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习惯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童年”，原始的社会评价是用“童眼”看世界，用“童心”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当时没有个人意识，没有“我”，只有“我们”，进行评价的主体只能是社会、氏族。原始的评价积淀成风俗习惯，并以此来监督和制约人们的行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说，氏族社会的成“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必定会运用他们的智慧而产生一种舆论”，由舆论来解决问题，当时的部落首领或氏族中德高望重者就是舆论领袖。在风俗习惯的调节下，“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庭，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原始氏族开始禁止族内婚、辈份婚的方式就是婚姻习俗，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一习俗，就会受到整个氏族的攻击和抛弃。当然，风俗习惯作为一种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不仅仅存在于原始社会，而是表现为文化积淀在不同社会变换着不同的内容，而始终不变的是其制约性和权威性。在我国封建社会，女人要裹脚，“三寸金莲”是对小脚女人的美好赞誉，不裹脚、脚大的女人长得再漂亮也是丑陋的，不招人喜欢，嫁不出去的。这是当时的审美标准，是对女性权利的剥夺，更作为风俗习惯贯穿在社会上下，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宗教禁忌宗教舆论比一般的舆论，比风俗习惯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克鲁泡特金指出：“这个习惯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它获得了神秘的解释，并且在单单靠公众舆论不能使一般人都遵守这个习惯时，便由宗教来强制实行。”大乘佛教的“十事”，基督教的“摩西十戒”以及伊斯兰教《古兰经》里的“五功”，都是宗教的戒律和禁忌。宗教禁忌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进行监督的强制性来自于宗教关系的禁锢性、组织的严密性。而在中世纪，西方还有宗教裁判所，如有违背宗教戒律和禁忌的，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强制制裁。曾有一段时间，宗教神权的力量大于封建皇权，对人们行为的约束更是苛刻，基督教的创始者耶稣便是被作为异教徒钉死在十字架上，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著名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从异端分子本身的观念来看，他们罪孽昭彰，因此不但应该把他们逐出教会，而且还应该处以死刑，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这是因为，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容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话，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证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被开除教籍，而且被处以死刑。”尽管随着人们科学意识的增强，宗教神权已逐渐下降，实体上的宗教裁判所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教徒心灵深处的精神裁判所依然存在，各种宗教禁忌依然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舆论监督力量铭刻在教徒心里，他们会因为违反戒律而惭愧、忏悔，害怕在今生或来世受到神灵的惩罚。
上书、进谏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是面对所有社会大众的舆论监督形式，而上书和进谏则是作为臣民向统治者提供监督的形式。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天下大乱。百家策士奔走于各国，陈述政见，献计献策，但求闻达于诸侯。这些辩士推销自己政见的主要手段是游说。通过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旦被国君采纳，就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战国时代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都养食客猿多人，专门制造舆论，监督和劝谏国君的决策和行为。封建社会里各个大臣更是通过上书、进谏来影响和制约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宋代开国初期，宋仁宗、宋孝宗曾建立了集议、谏议、封驳、转对、求言、上书、伏阙等收集民意的制度。朝廷内外曾一度形成议政之风，太学上书有时一次竟达数百人，组成庞大的进谏队伍。而最有名的上书还数清朝的“公车上书”。愿怨，《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康有为，联合猿多个考生一起给皇帝上书，反对向日本求和，要求变法，认为中国的危亡局势都是腐败的制度、落后的思想造成的，要求在政治上改革旧机构，经济上保护、奖励工商业，教育上创办新学校、改革科举考试，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等等。上书虽然没有到达皇帝手中，但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在全国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以上这三种舆论形式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历史上的正统的社会舆论，它们大多数都代表统治者的利益，是从统治者的政权稳定着眼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能够将统治阶级的意志转化为一种外在的，甚至有些客观的、自愿的意志，于无形中制约和监督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秩序。当然，统治阶级的成也要受到风俗习惯和宗教禁忌的制约，但他们是从阶级整体利益出发的。上书和进谏表面上看是对统治者行为的约束，但实际上臣民的各种宣传和主张、意见和建议都是站在统治阶级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角度提出的，是为了“长治久安”，根本上还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暴动与起义与这些正统的舆论形态相对应，历史上还存在着被统治阶级的舆论，它们尽管只能作为社会发展的伴音存在，但从未停止过争取权利的斗争。奴隶社会就有反抗奴隶主统治的奴隶暴动，广大奴隶斥责夏桀的暴虐无常，“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愿意与他同归于尽。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国运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的统治更加腐败，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灾难，两广地区灾害不断，人们生活困苦。愿猿年，洪秀全受基督教思想的启发，将农民要求平等、自由的思想通过宗教形式表现出来，创立了拜上帝会。“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建立“四有二无”的理想社会，号召人民跟清朝统治者斗争。愿缘年月日，他领导农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愿缘猿年，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中心内容是要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出师北伐，打了很多胜仗，逼近北京，吓得清朝皇帝准备逃跑。尽管起义在愿远年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而失败，但给统治者和广大农民的震撼却是空前的。
他们喊出了被统治、被压迫者的愿望和要求，并体现在切实的暴力行动中，是对统治阶级行为中的偏差进行纠正和反抗的极端形式，正是他们喊出的口号，制造的舆论，一次次的暴动和起义，一步步地唤醒了被统治阶级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迫使统治者做出让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
第二，舆论监督的现代特征。在社会历史上，尽管也存在着社会正统舆论和非正统舆论两种声音，但非正统舆论是被压制、被禁止的弱势者，高度的权力集中使这些非正统的舆论在各种力量积压中畸形发展。因此说，传统的舆论监督形式往往既是真实的，又是模糊的；既是生动的，又是粗糙的；既是流变的，又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有时甚至有某种偏激与盲目。而现代舆论监督则是一种比较成熟、明晰的意识形态，它是在公众舆论基础上升华后的结晶，具有较为合理的科学性以及可掌握的规律性。具有超越传统舆论主体的狭隘立场和视野的能力，比较理性；在表达公众意见方面，它们更多地体现了思辨优势，经过大量对进入舆论领地的泥沙俱下的意见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去掉了渣滓，提高了纯度；在评价是非的分寸把握上，较之传统的公众舆论，显得更为客观、理性；在其权威性、引导性、前瞻性方面，比传统的公众舆论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指向，因而更具有“监督”的实质内容。
现代社会，特别是世纪量子力学的产生、“地球村”概念的形成和政治多极化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政治上极权统治的局面，而且打破了人们观念上自亚里士多德和牛顿以来的线性思维的习惯，文化多元化已成为时代主旋律，人们开始从多角度、多层面立体性地审视这个世界。文化多元化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亦是指在某一民族和国家内，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宽容及必要的吸收。从思维的方法论上解构文化多元化，它是指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构建，即从传统的一元式思维转变到多元式思维，从思维的绝对论转到思维的相对论；就本体意义来说，多元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哲学价值观问题。每种文化都是人类对付不同境况和挑战的独特智慧的积累，每种文化都有不可剥夺的存在理由和独特价值，都应受到尊重和宽容。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总是会在人们的内心发生作用，会表现出人们在天性中就已具有的“对身边可依赖的支持的需要，即对家庭、邻里、对文化习俗，对把‘我们’与‘他们’分开的意识的需要”。文化规定着人们的生存模式并标志着这个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存在状态，文化的个性与独立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如果消泯了一种文化的特性与形态就等于丧失了这个文化群体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地位和价值。在文化多元的前景下，各民族和国家高扬自己的本土文化，发挥各自文化的优势。作为维护其民族国家利益的一张王牌，多元文化充分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体现了文化多元化的合理性存在。文化没有腿，却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奔走；文化没有翅膀，却每天在社会中飞动。它携带着自己特有的价值和意义渗透到人类活动的每一个场合、角落，并以非常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和观念。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往，万象纷呈，云蒸霞蔚，多元并存，争奇斗妍，构成人间光怪陆离的迷人现象。
政治开放性政治开放性特征是文化多元化对舆论监督最深刻的影响。一反传统舆论监督中对被统治阶级，对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压制、抵触倾向，现代舆论监督对所有的意识形态、利益阶层开放。现代社会我们不仅能随时听到经济发达、称霸欲强的资本主义的声音，也能听到蓬勃发展、自强不息的社会主义的讨论，甚至还能感觉到非洲部分地区原始部落的思想。它们彼此之间曾经有过冲突和斗争，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有霸权或殖民倾向，也有一定的彼此抗衡情结，但已经阻挡不了舆论的互相渗透和彼此影响。如今社会的国际舆论就是这一特征的明显体现。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造成了许多无辜人的伤亡，使一些难民无家可归，战后的政府过渡不尽如人意，重建工作也频频受阻，一系列的行为都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否定和批评。在当代社会，或许政府间的信息往来还有一定的“雕饰”之嫌，但普通百姓却可以通过网络论坛、蚤糟择、燥蚤糟择等方式进行真实的、原味的情感沟通和信息交流。因此说现代舆论监督已经对所有政治利益体开放，鼓励其发挥各自的监督作用，以更多更好地校正社会运行中的偏差。
文化包容性文化包容性特征是文化多元化对舆论监督最直接的影响。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外来文化，大众文化还是主流文化，高雅文化还是庸俗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依据，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解释世界和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这些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文化创造力的强弱与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密切互动紧紧相连，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是不可能有伟大创造的。文化多样性体现了人类群体适应和改变生活境况的能力，文化包容性则体现了文化群体和文化观念多元共存的要求和可能性，这两者是培育人类创造力的最好温床。舆论监督是一种文化形式、文化样态，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平台。它对所有的文化样式保持尊重和宽容的态度，使各种文化的监督之声在这里碰撞、交流，既能使文化多元化得以存在和延续，也能从文化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
文化多元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主要的思维方式，关键在于社会的信息化。在这个“地球村”时代，电子速度取消了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任何时候打开网页，都可以看到新的信息，任何一条信息只要传到网上，就能瞬间传遍“全村”，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在网上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发表评论，方便快捷地为舆论监督提供充足多样的信息。相对于传统舆论监督的形式和样态，现代社会的舆论监督还具有监督方式的公开性、监督效应的及时性和监督格局多元化的特点。
监督方式的公开性现代舆论监督表达的途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四种形式，即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媒介在舆论监督的形成和传播中占有很大的影响，是舆论监督最有效、最快捷、最常用的方式，这也是很多学者或新闻工作者将舆论监督混同于新闻监督的主要原因。媒介的覆盖面相当大，快速及时，新鲜活泼，能迅速地把握社会事实动态，报道或揭露事件内幕。广大公众愿意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愿，那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问题，对此进行讨论，形成监督力量，扩大影响力；而媒体也希望多表达一些公众关心的话题，从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为自身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古代社会需要骑马跑上一个月的路才能传到的消息，现代信息社会里只要一点鼠标就可以获知。传统社会里一些不利于某些利益团体特别是当政者的信息会被封闭，如今，想封闭信息实在太难，只要一被媒体捕捉到，就没有打不开的缺口。
监督效应的及时性现代社会不但公众意见表达快，而且产生的效应和影响也快。在如今的信息社会里，针对公众的意见，社会个人难以面对“四面楚歌”的局面，需要尽快纠正自己的偏差行为；国家权力机关更要及时处理，否则，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影响面越来越大，会给国家政治和思想的稳定带来很多麻烦。而在这个发展和稳定成为国内最大的政治，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主题的时代，稳定是个极其重要的前提。从另一个方面看，对各种偏差行为纠正的结果也会迅速地传播开来，能够快速地使人受到鼓舞，振奋精神，这也是各媒体对各种新闻或公众事件要“进行追踪报道”的目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