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一个争议颇大的历史课题；20世纪40年代前，基本上是肯定的；40年代后期起至70年代，基本上否定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家争鸣，众说并存，有基本否定说，也有基本肯定说与“毁誉参半”说。本书以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为洋务运动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采用基本肯定说。
洋务与“中体西用”的传播思想
一、从“夷务”向“洋务”转变的传播思想
近代中西接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随着频繁的接触，西方近代化器械、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也大量输入，这些都是中国官宦、士绅和平民百姓前所未见未闻的，中国怀着警惕、仇视、好奇和学习的复杂心理，去看待突然出现的新事物、新体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和冲突，乃至引发战争。
按台湾学者王尔敏的分析，自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中国人对中西关系的反映随时代进展而大致有四个阶段：
（1）1840～1860年是初步认识与反应阶段。
（2）1860～1880年是西方冲击下衍生新观念阶段。
（3）1880～1895年是吸收与融会西方观念的阶段。
（4）1895～1900年是民族主义与西方思想移植阶段。
随着通商贸易、军事冲突和文化交流，每个阶段都有新的观念出现，形成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中国人在与西方人最先接触时，视之为“夷”人，从自我封闭的观念出发，把中西关系纳入“夷务”，还设想了许多制“夷”的办法，所谓“用民制夷”、“用商制夷”到“以夷制夷”等。自鸦片战争起，“夷务”成为了清政府最现实而紧迫的事务，但是在西方强大的军事攻势下，终于被迫采取应对应变的对策。
“洋务”一词，由“夷务”转变而来。古代中国，向以“天朝上国”自居。尊中国为“华夏”，鄙外邦为“蛮夷”，向有所谓“华夷之辨”。降至有清一代，仍以这种观念为正统。鸦片战争中，“英夷”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深入天津、直入京师，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避居承德。清朝统治者慑于西方侵略者的淫威，逐渐改变了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与称呼，“夷”变成了“洋”；“夏夷之辨”变成华（土）洋对称之别，“夷务”也就变成了“洋务”。
“洋务”，即洋人之所务，涉及范围甚广。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梁启超著的《李鸿章传》中说，洋务“综其大纲，不出两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
李时岳、胡滨著的《洋务运动史》则认为，不应把当时外交活动包括在洋务运动的范围内。其理由是：“洋务”和“洋务运动”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洋务”系“夷务”递嬗而来，最初专指外交，嗣后随着与洋人交涉事务的不断增多，其内容才扩至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堂、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等等；而作为一种运动，则有所专指，它只包括属于内政范围的“富国强兵”的种种措施，诸如兴办军事工业、民用企业、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建立海军舰队等等，而不包括一般的外交活动。
洋务运动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地主阶级开明派或改革派的改良主义运动或救亡运动。它的作用大致有：
（1）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
（2）洋务运动是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重要途径。
（3）洋务运动是民族觉醒和低层次的体现。
（4）洋务运动也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向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洋务运动一般以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起点，迄于1895年“公车上书”为终点，前后长达35年之久，是一次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
洋务运动，又称“同光新政”，它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1～1873年），晚清政府因全力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急需用新式武器来装备反动军队。1860年10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廷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屈服，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重大作用，认识到要保持晚清的封建统治，必须在军事上和工业技术等方面，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创办新式军事工业。
这一阶段，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工业有：1861年曾国藩建立的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设立的上海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李鸿章又创办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又名尾船政局）；1867年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1869年左宗棠先后创办西安、兰州机器局等。
洋务派是晚清当权派中有势力的一个集团，在中枢有恭亲王奕讠斤、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在地方有督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
主持洋务的机构为1861年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构的地位相当于军机处，成为凌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上的专办洋务的内阁。开始设立时，就是为了“军务”，也就是联合外国列强的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力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增加，又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营口、天津、烟台三个口岸山东以南各口岸，包括长江上的几个口岸归南洋大臣管理。南洋大臣一向由两江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洋、北洋大臣不仅办理通商事务，也要就事办理其他各项对外事务；光绪初年起，还负责督办南洋和北洋的海防事宜。
第二阶段（1874～1885年），这个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入侵台湾，英国在烟台谈判中的讹诈，中俄伊犁交涉的波折，一直到震动远东的中法战争，边疆危机纷至沓来。清廷为了应付来自外部的危机，购买更多的军舰与枪炮，部署沿海的防务，筹建海军与重视留学生的派遣工作。1874～1885年间，晚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美、法购买大小舰艇39艘，建立了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为主力的北洋舰队，1885年新设了海军衙门。
新式的防务体系，需要大量的经费、技术、人才与新式的后勤支援，因此，清廷也开始经营和提倡采矿、运输、电信、教育等事业，开始生产民用品（如采矿）和提供民用服务（如运输、电信）；并且，为了解决经费和管理上的困难，还在非军事部门内吸收了私人投资或鼓励私人经营。在“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形式下，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向资产阶级转化。在这些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热河平泉铜矿、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等。
第三阶段（1886～1895年），这个时期，边疆危机略有缓和之势，而贸易危机又接踵而至。从1885年到1894年的10年间，对外贸易总额达22亿两白银，入超达2.6亿两而清廷每年财政收入不过7000万两左右。洋纱洋布像决堤的狂潮一样，冲刷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被抛入破产的深渊。经济领域中的残酷竞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一部分从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郑观应等人响起了“商战”的呼声，晚清政府也企图从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中捞回一点利益，于是，洋务运动的重点，从军事工业的“求强”转移到民用企业的“求富”方面。
这个时期，为庆贺慈禧六十诞辰，海军经费已移拨给颐和园修建工程，海军建设已基本上停顿，军事项目退居次要地位，纺织、铁路、炼钢成了最重要的项目。李鸿章大力创建津榆铁路（天津至山海关）以及开采漠河金矿、开办华盛纱厂等等。张之洞在湖北武汉忙碌地搞出一个“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其中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汉阳枪炮厂，以及纱、布、丝、麻四个轻工业工厂。
从同治末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洋务运动共创办企业20多个，其中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吸收了一部分买办、地主、商人的资金；它对建立与发展近代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垄断，均有积极作用。
创业艰难。35年的洋务运动，反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演变的特殊环境、特殊道路。洋务派举办的洋务，夹杂着许多黑暗、污垢，但毕竟建立了一批近代厂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
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
二、洋务思潮与“中体西用”的传播思想
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开明派或改革派、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即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冯桂芬、容闳等人）共同参与、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内容，可用“借法自强”四字来概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它的理论基础。
（一）时局观与“借法自强”的传播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300年来未有的社会大变动，1865年李鸿章复朱久香学使信中说：“外国狂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目其见胥耶？”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再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如今，又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世变之亟，难以预料。洋务思想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心是学习外国的军工制造及其科学技术。70年代至中法战争期间，学习西方的内容已从狭隘的军工制造扩展到工、矿、交通等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已感觉到工商立国的重要，并开始接触到西方的议会制度的问题。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时期，发展民族经济仍是重要议题，并突破了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洋务派的“借法自强”思想，表现了对世界形势与中外时局的清醒的认识，抛弃了“天朝上国”、“华夏蛮夷”的传统观念，承认华、洋并列，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比中国优越的地方，足资取法，有学习西方，迎头赶上的必要。
（二）“中体西用”的传播思想
“中体西用”说是晚清学术界评价、传播中西文化最为流行的说法。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重道、西学重器”，“中学形而上、西学形而下”等多种说法。最早涉及这一课题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成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对西方国家“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他还提出一条兴办洋务的宗旨，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宗旨，不仅成为兴办洋务的指导思想，而且成为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滥觞。以后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最早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法的是沈毓桂，他在1895年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文中写道：“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讨论这一问题最为集中，影响最广，所以论者常将“中体西用”与张之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说到“中体西用”，仿佛成了张之洞的代名词。
按照中国传统哲学解释，“体”、“用”这对命题，可作主要与次要、本质与现象、实体与属性、内容与形式、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等多种解释。晚清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角度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品评中西文化的高下。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源也。”。其二是讨论吸收西方文化的原则。孙家鼐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时说：“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是从这个角度立言的。“中体西用”论始于19世纪60年代，盛行于19世纪90年代。从历史渊源来说，它的提出虽出自张之洞之口，但其发端却是改革派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这一思想体系的人，当外国侵略者严重威胁中“体”时，就“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维护这个“体”。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起兴办民用企业和筹建海防就属于这种情况。当农民起义威胁“体”严重时，则“师夷长技”制农民来维护这个“体”。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发生时就是这种情况。
从中西文化交流来看，“中体西用”论是作为调和中西文化冲突，企图融合两种文化的一种理论而出现的。初期的作用主要是在“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将西方文化合法化。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要容纳若干资本主义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外，一时还不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在中国是落不了户的。“中体西用”是经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阐发而成为洋务派的指导思想的。在实践过程中，“西学为用”是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作为洋务思潮总纲的“中体西用”论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双重性质，本质上是矛盾的，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两者又是可以共容的。洋务思潮发生时，主要问题是中国士大夫“昧于章句之学”，极力反对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学书籍。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主要是用以对付顽固派“以夷变夏”的攻击，以保障“采西学”的顺利进行。近代“中学和西学的撞击、融会是一个被动、痛苦而曲折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中体西用”论经历过一个从积极、进步走向消极、反动的过程而否定它最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革新作用。
（三）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观念的分歧
在洋务运动发生过程中，对“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加以反对、批评的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顽固派的攻讦，二是早期及后期维新派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