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子孙业耕者当以勤俭为先。一曰勤稼穑，凡耕耘收获各宜及时，大舜耕历山，伊尹耕幸野，自古圣贤且然，况庶民乎。既不读书，须要力田，今后子孙务勤四体辨五谷，竭力东作，以望西成。则供赋税，充粢盛，皆有赖矣。如有违约，惰其四支（疑当作肢），游手好闲者，众罚之。二曰崇俭朴，盖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它则在此，田之所入有限，费之所出无穷，子孙务宜知稼穑之艰难，量入以为出，除祭扫宾客，俱当成礼。至于饮食服御，悉从省约，以免不节之嗟，以保前人之业。如有违约，三五成群，好穿好赌，好吃好用，贪饕荡产者，会同家族长，鸣鼓拘赴堂下惩治。
一、士农工商，各一其业。子孙务宜择地而蹈，量力而趋，不能学问菑畬者，则当从事于工商，不能为工为商者，则当从事于术业，如医卜诸家，苟得明师以习之，亦足以事亲守身，足以济人利物，能造其极，亦可以鸣世，不然则无恒产者必无恒心，放僻邪耻，无不为已，可不慎乎。
一、睦族莫于息争。而同族之争，多起于财富田产，小不忍则乱大谋，同气相残；不啻胡越，殊可怪也。我族中长幼，务要平心易气，随事观理，责己严，待人恕。有产段不明，许赴宗约堂，投鸣约正副，会同家族长，三面辨明曲直，即与处分。切不可以少凌长，以卑逾尊，以富欺贫，不轻犯于有司矣。谚云：便宜不落外方。识理者闻言即悟，何必汲汲意周徼幸，而率意以妄为耶。如有违约，动因小节，不顾名义得罪长上，恃己骄傲凌辱宗族，结党成群败坏风气者，会众鸣鼓，拘赴家庙重治之、罚之，强顽不服者，送官惩治，决不姑息，为恶不悛者，永不许入祠，凡我同宗者，各宜自加省察，循分而行，其斯以为睦族之道乎。
一、谱牒修完俱朱亲笔纪录。（按，下有空行）各宜珍藏，置箱封锁，岁时家长检点，毋许损坏疏失，如有任情借看及不肖盗卖者，以不肖论罪，各房不多给者，正以谨防此弊也，族众子孙，各宜慎之儆之。
一、古人有言，三代不修谱者，比之不孝。自后子孙期三十年而一修之，除源流派别世系毋许以意见增损外，其自今以后，世系之嗣续，及嘉言善行之可书者，宜及时纪录，庶闻见真切，不至遗忘尔。载笔之土，须要精详，而备其所未备焉。然编次考订，固可责之一人，而笔札之费，非众力不可，随所处置，不可轻忽，其所以仰体前休之意者，其在后人乎，不重乎此者，则其为人可知矣。
前此数条，皆切近精实之理，人之所易知而易行者，特著为宗约家规，以示永久，子姓其勉承之毋怠。如有不肖，背违宗约，傲慢弗循，彝伦攸致，率意妄为，此则名教中之罪人也。不惟宗祠之所不容，亦王法之所不赦者矣。凡我宗族百世子孙，各相旃免。
以上共计十条，内容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冠婚丧祭人生仪礼方面，即第一至四条。按照官府颁布的《四礼图》要求族人，是为密切配合官府的行动。二是职业行为方面，即第五至七条。首先希望族人业儒者向学，再次希望族人务农者勤俭，又次不能业儒、务农者可为工商，不能为工商者学习医卜等术。三是族中诉讼方面，即第八条。这一条非常重要，反映了宗族司法问题以及宗族和乡约的关系。该族设立“宗约堂”，为约正副的负责词讼之所，所以族人有田土争执之事可先向它投诉，由约正副会同家族长处理。而对于行为不轨的族人，则要在家庙重治、惩罚，并将不服者送官惩治。也就是说，族里有两套管理系统，一套为以宗约堂为标志的乡约系统，处理一般田土争执，另一套是以家庙为标志的族权系统，处理破坏伦理的重要事端。我们看到乡约已深入宗族，但并未与族权合二为一。四是谱牒方面，即第九、十条。讲珍藏和续修族谱之事。这十条是根据官府的“乡约家礼”制定的“宗约家规”。
接着以上引文的是《祭仪》：
我洪氏始祖绍公居水莲村，自东晋迄今千有余年，子姓繁昌，泰公、楷公、勋公、舒公、举公俱居旧县钱村。若五子纂公，宋元嘉中为淳邑令，因迁淳安东乡厌村。仲德公迁朋祈，仲文公迁杨岸，仲仁公迁银塘，雪公迁虞玩，寿公迁养村，末公迁小溪，元公迁廨宇西廓，孜公居梓桐，邵公居永平，卿公居虞源，汲公居水北石上，庞公迁寿昌，举公之子迁歙县。分迁不一，远不可稽。予今近自岩峰始迁之祖曰张公者，乃纂公十八世孙也，复迁于兹。其后琼公派居康塘，永良公派居洪祈口，宗周公派居仁峰，廷道公派居燕川，余庆公派居洋（？）田，士英派居七都。世复世焉，殆难以萃其涣而统之也。各建之宗祠，彰之宗约，遵照祠堂仪节，以时享之礼于是乎举行，能守而弗替焉。其斯以为孝子慈孙之道欤，仪节具后。
一、祭产洪祈祭田
地
已上税收户来历、条段具载补遗每岁田租地租
岩峰仁峰祭田
地
已上税收户来历、条段具载补遗每岁田租
已上租轮流收办，祭品粢盛、值年者、香烛、清明祭扫等件应用之物，俱系收租管年之人备办，再不许干涉余众。其族众生放银谷米豆租粒，设立总簿一扇，每年通族公举司设二人，轮流掌管。生放本利、支收实数，悉登总簿明白。每岁十月望日，请家长、约正副四人到仓盘验勤惰，以别公私。廉能者会中嘉奖，如有开报不实、侵欺入己者，以不孝论，定行倍追补数，决不姑息。口仁义而心盗跖、巧布虚词、假公济私者，非所望也。
一、祭器
香桌粢盛桌献牲桌交椅木凳香炉花屏酒杯杯碟酒壶烛台漆碗面盆手巾带架一副金鼓一副大鼓一面响器一副祝板一架
猪（不具只数，各房俱要献牲）羊鱼米饭酒时果粢盛时菜豆
一、每岁秋冬二季，时定辰刻，轮流管年之人，先期精洁设备、香桌、祭器，率令童仆洒扫室堂。各房各备牲醴、肴馔、粢盛摆列，族众至期齐赴祠堂行礼，出仕举监生员及无职役者，各用本等衣冠，不许穿颜色及凶丧不洁之服。举熟于礼节、声音洪亮者为通赞，二人为引赞，四人为司仪，二人司设。鸣鼓三通，各房长率子弟致敬，由东西脚门鱼贯而入，照行次摆班，肃然恭默，不许喧哗越次。班次既定，通赞唱，执事者各司其事，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各就位。唱迎神，拜兴，拜兴，拜兴，平身。行初献礼，诣盥洗所，执事者酌水进巾。诣香案前跪，上香，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俯伏，兴，平身。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尊酌酒，以酒进于始祖考之神位前，跪进爵献馔，俯伏，兴，平身。诣高祖考祖妣之神位前，跪进爵献馔，俯伏，兴，平身。诣显祖考祖妣之神位前，跪进爵献馔，俯伏，兴，平身。诣读祝位读祝：
维大明万历年月朔越有日，仁峰（原注“某处即某处”）孝嗣孙某人等，谨以牲醴庶馔之仪，致昭于豫章郡始祖考某公、始祖妣某氏暨高曾祖考洪氏合祠之神曰：缅维我祖，德厚流光。肇基晋世，垂裕悠长。绵绵瓜瓞，子姓繁昌。岁序流易，（原注“孟秋季冬”）复临。追维报本，赫赫如存。谨以牲醴、粢盛、庶品祗荐孝诚，肃明感通，尚其来歆，尚飨。俯伏，兴，平身，复位。行亚献礼，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尊酌酒，以酒进于始祖考祖妣之神位前，跪进爵献馔，俯伏，兴，平身。诣高祖考妣之神位前，跪进爵献馔，俯伏，兴，平身。诣显祖考妣之神位前，跪进爵献馔，俯伏，兴，平身，复位。行终献礼，同前，复位。送神，读祝者捧祝，撤馔，拜兴，拜兴，拜兴，焚祭文，礼毕。
一、祭毕各以祭品熟面陈之，各以行辈次序齿坐，共享神惠。长幼尊卑宜各徇礼度，少者尤宜习揖逊之容，循少长之序。毋得以卑逾尊，越次失仪，先后犯礼，违者罚之。然尊庙以有事为荣，子弟服劳，正见敏达。倘有推托、不肯实心任事、视为虚文而寖以懈怠者，是非诚敬之道也。族长斥之，以儆其后。若干名犯义、败乱风俗不许入祠者，各宜自省退避。其余有故而出者，各房长通众预知，无故不与祭者，重加警罚，强顽者呈治。
宗约毕。
洪氏宗族分派较多，文中说“各建之宗祠，彰之宗约”，可见均纳入乡约体系而组织化。文中还说：“每岁十月望日，请家长、约正副四人到仓盘验勤惰，以别公私。”约正副也参与宗祠经济的管理。《宗约》中单列《祭仪》，可见祭祖仪式的重要性。祭祖仪式庄严肃穆，反映出祖先崇拜的宗教性。祭毕的吃馂余，也已仪式化，强调的是族内长幼尊卑的秩序。
上引祝文中上祝的时间被格式化为万历，说明该《宗约》于万历年间制定。《宗约》的主旨是《圣谕六言》的思想，内容根据官府乡约宗礼确定。官府颁布乡约宗礼，显然要把宗族纳入乡约。以官府推行乡约为契机，洪氏在族内建立了乡约系统。
绍兴府余姚江南徐氏借鉴乡约制度制定了族规，并使宗族组织化。《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卷五载有宗范二十二条、谕族四说、谕族文这些宗族规范。在文前冠以《宗范谕族劝族小叙》，介绍了制定徐氏族规的情形，指出徐氏有旧规，在“风移俗换，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面前，重新制定族规，并作为朱熹《家礼》的实践。《宗范》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宗族组织的规章，徐氏设立族长、宗子、家相、房长，规定了房长与族长、宗子、家相两级管理的制度。《宗范》吸收了圣谕六言，严厉维护孝弟之道，对违反者杖责或送官惩治。孝道方面，。怙终故犯者，轻则箠楚，重则呈官究罪。”《宗范》也吸收了《家礼》的主张。第十九条要求埋葬从《家礼》。第二十二条的每季孟月读族规家法说：“族长于每季孟月之旦，笃率各家长率子弟谒祖，令年壮子弟宣《谕族文》一遍、《宗范》二十二条。如有犯教令者，各书其过于副谱之上，然后量其犯之大小，而示罚焉。”其形式类似乡约制度。《谕族文》制定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其内容除了开头部分的一般性伦理道德要求外，其余都是戒条，具有强制性。文中有“患难相恤”等吕氏乡约之语，还有“苟违斯约”的说法，表明该文是宗族借鉴乡约制度的产物。
二江苏
江苏镇江府丹阳县姜氏万历前十年在族内尝试乡约的事例，突出地反映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姜宝（1514—1593年），字廷善，号凤阿，丹阳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累官南京礼部尚书，卒于万历二十一年。他在《丹阳县乡约序》中说：“邑父母紫亭甘公，自徽郡之黟县以才优调我丹阳，携所尝行乡约，首先圣谕六条，继以王三原公所为训释，又继以我丹阳风土习俗所宜，公为增损四十六款，欲以行于境内，而属予序之。予惟士夫者民之倡，而士夫家尤民间所视为从违也。公于是访举邑士仕而归及诸生中有志行、不复为举子业、系乡人所向者，间相与为约正副，众未喻公意，或不乐于从也。公又以问于予，予曰‘：是当在子，予族众六七百人，公既许自为约，行诸家祠中，服行公之训，请先自予家始。予有家规在祠，方仗官法行于我有众，服行公之训，请先自予始可乎？’公曰‘可以’。”丹阳知县甘氏所行乡约的内容是宣讲圣谕六条与针对当地移风易俗之事，推行之初不太顺利，不少士绅不愿充当约正副。不过姜宝却积极响应，愿从本族做起，姜氏宗族有祠堂并制定家规，姜宝希望仰仗官法推行家规，以治理族人。姜宝的主张得到知县首肯。知县与姜宝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知县依靠乡绅推行乡约，将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深入到基层社会，而以地方乡绅为领袖的宗族借助乡约官法推行族法，使自己的管理合法化。乡约的实行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契机，特别是推动了族规的建设和宗族组织化。
姜宝的实践取得成功，于是写作《议行乡约以转移风俗》，向继任地方官建议继续推行乡约法，并且将之与保甲法结合起来，从文中也可看到姜宝在其宗族实行乡约的情形，以补充前述。姜宝开篇指出：“乡约之行于民间，风俗甚有益，其与保甲法相兼行者，则善俗而弭盗，于民间尤更有益者也。第在长民者实意行，又能选择约正副、保甲长得其人，斯善矣。往见尹翀莘父母曾行此，未兼保甲也。而约正副未尽得人，凭信一二人名实不相副者主兹事，而约正以狡而奸者厕其间，甚至委以剖决词讼，查勘事情，清理课税，而往往为所欺，是以徒为文具，而未见有实效。甘紫亭父母相继欲行此，谋于予，予告以实意行，请自于家奉法始，说具予所作《乡约序》中，而亦未兼保甲也。兼行保甲法及予宗自为约，不令他姓人得参与有所妨，推予自请于公，公特许可尝行之，而似有效矣。公丁艰去，他约皆停寝，而独予家请于府，改乡约为宗约，以宗约行，又以保甲法相兼行，冀垂诸久远而不废。”接着他指出不能因噎废食，应该继续实行乡约与保甲，并就具体职责和方法提出建议。最后希望“推广甘公德意，由予一家遍推于家家，由一时行之于时时.将化行俗美，盗息民安，刁讼不严而渐少，逋负不严而易完，无论民间受益，即官长不烦心力可卧而待治矣。予著为此议，望后来贤令君以二法相兼行，务以实心求实益，庶民为良民，贤令君亦为良大夫矣。是为议。”可见在甘知县之前，尹知县就曾实行乡约，但因选择约正副不当未见实效。
检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一六《名宦》明代部分姓尹和姓甘的知县分别只有一人，而且在任时间与姜宝进行乡族建设的时间相符。其中尹良任，字志伊，湖广汉川人；隆庆五年进士，万历元年任知县；甘士价，字维藩，江西信丰人，进士，万历九年任知县。也就是说，万历年初丹阳尹知县推行乡约时姜宝在族内就已实行，万历九年丹阳甘知县再行乡约，姜宝更将族中乡约与保甲结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甘知县离任，丹阳的乡约停办，而姜宝宗族却坚持下来，姜宝还请求镇江府的批准和支持，正式将乡约改为宗约并兼行保甲。本来姜宝已经得到丹阳县的支持，但他为何继续请求镇江府批准呢？我以为赋予宗族以族约、保甲、族长管理族人，就等于赋予宗族司法权，使其具有准地方官的性质，明朝政府还是很慎重的。地方政府也知道在实行乡约过程中，存在着约正副不得其人而假以事权，致使剖决词讼、查勘事情、清理课税被其所欺的情况，所以宗族能否组织化行使类似乡约和保甲的权力，最终的决定权操在政府手中，需经政府授权。对于宗族来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授权，宗族领袖管理族人的权力有相当的限度，且缺乏一定的合法性，族法不能超越国法。因此，宗族向政府申请批准行使管理权，其性质是族权必须受到政权的监控。就明代中后期的情形而言，毕竟政府同意了宗族在地方的管理权。因为政府也看到授权如果得人，宗族对维持基层社会秩序有好处。姜宝就向政府指出了这种好处：“无论民间受益，即官长不烦心力可卧而待治。”姜宝强烈建议推行乡约、保甲，也等于要求宗族与乡约、保甲结合而组织化。
三江西
南昌府通过设立宗长在宗族中推行乡约。万历《南昌府志》卷二五《艺文志》有《南昌府为查举宗长以寓乡约以敦风教事》一文，证明南昌府有大规模的宗族乡约化过程。
抚州府乐安董氏的乡约化也具有典型性。董氏早在弘治初年就“营宗庙”、“立约亭”，童健（1503—1583年）大约撰于嘉靖二十八九年（1549、1550年）之际的《先考讷庵翁行状》，说其父讷庵董策生成化十年（1474年），“年十五即卓然有立”，“营宗庙以隆祀典，立约亭以维持约法。”就是说他在弘治二年（1489年）已经进行宗族和乡约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