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凡
近些年来舆论监督实践活动空前活跃，这在促进社会稳定、进步、张扬社会正义，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舆论监督工作也因此受到百姓的欢迎，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怨怨愿年，朱镕基同志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视察时说：“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开始走向理性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对舆论监督给予高度关注，甚至制定相应的舆论监督法规，如珠海市颁布了《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采访报道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记者进行舆论监督时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都必须接受采访；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各级检察院渎职侵权，监察部门要积极与新闻机构建立联系制度，互相配合，并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吉林省政府作出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阻碍新闻舆论监督；青海省委、省高级法院都表示支持新闻舆论监督，并提出新闻监督与司法监督相联系，互相协作解决问题；而安徽省更是明确表示，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权力机关和公务人。猿年月日安徽省政府还举行“接受新闻监督恳谈会”，省长王金生在会上提出：各级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以高度的自觉性，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的观念。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但是，总结几年来舆论监督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不难发现，对于舆论监督的理解多数人的讨论是停留在工具的层面上。事实上，舆论监督除了可以作为惩治腐败的手段、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工具、一种向权力机关反映情况的渠道外，作为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成分，舆论监督本身所具有的法正义、伦理正义、社会正义的内涵和力量、对社会（公众）的价值指导作用将超出其对现实生活的批评监督作用。因此，笔者所作的努力是试图从价值体系的角度阐述舆论和舆论监督的社会内涵，并期望舆论监督将随着社会进步能够提升为一种文化力量或成为一种文明标志。
一
舆论是公众的意见。舆论监督则是公众对社会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所以，舆论监督具有以公众意见监督权力的意味。在中国古代，权力从理论上说只属于皇帝自己。所以，他不需要舆论监督。即使是地方官，也仅仅是代表皇帝在行使权力，所以，他也不需要舆论的监督。虽然古代有舆论监督性质的“言官”（御史），但那应该说是皇帝个人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不牵涉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也不牵涉到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说，舆论或舆论监督的存在，无论它是实质性的还是形式上的，都是对执政者或统治者的一种潜在威胁，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使之不至于失控发展到极端。所以，统治者并不欢迎舆论的存在。
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出现，舆论监督作为社会契约的一种保障机制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地位和功能。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舆论监督实践活动引人注目，舆论监督工作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舆论监督活动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连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农民受了委屈时也知道通过舆论机构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的最重大的进步之一。从人治到法治，从带有封建色彩的因言得罪到言论自由，物质生活的提高带来了精神文明的进步，当然也带来文化观念的变革和进步。
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法制环境的变化和人民生活空间的变化，意味着党和政府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自己工作的中心地位，真正把人民当成了社会的主体和主人。
二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一些普通老百姓还是某些执掌权力的政府工作人，对“舆论监督”还存在着误解。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舆论监督通常被作为政府有关部门用以指导某项工作的工具。也就是说，“舆论监督”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宣传手段，或是直接被认定为对大众的“引导”。比如说要“建设花城市”，要“建设文明社区”，要打击车匪路霸，要搞好计划生育那么舆论（监督）就成了引导人们去进行某项具体活动的先导。
从大众的角度而言，舆论（监督）更多的是被老百姓作为对某些社会现象发泄不满情绪的通道。在报纸上发发牢骚，在收音机里提个建议，在网络上骂骂人，在伊伊座谈会上表示某种正义的姿态也就是说，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工作中，人们都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舆论监督的深刻社会历史内涵和巨大文化价值。
事实上，对舆论的这种理解已经滞后于舆论在现代社会所显示出的文化力量和价值意义。舆论监督是公民天然的权利。
三
与这种现状相联系的是，在人们的意识中，所谓“舆论监督”还有一个几乎可以随意置换的同义词——新闻监督。好像“舆论”就只是来自新闻媒介的批评性意见。这也与我们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社会契约意识不发达有关。
舆论监督不是新闻监督。新闻只是舆论的一种形式。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并加以思考。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舆论监督一直是一种隐性的或假性的存在。舆论的力量得不到各方面的重视。其次则由于在最近的若干年以来，社会的不断开放、民主建设的不断进展和新闻媒介作为民间声音的不断壮大，本来是作为舆论集散地的新闻媒介反而被看成了舆论的化身。管理者需要舆论时就把新闻媒介当作舆论来用，民众需要舆论时也把新闻媒介当成自己的代表。在这种状态下，“舆论监督”就被简化成对新闻媒介的利用和依靠了。
所以，我们应当纠正对于舆论和舆论监督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
舆论是民众的声音。那么，所有代表和表达民众声音的事物，都应当被看作是舆论。也就是说，那些以各种方式在民间流传的流言、民谣、书籍、文告，甚至民歌、笑话等，都是舆论。有人以为，只有在自己的视野范围内甚或在自己的管理控制范围内的言论才是“舆论”。这如果不是出于无知，那就一定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误解。
舆论，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传播着的公众意见。即使是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极端的情况下，舆论也是广泛存在的。所谓“千夫所指”，所谓“唾沫星子淹死人”，等等，都是指舆论的普遍性和舆论的公众性。
正是因为舆论的广泛性，所以舆论监督才能称之为“社会正义的象征”。
四
我们在这里研究和强调舆论监督，绝不希望人们仅仅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向权力机关反映情况的渠道，也不是要人们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来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我们需要由此进入一种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由此来探寻多元化社会中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社会评价尺度。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增强社会公众的主人翁意识，建立一种法制基础上的社会沟通渠道，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舆论监督是代表社会公意的，也就是代表一种最广泛的社会意愿的。因此，舆论监督所凭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尺度就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