙祭祖
兴化，秦属闽中郡，莆田在南朝陈时建县，仙游于唐朝置县。兴化在唐朝先后隶属于丰州、泉州，五代时由王氏闽政权控制。福建的经济开发主要开始于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僻在东南的福建，成为避乱的乐土，大量北方以及其他外地人来此居住。兴化的宗族祠庙祭祖，目前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
一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祖先崇拜与佛教的结合
这一时期的宗族祠庙祭祖鲜明地带有佛教的色彩。以禅宗的盛行为标志，唐代是佛教中国化的时期，尤以安史之乱到宋朝建立前禅宗极盛。福建地方史专家朱维幹先生的研究表明，禅宗盛于南方，而尤盛于福建。王审知对佛教崇奉备至，在闽增建佛寺二百六十七座。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兴化府的宗族祠庙祭祖可追溯到晚唐。清刊本《莘郊黄氏族谱》？卷二《唐赐谥妙应大师》记载传主：“生有异质，精于青鸟家言，就黄巷祖居卜地建黄岗祠，祀始祖开国公以下四世考妣。”又据同卷《妙应大师传》可知，妙应大师本莆田黄氏子弟落发为僧，生于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卒于昭宗乾宁五年（898年）。如果此说成立，则莆田黄氏在晚唐已有祭祀始祖以下四代祖先的祠堂。另外，清代所作《重建景祥徐氏祠堂记》记载：“景祥禅寺离郡城六七里，即吾家唐状元公讳寅所鼎建，而宋状元讳铎所重兴，规模宏敞，佛火辉耀。而寺之东有堂翼然，几与寺埒者，则寺僧之崇祀二公檀越祠也。”元代《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记载：“粤先辈秘书寅公尚志时，物色于僧，既得志，随捐赀创寺，名立‘景祥’，舍田七余顷。”据寺中长老说：“寺立公祠，为檀越，意可想也。”寺中建有祭祀施主徐尚志的祠堂，极有可能是在唐代。莆田徐氏捐资创寺，同时设立祠堂。明代永乐年间曾棨所作《林氏重修祠堂记》记载：“林氏祠堂者，莆田林氏所建以祀其先也。上世有永公者，在唐大顺间素善浮屠涅槃。永将构堂以为蒸尝之所，涅槃为卜莆之城东前埭为宜，且曰：‘是必有异。’既发地，得异石宛然若龟、笏各一，遂谶谓：‘五百年后，当有状元及第。’永遂筑祠，岁春秋荐享，举族集祠下，恪恭祀事。”据此则林氏唐代祖先永公在昭宗大顺（890—891年）年间即唐末建独立性的祠堂祭祖。
五代十国宗族祠庙祭祖的记载远较唐代具体，莆田郑氏向佛寺施田为祖先修设斋供、进行追荐是兴化府最早而确凿的事例。后梁时期所作的《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记载：“梁开平三年，檀越主都督长史郑筠偕弟信安郡司马郑震，抽出考廷平皋公在日置买得陈二娘平陵里小塘瓯垄田一派，产钱九百贯，舍入灵岩广化寺，充长明灯，追荐祖廷平府君、妣夫人陈氏。兼考廷平在日，曾抽塘坂上下田六十余段，舍入本寺，为露公太府卿、庄公中郎将、淑公别驾名，充忌晨修设斋供，租付佃收，课归祠纳。仍请立碑于大雄宝殿侧及影堂之内，尔寺僧遵之，不得遗坠者。乾化二年五月十日，檀越主郑筠、郑震谨志。”可知郑氏向广化寺两次施田，一次是廷平捐田六十余段，请寺庙祭祀三位远祖；另一次是梁开平三年（909年）其子郑筠、郑震兄弟捐田、捐钱追荐祖廷平夫妇。从第二次即乾化二年（912年）所立碑记看，与第一次相同，仍旧“立碑于大雄殿侧及影堂之内”。据此判断，影堂似乎是修设斋供的祭祀之所，因绘有被祀者的画像故名。我们知道，北宋时代士大夫有在影堂祭祖的主张，如程颐说：“庶人祭于寝，今之正厅是也。凡礼，以义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主张把影堂作为祭祖场所。北宋的影堂已有一定的普遍性，司马光讲到祭礼时说，因当时除温彦博设家庙外，他人均未尝设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说明影堂是多数人的祭祖之所。莆田郑氏的事例告诉我们，后梁时期佛教寺院有为檀越设影堂祀先的做法，应该是当时的习俗。换言之，人们的祭祖采取寺院立祠的形式进行。
莆田郑氏还建有墓祠祭祖。据元代《南湖山郑氏祠堂记》记载，南胡三先生不仅居于南湖山广化寺，还迁祖坟于西峰下。“后埭侍御史伯玉公、祖母余氏创庵，即崇圣庵，又割田若干段，每遇岁时享祀；祖忌、中元释氏备礼物，子孙拜谒，纳款如约不替。旧有碑记，御史黄公滔为文，兵火磨灭。”可见崇圣庵是一所墓祠，由僧人管理。黄滔，据“四库全书”为其文集《黄御史集》所作提要可知系唐末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进士，王审知据有全闽，黄滔尚在世，推断黄滔为郑氏写碑记在闽政权控制福建时。
莆田方氏也在五代十国的闽王时期设立祠堂。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莆田方氏重修祠堂，刘克庄为其作《荐福院方氏祠堂记》说：“旧祠长史、中丞、长官三世及六房始祖于法堂，遇中丞祖妣、长官祖二妣忌则追严，中元盂兰供则合祭，六房之后各来瞻敬，集者几千人。自创院逾三百年，香火如一日，后稍衰落，赖宝谟公、忠惠公后先扶持而复振。”方氏六房达千人之众，可见其宗族规模不小。根据该记可知，“长史”即都督府长史方琡，唐末人；“中丞”是琡子殷符，为威王府咨议，僖宗中和四年（884年）以平定黄巢功“进银青兼御史中丞”；“长官”指中丞第三子庭范，先后任长溪、古田、莆田三县县令，人称“长官”。长官始定居于莆田，“怆念中原，蒿葬祖、父衣冠于乌齐丰田。及卒，葬灵隐山”。“长官尝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他的六个儿子协力以成父志，建荐福院，共施田五十九石种，产钱七贯二百六十五文。记文还说：“及五季分裂，仕者各就其方，六子皆仕王氏。”“王氏”当指王潮、王审知控制福建的闽政权，存在时间为893—945年。记文中说，至景定元年“创院逾三百年”，从闽政权到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时间正好在315—368年，符合“逾三百年”的说法。荐福院方氏祠堂也属于寺院立祠的形式，与莆田黄氏在寺院设立影堂的时间相距不远。以上黄、徐、林、郑、方五姓是兴化府最早祠祭祖先的家族。佛教与祖先崇拜的结合还有功德坟寺的形式。所谓功德寺，即由皇帝将寺院敕赐达官贵人。功德寺出现于唐代，因这类寺院置于坟所，守坟祀祖，故也称之为功德坟寺。台湾学者黄敏枝发现两例盛唐、五例五代十国时期功德坟寺的事例，其中五代十国有三例是福建的，福建功德院的事例之所以多，是同当地重佛有关。其实佛教与中国祖先崇拜的结合是以家族的葬祭活动为契机的，汉明帝于陵上起精舍，此后百姓亦在坟墓旁建佛寺，《宋书·萧惠开传》说萧氏为亡父起四寺，其中禅亭寺建于墓亭，可能是佛寺和墓亭的合一。也就是说无论是功德寺还是寺观立祠，均是东汉以后佛教与中国祖先崇拜结合的产物。
二宋元时期合族祠堂的出现
宋于泉州游洋镇设兴化军与兴化县，属以莆田、仙游，后迁军治于莆田。元改为兴化路。兴化文化昌盛，宋代已号称“文物之邦”、誉为“有邹鲁遗风”，还有“家贫子读书”之俗。当地“比屋业儒，俊造如林；诗书礼仪，为八闽之甲”。崛起的士大夫热心于乡族活动。
宋元时代的兴化宗族祠祭祖先进一步发展，特点是逐渐脱离宗教寺观而独立，尤其南宋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更加速了这一趋势。仙游人陈谠《道庆堂记》说：“兴属仙游为壮邑，四民士风为盛，士风盛故多世家宦族。今有合族祠堂，置祭田以供祀事者，仿文公《家礼》而行。”据清代《仙游县志》记载：陈谠，字正仲，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登进士第，官至兵部侍郎，宁宗嘉定（1208—1224年）初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一千一百户，年八十二卒。又据近期学者的研究，《家礼》成书不久即被人窃去，朱熹殁后一年——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是书复出，嘉定四年（1211年）出现最早的刻本，南宋时代《家礼》已有多种版本。因此，结合陈谠致仕和《家礼》刊刻时间，估计《道庆堂记》作于嘉定以后，也就是《家礼》刊刻不久。我们知道，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受学于福建的理学家，并著述、讲学和居住于福建，朱子学首先是福建的地域性学派。福建是受《家礼》最早影响的地区，陈谠的记载说明《家礼》复出或刊刻不久，仙游就有仿造《家礼》中祠堂之制而建合族祠堂、置祭田供祀的。这大约是宋以后新宗族形态的最早一批宗族祠堂，也就是说，仙游实际上包括兴化地区在南宋时代已受到《家礼》的深刻影响，已出现宗族组织化。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家礼》以及朱子学既然开始作为地域性学派，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地域社会文化的产物。莆田黄氏的事例就证明朱熹的祠堂之制受到福建民俗的影响。
莆田黄氏的始祖黄岸为唐桂州刺史，玄宗时代始迁于莆田涵江黄巷。据南宋时朱熹《唐桂州刺史封开国公谥忠义黄公祠堂记》记载：“刺史六世孙校书郎，偕其孙奉礼郎文惠，孝心纯笃，爰建家庙，未既既卒。其孙世规，以国子司业赠朝议大夫，于明道元年命工营建，榜曰‘黄氏祠堂’，定祭田以供祀典，未备复卒。世规孙彦辉历官潮州通判，捐俸新之前堂后寝，焕然有伦。”明道（元年为1032年）为北宋仁宗年号，可知这时黄氏已经营建“黄氏祠堂”。该祠堂是完成建设家庙的未竟事业，其实质即家庙。而且朱熹在记文中还说：“世患无祠堂耳，而世之有者，创于一世，不二世而沦没者多矣。”从“沦没者多矣”可以看出，宋代建祠堂的也不在少数，只是旋兴旋灭，难以为继。因此，朱熹“祠堂之制”的提出或许还是由于受到现实社会家族祠堂启发的结果。换言之，朱熹《家礼·祠堂》的方案，不是出自设想，而是社会习俗与礼制的结合。黄彦辉新修“黄公祠堂”，朱熹为之作记，是在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这是黄氏再一次建设祠堂。前面提到刘克庄的莆田《荐福院方氏祠堂记》还讲到，至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院贫屋老，赋急债重，主僧宝熏计无所出，将委之而逃。”族人寺丞君慨然出私钱输官平债，经理两年重修祠堂。为了维持祠堂，率宗族向地方政府提出今后酌减岁纳助军钱，允许本宗官高者选举主僧，蠲免“诸色泛敷”。结果地方政府“照所陈给据”，并经中央政府批准。方氏还制定了祭祖规约：“南山，祝圣道场也。岁满散日，族之命士有随班佛殿而不诣祠堂者，自今祝香毕，并拜祠饮福，院办面食，并劳仆夫。又灵隐金紫墓，昔拘蒸尝分数，命士、举人、监学生多不预祭。自今省谒，院办酒食，请众拜扫，内赴官入京人免分胙。”即要求族中的士大夫在南山、灵隐金紫墓两处祭祖。从这两处祭祖均由荐福院办理酒食来看，寺院服从方氏宗族领导，为方氏宗族服务，实际上是方氏宗族的组成部分。难怪记文说，“今十有二僧，略如丛林”。该记文还说，“新祠成，并祀二贤于两旁”，即增祀方宗卿、方忠惠两个有功先祖。
莆田徐氏在宋代由状元徐铎重新兴建祠堂。清乾隆《重建景祥徐氏祠堂记》说：“至宋熙宁间，族祖讳铎魁天下，官尚书，复整是寺，增施田二顷，住僧戴德，饰祠宇，祀二祖，额曰‘二状元祠’。”由此可知，景祥徐氏祠堂重建于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元代《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记载：“宋季科征取给于寺，景祥遂尔不支，惟佛殿、公祠独存。”该记文开头还有一段论述祠庙祭祀风俗的话“：余考，家有庙，祭有田，古制也。近世巨室舍田创寺，主檀越祠，制虽非古，然报本始，昭不忘，一也。”这一段记载相当重要，指出“近世”即唐宋以来大家族通过舍田创寺建祠设主，实现祖先崇拜，此种形式具有普遍性。在宗族制度里，与家庙、祭田的古制原理相同，具有同样的地位。
林氏也是莆田大族。南宋莆田人刘克庄《林氏一门忠义祠堂记》记载：“入本朝，名深之者赠通议大夫，始兄弟策名，二子继之，孙又继之，为莆名家，以忠义祠于乡国者有四人焉。”林氏为科举世家，“一门四人伏节死义”。忠义祠堂是礼部以诏书的形式要求地方政府立祠给田的情况下，由地方官助金而成的。后该祠被售人，林氏“出私钱千二百余缗以赎，又尽赎旁地”。这样一来，祠堂或许归林氏所有了。而且潮州知州林朝擢返乡后，“率其宗之稚耋，自期至缌，皆会祭祠下”。该祠从纪念名人祠堂转变为宗族祠堂。
莆田朱氏北宋时建有“朱氏祠堂”。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朱氏十三世孙朱元功作《群仙书社祠堂记》，言其五世祖宣义十五公于舍南僻地创设群仙书社，堂宇两座三十余间，“前座为家庙，祀先世神主，以寓时思之敬，揭其匾曰‘朱氏祠堂’。后座为家塾，训子侄读书入仕，以为报国之忠，揭其匾曰‘群仙书社’”。从该项记述载于高宗南渡之前来看，朱氏祠堂当建于北宋时期。
莆田蔡氏大约在南宋建有祠堂。莆田蔡襄为北宋名臣，南宋孝宗时追谥忠襄，子孙为之建祠，后成为宗族祠堂。明成化时陈俊所作《蔡氏祠堂记》追述说：“蔡氏旧有祠堂，在莆城南三里许，宋端明殿学士忠惠公所创居第，公卒因祠之矣。其子孙若曾玄而下凡几世，皆合祀是祠，以忠惠公为始祖。”这也是一所由纪念名人祠堂转化的族祠。
仙游朱氏在南宋已有祖庙。该族始祖朱敬则为唐相国，世居于亳。七世孙朱玑为唐朝咸通进士，“率族属奉绩于闽之侯官，遂至莆相宅水南”。又三世分迁仙游，又五世分籍钱江。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迁居于此二三百载”，将谱系刻碑，树于祠堂。第十二代孙朱泳作《钱江朱氏祖庙碑刻谱系记》。该祠被称为“祖庙”。
大约南宋度宗时代，莆田黄仲元不欲将族伯的旧厅分而有之，改造为思敬堂，祭祀族祖。并亲自作《族祠思敬堂记》，称该祠为“族祠”。又说：“堂以祠名，即古家庙，或曰影堂，东里族黄氏春秋享祀、岁节序拜之所也。”可见族祠是从家祭的家庙、影堂发展而来，强调祭祀“族祖”。该祠祭祀始祖黄滔，已下传十三代。如同前引仙游人陈谠所说，属于“合族祠堂”。
莆田国清林氏，始迁祖为唐朝邵州刺史林蕴之裔大理评事林元，“五传为睦庵府君格”，明初宋濂作《国清林氏重修先祠记》说林氏：“其先祠旧在浣锦社，盖以睦庵为之宗。睦庵在宋时已置祭田。”林氏先祠建于宋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