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曾经对舆论监督的性质、作用、意义给予过最深刻的界说，并且体现出一脉相承的思想精华，即“实事求是”。
马克思曾说：“报纸是作为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精练而深刻地指明了报纸作为反映舆论、传达舆论的载体的天然权利与不可或缺。马克思说：当报纸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先问一问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失，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实，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完结了。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的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的，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精神。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报刊要尊重事实、不能歪曲实事，如果不能实事求是，报刊就失去了意义。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不仅阐述了报刊是斗争的武器、是人民自我监督的一面镜子，而且还深刻表述了报刊这一舆论监督的载体是充满智慧的文化力量。
列宁态度鲜明地欢迎舆论监督。他说：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在他主持制定的俄共八大《党纲》中规定：“党的苏维埃报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揭露各种负责人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他说：“我们的报纸是我党的一面镜子。它应当经常保持干净，摆放端正，它所反映的东西都不应失真。报纸由于具有严格的真实性和严肃的原则性，因而不仅在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甚至在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心目中也具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虽然未直接表达“舆论监督”的概念，但其关于“报纸批评”的论述，已经非常深刻系统地反映了他关于“舆论监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在毛泽东看来，舆论监督是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过程中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子。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可以说是对舆论监督作用、意义所给予的最深刻、最具胸怀的概括。他说：党报要不断地揭发和克服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一切离开和歪曲党的路线的现象做斗争。并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三字方针”。“开，就是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毛泽东不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了“报纸批评”的重要，报纸应当不断批评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而且其“三字方针”系统地表明了毛泽东对待“报纸批评”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虽然舆论监督思想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之中，但是明确提出“舆论监督”这一概念的是邓小平。他在主持通过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舆论监督”这一表述。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做斗争。”并要求：“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把“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写入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之中，不仅如此，其中“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更进一步强调了“党要受监督”的思想，并且在思想上、理论上以及党的执政观念上明确了舆论监督是自下而上的、公民对权力组织权力人物的监督性质。这一点十分重要。
邓小平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重视民主和监督的作用。他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干部处于领导地位。在中国，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大错误影响也大。”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最痛恨的就是不讲真话，不实事求是，或极左或极右。他说：“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他历数思想僵化的危害：“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因此，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后来的讲话中，邓小平继续重申了这一思想：“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成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绝不能以偏盖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阐述中我们看到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领袖所具有的一脉相承的思想观点：欢迎监督，相信人民，提倡民主，主张讲真话、不说假话，要求人民敢于批评，政党要乐于接受批评。邓小平概括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舆论监督的根本精神是：求实、民主、批评和法制。因此，在理论意义上舆论监督应以实事求是作为理论基础。
当代舆论监督所要求的“实事求是”内涵是：
客观真实，坚持科学发展观，不回避矛盾。
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新闻媒介报喜不报忧，新闻宣传假、大、空。不能反映客观真实，从根本上丧失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割裂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联系。顾潜在《中西方新闻传播》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舆论监督坚持客观真实、勇于求真务实，主动了解事实解决矛盾，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意义：《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标题下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并加了按语，指责河南洛阳农村当时根据三中全会精神正在推行的“联产到户”责任制，说这样做是从“以队为基础”退回去，动摇了农村“三级所有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封来信。许多媒体随即出现了批判“大包干，大倒退”的报道和文章，提醒人们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一时间宣传阶级斗争的舆论在新闻媒体上占了上风，在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但是，此时全国刚刚经历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认识得到了空前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真理之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田。是从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尽快摆脱贫穷状态，还是从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反扑来看待问题，很快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这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走在了引导舆论、呼唤经济改革的前列。新华社的傅上伦等四位记者在总社领导穆青的支持下，去中国的晋北和陕甘宁地区农村，作了深入采访调查，一社社、一队队、一户户地了解至今人们讳莫如深的问题，了解农民们在解冻之初强烈的愿望和迈出改革第一步的艰难历程。他们的调查成果——“内参报道”，接二连三地发回北京新华总社，总社又及时送进中南海——中国最高决策层——那里。这一系列“内参报道”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立体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少年来为之奋斗、谋幸福的农民兄弟依然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反映他们为求生存、求发展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冲突。形势之严峻，不仅是党的报刊电台从未报道过，就是省级以上党政领导也极难从下级的内部报告中了解到。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内参报道”对于改变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政策的可靠依据。
在中国主流媒体的促进下，在中央正确决策的指引下，人们开始取得共识，推动了中国农村深刻的经济改革。此后，有关的经济报道成了中国新闻媒体的主旋律。可以试想，如果当时四位记者没有求真的精神，如果当时穆青只为自己的乌纱帽戴得稳一点，如果当时他们也和其他媒体一样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当时他们看到了“农民兄弟依然一贫如洗的凄苦状况”却因为当时那样一种社会氛围而不敢发回“接二连三”的“内参报道”，那么，中国农村经济会是什么样？中国农民会是什么样？中国的改革步伐会是什么样？
胸怀宽广，完善民主政治，不拒绝批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民主监督，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知道，公民只要需要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就需要公共权力。公共权力要发挥作用，就需要构建一个体系完备的、分工细致的政治结构，并有被授权者的公职人来掌握和使用这种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是国家支配社会的强制性力量，而公民则需要公共权力保障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但是，授权者与被授权者的利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而且授权者也不能保证每个被授权者的忠诚。当被授权者的公职人有可能违背授权者的意志，或公共权力被公职人的私欲所支配时，除了公共权力系统内相互监督外，舆论监督便作为体制外的约束力发生作用，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舆论监督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和权利，维护公民权利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并依法行使对国家权力的监督。这实际上是体制外权利对权力的监督。
我们的执政党高瞻远瞩、胸襟宽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积极提倡舆论监督，并关注舆论监督的法制化建设。江泽民在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新闻思想基础上，从健全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健全监督体系，使各种监督相互制约的思想。他曾明确强调：“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他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督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又将“发挥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列为建立社会主义监督机制和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并特别强调“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明确地表述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种阐述非常符合我国国情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舆论监督的法制化建设。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吉柄宣在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上透露，中央近期又制定了关于舆论监督的有关规定：明确了舆论监督的性质、作用、意义，提出了舆论监督的原则和要求，并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要支持舆论监督，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他表示说：我们的党是支持舆论监督、欢迎舆论监督的，许多大案要案是我们主办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很受群众欢迎，那个栏目也是我们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