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祖先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它是社会身份等级的一种标志。这种等级性的权力，体现在通过礼制确定不同身份的人在建筑宗庙和追祭祖先的等级规定上。因此，研究宗族的祭祖和家庙祠堂的历史状况，需要由礼制入手，并综合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分析。
我曾经对明代的家庙令与祭祖礼制有所论述，兹主要依据新发现的明人文集、明代族谱和地方志资料，进一步将明朝礼制和明人的习俗、祭祖观念结合起来，探讨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礼俗。
明代祠庙祭祖礼制的演变
一洪武时期祠庙祭祖礼制的建立
朱明王朝建立后，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新建王朝一样，首先制礼作乐。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鉴于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的儒士至京，纂修礼书。徐一夔等人于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修成礼书，朱元璋赐名《大明集礼》。《大明集礼》卷六《吉礼六·宗庙》有“品官家庙”、“家庙图“、“祠堂制度”、“神主式”、“椟韬藉式”、“椟式”、“品官享家庙仪”诸条，这是明朝完备的祠庙祭祖规定，应该作为讨论明朝祠庙祭祖礼制的出发点。“品官家庙”条在该书目录中作“品官家庙考”，更符合正文所述，该文在考察了历代祭祖之礼后说：
先儒朱子约前代之礼，创祠堂之制，为四龛以奉四世之祖，并以四仲月祭之，其冬至、立春、季秋、忌日之祭，则又不与乎四仲月之内，至今士大夫之家遵以为常。凡品官之家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屋三间，外为中门，中门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续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东缭，以外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桌。高祖居西第一龛，高祖妣次之；曾祖居第二龛，曾祖妣版。
次之；祖居第三龛，祖妣次之；考居第四龛，妣次之。神主皆藏于椟，置于桌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廉，廉外设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袝设主椟，皆西向。
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与品官同而椟。
国朝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节日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这是对明朝祭祖礼制的概述，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礼》中祠堂之制的影响，明朝政府鉴于家庙制度未定以及民间祭祖的实际情形，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规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如果我们把《大明集礼》中有关品官之家的规定同《家礼》比较，就会发现《大明集礼》综合了《家礼》卷一《通礼·祠堂》中“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旁亲之无后者以其班袝”诸条。其中与“祠堂之制”完全相同，只是龛内祖、妣神主设置较之《家礼》中“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的规定具体而且突出妣位。《大明集礼》规定庶人祭祀祖、父两代祖先，而且还说“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可见庶人祭祖令先于品官庙制公布，此时又作重申。《大明集礼》中的“家庙图”实际上就是祠堂图，而“品官享家庙仪”，采纳《家礼》卷五《祭礼》有关规定，列有时日、斋戒、陈设、省馔、行事、参神、降神、进馔、酌献、侑食、阖门、启门、受胙、辞神、纳主、彻、馂各项。所以所谓“品官家庙”实为品官祠堂。明人管志道（1536—1608年，隆庆五年进士）谈到祭祖礼制时说：“国初未定，《大明集礼》原以朱子《家礼》为主，后乃祖《仪礼》中‘特牲馈食之礼’与‘少牢馈食之礼’，裁为品官家庙享仪，品官得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四仲月卜日以祭，而庶人未有家庙，但奉祖父母、父母二代之祀。其时享于寝之礼，但曰略同于品官而已矣。”指出《大明集礼》家庙设置以朱子《家礼》为主，家庙享仪祖《仪礼》中“特牲馈食之礼”与“少牢馈食之礼”的典制来源。他还肯定朱元璋允许品官祭祀四代祖先超越前代礼制。他说：“圣祖既建四亲之庙于金陵，即以此达乎天下，品官俱许祀四代，庶人仍旧祀二代，封典止及于曾祖，而祀典兼及于高祖，视古渥矣。”明人汪循也说：“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颁制示则，每以《家礼》为准，宜乎声教，溢乎四海，而家置一庙矣。”朱熹《家礼》的内容列入国家典制，在中国礼制上是一个突破，在祭祖上的身份限制进一步放宽。
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公布家庙制度：“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官议：凡公侯品官立为祠堂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袝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以下豕一，皆分四体熟而荐之。凡祭于四仲之月择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制曰可。”新的家庙规定比起《大明集礼》中的家庙令来没有什么变化，仍是照搬朱熹《家礼》中的祠堂之制。
洪武六年令未言及庶人的祭祖规定，是否仍沿袭《大明集礼》所载祭祀祖、父二代祖先呢？嘉靖朝前期罗虞臣指出：“至于神位之制，国初时用知县胡秉中言，定庶人三代之礼，以曾祖居中，祖左祢右，斯盖圣代之懿规也。今士夫祭及四代，亦宜以此为准。”另据隆庆六年（1572年）自序本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一记载：“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居中右，祖左祢右，乃国初用行唐县胡秉中言也，人多不知。”胡秉中所言，笔者见到的明代有关典制的书籍均未记载，下面我们略作考察。检乾隆《行唐县新志》卷九《名宦》记载：“胡秉中，松江府上海县人，洪武初举人。材知行唐，专务以礼教民，制祀先、孝顺节义、教民读书三图。祀先者，以春秋、孟冬、元旦日各祀祖先，笾豆仪制存焉。入觐以此图献，上命颁行天下，仍温旨谕之，由是民知礼让，至今不忘云。”文中有关祀先的建议，当包括祭祀三代祖先的内容。再检同书卷二《图经》所收吴高增纂《续四礼翼图说》记载：“明初上海胡秉中宰行唐，为三图，教民奉先，导民孝义，劝民读书，洪武十七年入觐，进呈太祖，命礼臣三图合刻，颁行郡邑，依此教民。”可知明朝采纳胡秉中的建议，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这时明朝重新对官民祭祖制度调整，其中将庶人祭祀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清初礼学家毛奇龄指出：“明初礼官用行唐县知县胡秉中议，许庶人祭及三代。今俗祭祝词尚有称三代尊亲者。”可见该规定对民间影响深远。我还发现了宗族区别官、民祭祖不同代数的事例，正德时徽州毕氏规定“祀制”：“祀者，家之大事。文公《家礼》庶民祭四代，明制只许祭三代。考我先君以上，犹据《家礼》行，爰及我辈则又承先君行而不祧，盖无所据。观我一门而各门可知矣。今后各门除品官家外，止应遵明制祭三代，慎勿以为细故，任情而行，纵能逃得国宪，难免识者之讥。且鬼神有知，亦必不享，详在明宗卷内。”毕氏要求族内各门恪守庶民祭祀三代祖先的规定，足以反映这一规定深入民间。以致清朝人说：“唐宋而下庙制不修，士大夫率皆祭其先人于寝；前明以来，下逮庶人，有得祀三代之制。”胡秉中的建议并未载入明朝典制，但朱元璋将胡秉中所呈祀先等三图颁行天下而对民间产生了重大影响。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即《教民榜文》也有祭祖的内容，需要讨论。其第33条中说：“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劳详载《大诰》，今再申明，民间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已亡者依时祭祀，展其孝敬。”这里强调子孙赡养祖父母、父母，随后引出如祖父母、父母已亡应当依时祭祀，是“生事之以礼，死祀之以礼”所谓孝道的体现方式，不能仅理解为只允许祭祀两代祖先。该条还附有“祀文式”：
惟洪武某年岁次某甲子某月某朔某日，孝孙某同阖门眷属告于高曾祖考妣之灵曰：昔者祖宗相继鞠育子孙，怀抱提携，劬劳万状，每逢四时交代，随其寒暖增减衣服，撙节饮食。或忧近于水火，或恐伤于蚊虫，或惧罹于疾病。百计调护，惟恐不安，此心悬悬，未尝暂息。使子孙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劳之恩也。虽欲报之，莫知所以为报。兹者节近孟春（春夏秋冬），天气将（温热寒凉）追感昔时，不胜永慕，谨备酒肴羹饮，率阖门眷属，以献尚飨。《教民榜文》针对民间制定，祀文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并非只限定在品官以内，说明明朝认可庶民祭祀四代祖先。天一阁藏嘉靖三年（1524年）刊江西《东乡县志》卷下《风俗》记载了这份“国朝颁降民间祭祀祖考祝文式”，该祝文式除了在开头部分为了通行各朝起见改为“惟某年岁次某支干某月支干朔日”外，其他文字相同。该志在祝文式后写道：“此我高皇帝教民以追远之孝、易俗之本务也。其时祭用四孟月，与文公《家礼》不同，此士民所当钦遵者，故谨录于此。”把祭祀“高曾祖考”附于“民间祭祀祖考祝文式”，要求“士民”遵守，证明明朝也认可庶民祭祀四代祖先。《大明集礼》修成后秘藏宫廷，到了嘉靖八年（1529年）才刊布中外，很难对民间产生影响。而《教民榜文》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到庶民祭祀四代祖先，所以明代人常有官民通行祠堂之制即祭祀四代祖先的说法。
总之，洪武时期多次有祭祖方面的规定，《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权仿《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江西贵溪毕氏有小田祠堂，“旧在珠墩之东”，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改建于“居西”，匾曰：家庙。正统时“复念家庙非庶人所宜立，乃改其匾曰：祠堂”。毕氏说：“窃惟先王之制，天子至于官师，昔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家庙为先，居室为后。至于嬴秦荡灭典礼，天子之外无敢营立家庙者。逮汉室之世，公卿贵人皆建祠堂于墓所，庶人惟祭于寝。及有宋朱子创为《家礼》，上自卿相，下至庶人，皆得建立祠堂，祭为义备矣。”贵溪毕氏祭祖场所匾额由家庙改为祠堂，但内容没变。只是认为庶人祭祖只能在祠堂进行，这符合《家礼》，认为《家礼》主张“上自卿相，下至庶人，皆得建立祠堂”。天顺五年（1461年）浙江淳安人王宾撰《重建环水祠堂记》说：“予尝庄诵文公《家礼》一书，而深感十二世祖三聘公孝心纯笃，上有以昭一时追远之念，下有以开子孙追远之原矣。粤自唐宋至于我朝，皇上以孝治天下，命官许立家庙，庶民许立祠堂。祀享之仪、庙堂之制虽秩然有降杀，所以尊祖敬宗以敦孝道初无二致。”认为朝廷允许庶民立祠堂。至于三聘公的上昭下开之功，王宾接着讲，三聘公建祠堂于居室东向，因时祀先，即《家礼》之旧制；置赡茔田五亩，以租祭祖，即《家礼》置祭田之遗制。“遐想吾祖之意，以为五世祖以上至迁睦之始祖，已立孝思堂于神京寺东侧，固仁孝之道也。六世祖以下析居既远，难以附祭于孝思堂，乃更营祠堂于此地，使子子孙孙时祀有所。”天顺五年王宾的父亲集同宗之众，重建环水祠堂。淳安王氏既建孝思堂祭祀始迁祖、先祖，又建环水祠堂祭祀六世祖以下祖先，认为符合国家规定。可能类似王氏建祠者，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前引汪循的说法，明制以《家礼》为准，“而家置一庙矣”，当是含有庶民在内。休宁人张旭更指出：“古者自天子以至适士、官师皆得立庙，以祀其先，但有降杀之差耳。降及后世，将相大臣得立家庙，而因陋就简之，日久类多得为不为，至于士庶人势有不得为者，则又弗暇议也。紫阳朱夫子者出，有惕于此，创为祠堂之制，使上下贵贱皆得以通行，其意嘉矣。”？江西分宜人严嵩（1480—1565年）也认为：“祠堂古宗庙也。古者天子、诸侯、大夫至于士皆有庙，庶人祭于寝，后世庙非赐不得立。先儒以为情靡伸也，于是斟酌古礼，为祠堂之制，以广夫士庶人者之孝，而达卿贵仕得通行之。”？徽州人礼部尚书许国（1527—1596年）万历时作《商山吴氏宗祠记》说：“予按古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然自朱考亭议易为祠，以达贵贱，今制固未有禁也。”？他们把《家礼》看作是包括士庶、通行于上下贵贱的制度。
二洪武以后祠庙祭祖礼制的变化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曾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说：“今臣庶祠堂之制，悉本《家礼》，高曾祖考四代设主，俱自西向东。考之神道向右，古无其说。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庙之制，允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止立一庙，但以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于礼为当。事下所司议，闻礼部覆奏：洪谟所言祠堂之制，乞命翰林院参酌更易，具奏处置。从之。”该建议的要点有二：一是品官只立一庙，不许违制多建？和扩建；二是改进祖先牌位的摆放顺序，以“左昭右穆”代替“神道向右”。关于祖先牌位摆放顺序，周洪谟所讲与胡秉中建议相同，可见民间受《家礼》以“神道向右”摆放四代祖先牌位顺序影响太深，未能完全照洪武十七年规定执行，所以周洪谟为改变这种情况重新向皇帝提出建议。周洪谟建议的背景是“今臣庶祠堂之制”的发展，他要求限制祠堂的数量和规模，抑制这种发展。
《大明会典》代表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我们应当了解其中的祠庙祭祖规定。弘治十年（1497年）由徐溥奉敕撰，历十五年书成的《大明会典》，于正德四年（1509）由李东阳等重校刊行。该书卷八八《礼部·祭祀·品官家庙》开篇便说“：国朝品官庙制未定，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节日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以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此段内容与《大明集礼》完全相同。接着为“祠堂制度”：
祠堂三间，外为中门，中门为两阶，皆三级，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续立。又为遗书衣物祭器库及神厨于东缭，以周垣别为外门，常加扃闭。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为四龛，每龛内置一桌。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于椟中，置于桌上，南向。龛外各垂小廉，廉外设香桌。于堂中置香炉，香合于其上。两阶之间，又设香案亦如之，若家贫地狭，则止为一间，不立厨房，而东西壁下置立两柜，西藏遗书、衣服，东藏祭器，亦可。地狭则于厅事之东亦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