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良派的目标，是要渐进地、和平地、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在晚清，包括早期维新派王韬、郑观应等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也包括戊戌政变后的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宣传立宪的《大公报》英敛之等人。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早期维新派起过进步作用，保皇派起过阻挠历史的作用，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
王韬报业活动及其传播思想
王韬是我国早期亲身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报刊印刷企业具有实业家身份的报人、政论家。
一、王韬其人及其办报事业
王韬（1828～1897年），江苏苏州人，初名利宾，学名瀚，字兰卿，一字女赖今。1828年11月10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一个秀才家中。1845年中秀才，1846年赴南京应乡试未中，在陈墓镇设馆授徒，教书为主。
其父王昌桂，字肯堂，是一位以教书为生的秀才，1847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助传教士麦都思翻译第一部官话《圣经》。1849年，王昌桂病逝后，子继父业，王韬到上海墨海书馆帮助麦都思译《圣经》，与艾约瑟、伟烈亚力等英国传教士合作13年，参与编译《格致西学提要》、《瀛壖杂志》等书刊。1857年协助出版上海最早中文杂志《六合丛谈》月刊，开始了办报生涯。1862年2月4日，因化名黄畹条陈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建议攻打上海，遭清政府通缉，同年10月化装潜逃香港，改名韬，字仲弢、子潜、紫诠，号天南遁叟，别署弢园老民、遁窟废民、欧西寓公等。
在香港生活22年中，除从事著述、翻译与办报活动外，还两次出国游历。初入英华书院，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将中国的《中国经典》译成英文。从1863年起，相继完成《尚书》、《诗经》、《左传》、《礼记》、《竹书纪年》等译成英文的工作。1865年，应聘主编英国人罗郎创办的《近事编录》。1867～1870年，应理雅各邀，王韬离港赴英国，至苏格兰助译《易经》；途经意大利、马赛、里昂、巴黎，在伦敦游览，在牛津大学发表讨论中西文化优劣的演说，会见了威妥玛、李泰国等朋友，在爱丁堡大学参观时被称为中国学士；在杜拉见北极景色。此行在清“蒲安臣使团”初使西欧之先，作为“访问学者”，王韬也是晚清第一人。异国的风土民情，固然使他大开眼界，而刚刚经历产业革命和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留给他的印象更深。
1870年3月返回香港。1871年，他编译出版的《普法战纪》，在国内与日本都引起轰动，那时曾国藩想罗致他入两江总督府，但因曾于次年病逝作罢。1872年，理雅各因退休离港返英国，将他所创办的伦敦布道会香港印刷所，以1万银元出让给王韬与黄胜改办中华印务总局。1874年2月4日，王韬、黄胜、温清溪集资创办我国第一份政论报纸香港《循环日报》，王韬任主笔，主持笔政达十年之久。1879年，寺田宏、重野安绎等一批日本名流邀请王韬访日两个月，行程中两次途经上海，受到盛宣怀等人接待；在日本，又受到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的殷勤照拂。这都表明他在清廷官员眼中已不再是“逆犯”，而是必须结纳的在野文人。这次访日，留下一部《扶桑游记》。
1883年，王韬将部分政论文章汇编成《弢园文录外编》一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1884年4月，获李鸿章默许，王韬返回上海定居。格致书院选举他为掌院，《万国公报》聘他为特约选稿人，《申报》聘他为编纂主任，唐景星、郑观应还在轮船招商局为他造册，挂名支取生活费。1885年，自办木活字印书馆弢园书局。1893年，经郑观应介绍（一说陆皓东），孙中山得以拜见王韬，王韬亲笔为孙修改《上李鸿章书》，推荐到《万国公报》发表。1895年，英商汉壁礼回国，捐银600两，委托广学会以《何为当今中国变务之急》为题，征文全国，王韬任评委主任，给了康有为末奖。返沪后，仍为《申报》、《万国公报》等撰稿。1897年秋，病逝于上海城西草堂。著作有《遁窟谰言》、《弢园文集》、《翁牖余谈》、《扶桑游记》、《普法战纪》、《淞滨闲话》等40余种书籍。
王韬是位多产作家。他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文人，靠当书刊编辑、翻译、出版商、报纸主笔谋生。据《弢园著述总目》称：王韬60岁前，已刻未刻著作36种；《弢园老民自传》列53岁前26种著作，其中4种不见于《弢园著述总目》，合于他63岁时《序〈剑华堂续罪言〉》一文所称“40余种”。
还有一些王韬本人未登录的著作，例如纽约公共图书馆藏有理雅各、王韬合译《中国经典》的副产品：《周易集释》、《礼记集释》、《毛诗集释》。还有王韬返沪定居后（1890年10月～1894年1月）以“天南遁叟”等笔名为《万国公报》所写的17篇政论文章。此外，王韬早年在沪工作时记的12年日记。
王韬的理想是“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就是说越到晚年，就越希望人们承认他确是如孔夫子那样的当世圣人。他的著作可分为两类，著名的报刊评论、政论文章确立了他的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地位；大量的笔记、小说、游记，被认为具有文学价值。他的译作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及性的，他所译介的西学，既有声光电化、天文历算的自然科学，如《西国天学源流》、《光学图说》、《格致新学提纲》等，亦有历史地理、商贸经济的社会科学，如《华英通商事略》、《西事凡》、《法国志略》等。一类是经典性的，如他与麦都思把西方的《圣经》译成中文；他与理雅各合作，把中国经典的《书经》、《诗经》、《易经》、《礼记》、《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等译成英文，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方面架起一座桥梁。
二、王韬的政治传播思想
（一）对“洋务”的看法
19世纪60～90年代，南北洋通商大臣、两广、两江、湖广、闽浙总督都在轰轰烈烈搞洋务，办军工厂，开办民用企业，在物质器具层向西方学习。
王韬认为，“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防、讲火器、制舟舰，以竭其长，终不能与泰西诸国并驾而齐驱。顾此其外焉者也，所谓末也。至内焉者，仍当由我中国之政治，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固己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故昔时患在不变，而今时又患在陡变”。王韬对洋务派的造兵舰、制枪炮的“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坚船利炮，批评为“徒袭皮毛”。“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
王韬认为，“欲明洋务，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西人凡于政事，无论巨细，悉载日报，欲知洋务，先将其所载各条一一译出，日积月累，自然渐知其深，而彼无遁情”。了解洋务，要多译外国有用之书报，培养外语人才。学习西法，要改变文武取土制度，改变科举制度。王韬提出，“武废弓石，而分为水陆两途；文废时文，而分数途以拔取”，“如是，方不至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
（二）对“变法”的看法
《易》曰：“究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为了救亡图存，王韬主张变法自强。“今日之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
怎样取士？王韬认为，“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废除无用的八股文，可分为教悌贤良、孝廉方正、德著行修、茂才异等由乡举里选；对经学、史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舆图、格致、天算、律例、辩论时事、直言极谏等10科进行文科考试。“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倖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怎样练兵？“陆营必废弓矛，水师必废艇舶；而一以枪炮为先，轮船为尚，然后兵可强也”。“陆营水师之练兵，一以西法为南针，必使其心志定，步伐齐，队伍肃，常若临大敌而可用也。”怎样办校？“必学立艺成而后可出也”。一曰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二曰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此外，则有武备院、系术院，用以教武科营民间，使之各成其才。
怎样废律例之繁文而用律例之精意？王韬主张“今天下之所谓吏者，必尽行裁撤而后可”，“举二百余年来牢不可破之积习，悉一扫而空之。而以为士之明习律例者，以充其任。”“凡昔日之拘文牵义，以一字为重轻，借片言为轩轾，得以上下其手者，悉付之于一炬而后大快”。
（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王韬认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要去塞求通，沟通上下。“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欧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民为邦本，要治民而不能殃民。“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必强。察其疴癢而煦其疾痛，民之与官有如子弟之于父兄，则境无不治矣”。
（四）君民共治，上海相通
王韬十分崇拜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王韬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一曰“君主之国”，如俄罗斯、普鲁士等，即君主专制国家，“一人主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一曰民主之国，如瑞士、美利坚，即共和立宪国家。“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领但听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吉利、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即君主立宪国家。“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这三种政治制度，如果让中国选择，王韬认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王韬向往君主立宪政治，认为君主立宪与中国三代遗风相似，能上下相通，君民共治。
三、王韬的新闻传播思想
（一）“日报立言，义切尊王”
王韬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又是爱国报人。他不讳言他的办报目的：“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表明他身在港英心在北京，办日报可以为尊王“立言”，希望通过办报既唤起民众抵御外国的侵略，又能向西方学习，进行维新变法。他的思想，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有相同的一面，“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显然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相通；而不同之处在于王韬比较直接而深切地认识到近代报纸的巨大功能，他要借“日报立言，义切尊王”，情殷敌忾，救亡图存。
（二）省会城办新报有三大益
王韬主张中国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政府创办新报好处不少，“一曰知地方机宜也，雨之不时，盗贼之多寡，政事之利弊，民不尽报之州县，州县不尽报之上司。有新报则无不知之矣”。“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禀辞出于状师，批语出于僚幕，成狱之词由于胥吏之慎砌，则曲直易淆矣。若大案所关，命采访新报之人得入衙观审，尽录两造供词及榜掠之状，则虽不参论断，而州县不敢模糊矣”。“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座其姑，甚或骨肉乖离，友朋相许，涛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矣”。
（三）“通外情于内，达内情于外”
去塞求通，沟通中外。王韬一面主张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翻译外文报刊的专门机构，“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其要略译以华文，寄至总理衙门”，以为制订外交方略的参考。一面建议开设“西文报馆”，开展对外宣传。遇有外事交涉，及时论列是非，“备述其颠末，而曲直自见”；使外国侵略者不得“逞其鬼蜮”。
（四）主笔要秉笔公正，直陈时事
王韬主张报纸言论要“直陈时事，无所忌讳”，“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其言之而可采也，则同于葑菲之不遗；其言之而无足采也，则同于刍狗之可弃，无所谓讪谤也”。王韬心目中的报纸偶像，是“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言以为准则，盖主笔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
报纸立论要公平，居心要诚正，“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王韬提出，报纸的主笔应该是知识广博的“通才”，“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对于当时新闻界“挟私讦人，自快其忿”的不道德行为，“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新闻要真实，要防止“采访失实，记载多夸”之弊。王韬还主张报章文字纪事述情，要“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
《盛世危言》与郑观应的传播观
一、郑观应的买办道路
郑观应（1841～1921年），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晚年自号罗浮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郑观应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而又值得评议的近代人物。他是一位买办出身的民族资本家，由洋务派转变而成的早期维新思想家。
出身于小地主士人世家。祖父郑鸣岐是一位“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的普通文人，父郑文瑞长期作村塾师，终身未获功名。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等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和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他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做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
郑观应幼承庭训，攻读四书五经。16岁那年应童子试名落孙山后，他即奉严命，赴沪学经商，走上了当买办的道路。
1858年（咸丰八年），他只身离开故乡，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边当听差，边习英文，为今后的商务与学习打下了外语的基础。1859年，在曾寄圃、徐钰亭、徐润等人的举荐下，进入当时在沪也属一流的宝顺洋行当低级雇员，担任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的工作；公务之暇，他还自费进传教士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院读夜校，继续学习英语。在宝顺期间，他为洋行开辟了江西、福州等处揽载行，还投资加入中外商人合办的公正轮船公司，成了一名真正的买办。
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改任和生祥茶栈通事，代两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营荣泰驳船公司。1872年和生祥茶栈停业后，他又当上了扬州宝记盐务总理。这时的郑观应不仅是个腰缠万贯的富翁，而且还是见多识广的企业经营家。
1873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创立后，力邀郑主持公司业务，1874年2月，郑出任太古的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务。由于郑的经营有方，在首期合同的3年之中，公司获利甚丰，又与他续了为期5年的合同。
